第十二章 我在“八·一三”

１９３６年，我在杭州警官學校當指導員，日本發生了“二·二六”事變，日本皇道派偷襲了日本首相，把外交大臣、財政大臣殺死了。這時，戴笠到了杭州，見到我說：“日本人很快就要打中國了，我們校長已經有個１０年計劃，要把我們自己的軍隊整理好，辦這個警官學校，就是要把情報隊伍搞好。要搞１０年，準備跟日本人打。現在我們中國這個破破爛爛的隊伍，打日本人是打不贏的。”戴笠還說：“現在我們在上海、江陰、無錫這些地方，修馬其諾防線。從上海到蘇州一直到南京，都修馬其諾防線。”我聽了這些情況，也不太懂。有一天晚上，戴笠又從南京來了，他向我提個問題：“文學家啊，你當這個大隊指導員，你認為行不行呢？”“還適宜。”我又說：“雨農先生，日本發生政變，他們偷襲首相，把財政大臣都殺掉了，這個政變搞得很厲害呀，這個少壯派將來會成為我們的大敵。”戴笠說：“你這個人很能幹，看問題看得很高，我想要成立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會’，你看怎麼樣？”“噢”，我說：“成立日本問題研究會呀？現在報紙上不是登了嗎？日本的皇道派搞政變，就是為了打中國。”戴笠說：“現在皇道派勝利了。校長的１０年計劃還沒有完成呢，日本就要動手了。我想請你專門研究日本問題。”“我還沒有做過這樣的大事呢。不過，我們這裡政治教官和日文教官都有。”“我看你能力夠。研究日本問題，我這裡有兩個人，一個是龔德伯，他經常寫文章，一個在我們校長身旁，叫王芃生。他們兩個是研究日本問題的，你一出來，我就有第三個了。”我說：“他們都是專家，在日本留學多年，我怎麼能跟他們比，成為第三個人呢？我只能跟他們做學生。”“你先起草一個辦法，第一要有個名稱。”戴笠說。我想了想：“名字就叫‘日本問題研究會’，基本成員呢，是我們警官學校的教官。”戴笠表示同意：“對對對，就這樣定了。”我問“還要經過一些什麼手續呢？”他說：“我告訴參謀總長程潛，在他那裡立案，我已經跟他商量了，他說人選問題最好是那個文強。參謀總長講他願意由一個黃埔學生負責研究日本問題，我對參謀總長說，我這個警官學校里，英、日、法、德十幾個國家的教官都有，研究日本沒有問題。對了，你這個‘日本問題研究會’也搞些外國人參加，有一個德文教官，是個女的，很能幹，還有個王作化，是日本畢業的，對日本最熟悉了。你以他們作基礎。你擔任會長。”後來，戴笠的秘書長也跟我講：“戴老闆看中你呀，他先已經跟我們講了，要你研究日本問題，你不要失掉這個機會，學問一鑽進去了，你就可以成為專家了。”我在警官學校里發動當教官的黃埔學生，自願參加“日本問題研究會”，結果大家都願意加入。於是，我當了“日本問題研究會”會長。“日本問題研究會”成立後不久，南京成立了一個警官學校，浙江省杭州市警官學校撤銷，併入南京中央警校。當時我在西湖邊遇到程潛，他要我到他那裡做事，後來見到戴笠在杭州警校工作，也一直與程潛保持聯繫。這時兩個警校合併，我到了南京，就去看望程頌公，對程頌公說兩個警校合併了。程頌公對我講：“現在我們軍隊的情報制度，應該改變。我這裡要辦一個訓練班。甲種訓練班專門管作戰，乙種訓練班專門管情報。這是學德國的。我這個訓練班教官的名單上有你。你現在是個什麼官階啊？”“我在警官學校沒有定官階，發的工資是每月１５０塊錢，相當中校。”他說：“工資太低了，給你個上校軍銜。按軍事方面規定，上校就是高級參謀了，這樣你就可以隨時見我了，怎麼樣？”“那我當然高興了。我的上司是什麼官銜呢？”“你的上司是第五處處長鄭介民，還是個少將呢，教導主任是余樂醒（沈醉的姐夫），是個上校。”這樣，我到南京當了參謀本部的乙種訓練班的訓政主任。我一到差，嗬，看到很多中校、上校，包括留過學的，都調來在訓練班受訓。程潛到訓練班來視察，我跟程頌公講，我另外還有一個任務。”“什麼任務啊？”程潛問。我說：“我在杭州警校成立了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會，雨農先生讓我做會長。現在我到了你這裡，其餘的人都到了南京警校，這個研究會擺在哪裡呢？”“哎”，程潛說：“就在我這裡嘛。我派幾個人來加入你這個會。”“我們這個會放在你這裡，我們不夠格呀。”他說：“你不夠格，我也不夠格嗎？有我在這裡還有什麼問題嗎？”我就把日本問題研究會搬到了參謀本部，程潛把戴笠推薦的龔德伯和王文生也找來了，我就拜他們為老師，讓他們介紹我讀些什麼書。８月１３日這一天，日本人用飛機轟炸南京，上海也打起來了。在這之前，日本人跑到我們在上海修的飛機場去搗亂，那些日本人欺負中國人，開槍打中國人，我們馬上打長途電話到南京去，說日本人到我們飛機場了，還開槍打我們的人，問怎麼辦，蔣介石下命令說：“他打，我們也打！”我們的部隊就把日本人打掉了。日本人說是中國人先打的，把罪名安在中國人身上。實際上是日本人先打中國人，他認為中國人不敢打他，但是我們打了！打死了好多日本人，丟到海里去了！就這樣，第二天日本人就炸南京，炸南京後，在上海就打起來了。日本人首先打上海的白龍港，白龍港是上海浦東的一個小島。他們要在白龍港登陸，打入上海。我們有最大的兵艦防守在白龍港，日本人沒有得逞，每次一打，都失敗了。日本人沒有辦法在白龍港登陸了。這個戰爭打了好久，我們動用了７０個師，約７０萬人上陣。從“八·一三”開始，中國跟日本打了三個月，蔣介石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來了，把在美國訓練的教導總團也拿出來了，胡宗南的部隊也調到上海，連廣西、貴州、四川、雲南這些部隊都參加打了。這時我在程潛的參謀本部，是上校參謀，程潛對我說：“八·一三”戰爭爆發了，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了。中日戰爭不知要打多少年，訓練班停辦（這個訓練班只辦了三期），所有受訓人員都回部隊去。派你到上海，你這個參謀呢，跑各個高級司令部，張治中、張發奎、顧祝同等所有這些高級將領你都要認識，特別要熟悉他們的參謀長和情報主任，你的任務是把每天的戰況整理一份，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程潛是參謀總長，他需要了解戰況。他說：“你整理戰報的時候，整理三份，一份送給委員長（蔣介石），一份送給我，另外一份送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免得我們再來整理，要爭取時間。”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心情豪壯，寫下一首詩：“八·一三” 奉調上海奉調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戰滬江邊。男兒愛國爭先死，護士扶傷競向前。但願國生寧我死，豈容家破乞人憐。朝朝苦戰連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我每天坐着我那輛汽車，跑各個高級司令部，到各個高級司令部收集戰況，回來整理。送到南京最早的戰報就是我的，每天晚上９點鐘以前，我的電報就到了。參謀總長程潛要求我：每份戰報整理三份，一份送蔣介石，使他最先看到。第二份送給程潛，再送一份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後來程潛說，我報的戰報最實在，有些戰報搞到晚上幾點還報不到，還有些戰報都是假的。這些高級司令部里都有我在情報訓練班時的學生，其中有的是上校，有的是中校，也有還是少校的，他們很尊重我，喊我老師。一次，我去浦東，浦東防守司令是張發奎。我去的時候正趕上吃飯時間，我一走進食堂，軍官們就站起來圍住我，都叫我老師，張發奎看到好多人起來圍住我，喊我老師，覺得很奇怪：“哎，我這個司令部里怎麼有你這麼多學生呢？”那些軍官說：“他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參加參謀業務訓練班時，他是我們的老師。文老師很有學問，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張發奎就高興了，“哎呀”，他說，“我跟你只見過兩次哪，我看見你的那個衣服穿得很文雅，我還不曉得你是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後來，我跟張發奎成為朋友啦。吃飯的時候，張發奎說，“你是高級參謀，你給我參謀參謀，我在這裡守浦東，恐怕守不住，浦東第一站是川沙，第二站是南匯，第三站是奉賢，第四站是金山衛，一直到杭州灣，我防守這樣長的一條戰線，蜘蛛網一樣的小港小河多得很，不曉得日本人在什麼地方登陸，你是本部來的高級參謀，你回去向上面匯報，要上面來人做個地形調查。”我說：“這個問題我帶回去，跟戴雨農先生商量商量。”回去後，我打了個電話給程潛匯報這件事，程潛說：“浦東一直到杭州灣的地理環境連我們自己都不了解，張發奎守浦東怎麼守呢？日本人一登陸就糟了，把後路就切斷了。哎，你是高級參謀，你們去張發奎那裡調查一下。”我說：“這不是一句話的事情，先要有個計劃，才能去調查，沒有計劃怎麼調查啊？”“你做個計劃，沿途調查，張治中、顧祝同的部隊都在那裡，你去找他們。”“你上面不發命令，他們能聽我的嗎？上面要發命令給他們。還有，要戴雨農先生出來，讓他領頭，這個事情才能辦好。”程潛說：“好吧，我請示委員長，讓他下命令。”委員長的命令下來了，戴笠急急忙忙把我找去，讓我從川沙、南匯、奉賢、金山衛，一直到杭州灣，把這些地方的地形條件調查清楚。他說：“特別要注意哪些是硬灘，哪些是軟灘，硬灘可能是日本人會登陸的地方，軟灘日本人上不來。”還特別要注意川沙的白龍港，那裡水深，能停大兵艦。我跟戴笠商量，把余樂醒叫來，他當主任，我當副主任，帶十幾個參謀，就把這個事情辦好了。臨走的時候，我對戴笠提出要找個熟悉情況、熟悉地形的人給我們帶路。戴笠想了想：“除了朱學范，沒有第二個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這樣把朱學范找來，朱學范一來就跟我講，杜先生（杜月笙）是最熟悉浦東情況的人，他會告訴我們一些情況。我說那也行，去見見面。在浦東，我們一路日以繼夜地調查，爭取早些搞完。川沙、南匯和奉賢都是軟灘，測量的竿子插下去到不了底，都是爛泥。到了金山衛，縣政府和當地老百姓都來了，說古時日本海盜就是在這個地方登陸的。再從金山衛過去，又是軟灘了。完成任務後，我寫調查報告，建議在金山衛那裡要增兵防守，特別要增調強有力的炮兵部隊協助陸軍防守，蔣介石批准了。實際上，金山衛並沒有重兵防守，也沒有派炮兵部隊，只派了東北軍一個師的兵力。１１月１５日，日本人在金山衛登陸，東北軍的那個師也怕死，把金山衛放棄了。日本人一上來，就控制了青浦、松江，上海的退路切斷了。我從“八·一三”那天到差，一直到日本人１１月１５日從金山衛登陸，我才離開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