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之子與他的古典“水域文學” ——論曹文軒的文學世界 

原創 2016-04-05 徐妍 南方文壇

曹文軒

徐妍

本文載於《南方文壇》2015年第4期。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以“地“之子為敘述者的現實主義文學與以“火”之子為敘述者的現代主義文學一直居於主流位置。與此同時，以“水”之子為敘述者的古典主義文學則不僅始終處於邊緣化地位，而且被牽強地歸屬於“鄉土文學”的類別之下。事實上，古典主義文學雖然兼容了現實主義手法與現代主義意蘊，但其所信仰的“以美育代宗教”【1】的文學觀念卻與二者存在根本差異。所以，中國古典主義作家常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難以歸類的群落。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現當代名家姑且不說，單說當代學者型作家曹文軒就是典型例證。在一般意義上，曹文軒的確是新時期以來具有世界影響的著名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可他並不是典型意義的兒童文學作家。更確切地說，曹文軒以“水”之子的敘述者身份所創作的成長小說、幻想小說、童話、隨筆等多種文體不僅接續了如潛流一般邊緣化存在的中國古典主義文學流脈，而且突圍於中國現實主義與西方現代主義兩大主流文學，進而建立了獨屬於他自己的古典“水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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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子：被“水”長養的別樣作家

曹文軒出生並成長在江蘇鹽城的水鄉。直到1974年他二十歲時成為北京大學學生前，他一直居住在水邊。水鄉與童年的關係正如他多年後的追憶：“我家住在家門前一條大河的河邊上。莊上人家也都沿着河邊住。”【2】在這看似波瀾不驚的淡然語調里，充溢着一位“水”之子在多年以後回望“水”之鄉時欲說還休的深厚情感。仔細體味，其中有感恩的意味兒，也有宿命的成分。這種纏繞在一起的對水的隱秘情感，可能正是進入曹文軒其人、其文的精神語碼。真可謂：對於曹文軒而言，一切盡在“水”之中。進一步說，他的童年，他的個性、他的文字、他的作品、他的審美趣味、他的文學理想、他的孤獨寂寞、他的執拗堅韌無不因“水”而生，伴“水”同行。特別是，他對現實主義過於拘泥於“現實”的警惕，對現代主義所主張的“惡”與“髒”的美學的拒絕，都源自一位“水”之子的生命哲學。

也正是由於“水”的長養，曹文軒獲得了恆久的生命依託，並誕生為“水”之子這一別樣作家。何謂“別樣”？與眾不同者。不被“潮流”裹挾的人。沿“水”邊逆流而上的人。  

  我們需要回溯曹文軒誕生為“水”之子的別樣創作歷程。

新時期八十年代初期，曹文軒開始了他的“水域文學”創作。那個如萌蕾般粘連而苦澀又芳香的水鄉，因他的追憶而重新復活。從1983年到1989年，曹文軒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兒童視角的“成長小說”：中篇小說《沒有角的牛》（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年版）、長篇小說《古老的圍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短篇小說集《雲霧中的古堡》（重慶出版社1986版）、短篇小說集《啞牛》（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年版）、短篇小說集《暮色籠罩的祠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88版）、短篇小說集《憂鬱的田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成長小說” 作為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重要一脈，被著名的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不斷探索。亨利·菲爾丁、馬克·吐溫、海明威、塞林格、傑克·凱魯亞克等西方作家都創作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成長小說”。但如果仔細閱讀八十年代曹文軒的成長小說，不難發現：曹文軒並沒有沿用西方成長小說所隸屬的現代主義的人物塑造原則，也沒有遵循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所隸屬的現實主義的典型論創作方法，而是將“成長小說”的根莖深植在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所探索的中國古典主義文學流脈中。然而，在八十年代，中國當代主流文學是由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所交替領銜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情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等一撥兒一撥兒的文學潮流所構成，而曹文軒的“成長小說”顯然游離於各種“潮流”之外。換言之，當八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集體地講述時代激變時，曹文軒卻開始建立起獨屬於一位“水”之子的 “水域文學”。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當代文學更加變幻莫測。“家族小說”、“現實主義衝擊波”、女性“私人寫作”、王朔現象、王小波現象、二月河式的歷史題材寫作等等令人眩暈的小說潮流，儘管局部開花，但都歸屬於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的旗幟下。然而，“水”之子的根性記憶卻給予了曹文軒堅韌、安靜的個性。他照例一面研究小說，一面繼續致力於“水域文學”的建立。從1991年到1993年，他出版和發表了如下代表作品：長篇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版；台灣民生報社，1994年版）；短篇小說集《綠色的柵欄》（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短篇小說集《紅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這些作品表明：曹文軒在創作短篇體裁的成長小說之時，已經向長篇成長小說進發了。1993年，思想界發起了“人文主義精神”大討論，很快潰散。隨後，文學的市場化，大眾化在中國當代文學界的論爭中興起。值此之時，曹文軒自1993年10月起赴東京大學任教十八個月。這十八個月，對於曹文軒的文學創作至關重要。即：“水”之子因旅日生活而重新誕生。那麼，曹文軒將誕生出怎樣的一個新我？這不是一個能夠說得清楚的事情。因為這誕生的過程，充滿了太多令他意想不到的生命奇蹟。比如：他的目光從中國當代文學以往的“直視”與“橫掃”改變為“凝視”和“一瞥”。特別是，經由旅日生活，那一徑發源於蘇北水鄉的“水域文學”不再僅僅流淌在中國古典主義的河道內，還匯入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清少納言、安房直子等日本文學唯美主義文學的水流。此後，曹文軒文學世界的語言風格更為細膩、靜謐、優雅、唯美。特別是，古典美感，作為對抗現代主義“惡”與“髒”的審美思想在旅日時期就萌生了。這樣，待曹文軒於1995年春夏之交回國後，他沒有如許多中國當代作家那樣從傳統現實主義的過往主潮中掙脫出來，或奮不顧身地投入到各種現實主義的潮流中去，或縱身一躍加入到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旗幟下，而是仍然堅持中國古典主義的美學精神。從1994年到1999年，曹文軒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紅葫蘆》（台灣民生報社，1994年版）；中短篇小說集《埋在雪下的小屋》（台灣國際少年村，1994年版）；短篇小說集《薔薇谷》（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1996年版）；短篇小說集《三角地》（台灣民生報社，1997年版）；短篇小說集《大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長篇小說《草房子》（江蘇少兒出版社，1997年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版）；長篇小說《紅瓦》（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長篇小說《根鳥》（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上述作品，準確無誤地傳遞出：曹文軒抵達了他“水”之子所講述的“水域文學”的一個大成期。其標誌有三：其一，在文學的深處，誕生了“水”之子的天堂、人類的故鄉——水邊的“油麻地”這一極具中國古典主義美學精神的核心意象；其二，曹文軒不僅成果豐碩，代表作雲集，而且誕生了深具古典主義美學風格的大成之作——《草房子》和《紅瓦》。其中，《草房子》創造了中國新時期文學暢銷書與暢銷書品格兼具的神話——迄今為止，它已經超過了160刷。其三，曹文軒小說的影響力已經發展到台灣和韓國，其中《紅瓦》中的《染坊之子》一章已成為韓國中學教科書的讀本內容。

新世紀以後，曹文軒日漸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家。其作品在國外的影響力由日、韓擴大到歐、美，在國內的影響力更是如日中天。2003年初，作家出版社以 “學者型作家”之“品牌”推出了他的九卷本文集。2010年秋，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樣以著名“學者型作家”之“品牌”出版了他的十四卷本文集。然而，他的大成期也是他的困惑期。如果說八十年代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化環境生成了他的“水域文學”，九十年代旅日經歷壯大了他的“水域文學”，那麼新世紀之後文化環境的失序難免不讓一位信奉古典主義的“水”之子產生更深的焦慮。這個源自故鄉油麻地的“水域文學”將流向哪裡？如何流動？中國古典主義文學如何介入現實？等等。當然，這些焦慮是逐漸鬱積起來的。新世紀初始，曹文軒仍然如一位“宅男”那樣照例守護安靜如水的日子：讀書之時，繼續寫下心得，便有了學術隨筆集《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教書之時，繼續研究小說，便有了小說研究的理論著作《小說門》和學術著作《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寫書之中，繼續回望水鄉，便有了長篇小說《細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他似乎並未因為新世界中國文壇興起了“底層文學”、“打工文學”、“歷史題材”等“潮流”而改變其“水域文學”的流向。但是，到了2004年，他“水域文學”的平靜被打破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強力影響嚴重地衝擊了一位古典主義者所信守的美與真相平衡的美學信念。為此，他背水一戰。其實，曹文軒在堅持古典主義美學精神的同時，亦與西方現代主義美學朝夕相處。他倒要看看如果兩種美學混合在一起，會產生什麼樣的氣味？是如榴蓮一樣濃烈的現代主義氣味，還是如檸檬一樣清新的古典主義氣味？ 2005年，長篇小說《青銅葵花》（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與長篇小說《天瓢》（長江文藝出版社）同年出版，既滿足了他如孩童一樣的好奇心，也實現了一位“水”之子的文學轉型。如果說《青銅葵花》是一部一如既往地以中國古典主義美學精神為內核的典型的成長小說，那麼《天瓢》則是一部存有太多解讀空間的作品。比如：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是否兼容？那一場場美輪美奐的雨水是否就是作者精神困境的隱喻？《天瓢》是否意味着他的文學創作至此已一無依傍？總之，曹文軒的“水域文學”行至《天瓢》，已經不再滿足於藉助“水”之子的純真視角對古典世界進行回溯，而且藉助於成人的複雜視角在現代世界中透視。《天瓢》之後，曹文軒或可以沿着《天瓢》的複雜性路徑而進入到一個與兒童視角下古典世界隔岸相望的成人現代世界。要知道，曹文軒對現代主義小說的觀念、手法是太熟悉不過了。而況，一部透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已經孕育好久了。然而，就在這個深度轉型的當口兒，圖書市場上兒童文學繁華中的危機凸顯出來。商業性的淺閱讀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兒童的閱讀生態。而在所有的讀者群中，還有誰會比兒童讀者更需要曹文軒呢？何況，曹文軒的兒童文學觀始終放置在現代性的視域下，確信“兒童文學承擔着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3】。為此，他再度將精力更集中地放置在“兒童文學”上。他的長篇系列幻想小說《大王書》（第一卷《黃琉璃》接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卷《紅紗燈》接力出版社2008年版）既實現了他期待好久的“大幻想文學”，也實現了與另一位西方經典文學作家托爾金的長篇幻想小說《魔戒》隔空對話。此後，他還創作了系列小說《我的兒子皮卡》《叮叮噹噹》以及優秀的具有經典品質的童話書。最近，曹文軒又創作了《麥子的嚎叫》《小尾巴》等多個短篇，再度證明了他的創作理念：優秀的文學作品，既是兒童的，也是成人的。

熟悉曹文軒的讀者，閉上眼睛，都能夠感知得到曹文軒作品中的語詞、意象、句子、故事、以及人物所能夠散發出的薄荷般的清涼氣味兒。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曹文軒是在用水邊的文字建立了獨屬於他自己的“水域文學”，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一個在水邊長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邊上的。”【4】當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並不缺乏以“水”為核心意象的文學世界。魯迅的小說《故鄉》和《社戲》便將兒童視角下的浙東水鄉風景想象為“人國”的未來世界。只是魯迅小說基於啟蒙使命的承擔常常往返於“水”、“陸”之間。廢名、沈從文、汪曾祺更是溯水而來，以“水”為源。但非常遺憾的是，由於特定歷史語境的限制，他們或在最好的年齡“封筆”於大成期，或復出時已逝去最好的年齡。曹文軒接續了魯迅《故鄉》和《社戲》所開創的“水域文學”流脈，且一直致力於探索獨屬於他自己的“水域文學”的詩學意義。即：在曹文軒的“水域文學”中，沉澱着他對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獨特理解。

上世紀八十年代，曹文軒的“水域文學”雖然沒有直接切入八十年代文學的潮流，但又無不透露出八十年代所特有的真誠，純淨、明亮、飽滿的時代氣息。不過，曹文軒的八十年代作品並沒有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那樣將歷史生活、現實生活徑直“帶入”作品，也未如“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那樣等直接將西方現代主義美學觀念植入作品。曹文軒選取的是的中國古典主義作家的處理方法：以小兒女的視角對歷史、對時代進行婉曲的詩性觀照。這樣，曹文軒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美學風格上既沒有投身於八十年代傷痛與狂歡的現實主義美學風格，也沒有認同於八十年代中後期酷虐的現代主義美學風格。無論八十年代的文學潮流如何變化，曹文軒八十年代的“水域文學”都依循他所心儀的中國古典主義美學風格的節奏、韻律、氣韻、境界而奏響自己的“江南小調”。所以，在曹文軒八十年代以的文學作品中，白柵欄、蘆葦盪、池塘、大水、白帆、細茶、阿雛、啞牛、海牛、香菱等等景物、人物和動物皆淡雅、清新。先看人物：作為成長小說，其主人公大多為俊逸的少男、輕靈的少女。特別是少女，純真、潔淨，周身散發着古典主義的柔美、高貴之氣。《憂鬱的田園》中的少女主人公細茶“穿一件人家姑娘出門做客才穿的白布褂，袖口輕輕往上只挽一道，然而一天活做下來，白布褂上都不沾一星污點。”顯然，細茶的形象描寫頗有廢名小說《竹林的故事》中的少女細竹的神韻，但增加了一種非比尋常的潔淨美感。再看風景：“密密匝匝的蘆葦，像滿地長出的一根根金條，一望無際。這裡的水綠得發藍，天空格外高闊。”（《白柵欄》）這蘆葦盪儼然是一個自然神的存在。真可謂：人物如風景，風景即人物，正如曹文軒所說：“小說中的人物是一棵樹”【5】。就連動物，也遍及古典主義美感。例如： “鴨們很乾淨，潔白如雪，如雲，如羊脂。一隻只都是金紅色的蹼、淡黃色的嘴，眼睛黑得像一團墨點。”（《泥鰍》）特別是，曹文軒八十年代作品還迴響着憂傷的旋律，即：中國古典主義的悲劇精神。進一步說，曹文軒八十年代作品的悲劇敘事主要接受了廢名、沈從文、汪曾祺作品中的宿命論，而沒有徑直地承接現實主義文學的社會、歷史因素。正因如此，當社會、歷史等因素成為過往雲煙後，曹文軒八十年代作品依舊具有揮之不去的韻味。如：《弓》講述的是天才小提琴家“我”因欲將收養的平庸少年黑豆培養為天才而遭遇的毀滅自身的宿命悲劇；《藍花》講述的是以哭喪為職業的銀橋奶奶的悲劇一生；《水下有座城》講述的是槐子哥在對夢想尋找過程中的宿命消失。這種對宿命的處理方式，可謂逾越了時間和國別。不過，曹文軒八十年代文學作品並非祛除歷史和社會的要素，而是選取了他特有的處理方式。即：在曹文軒八十年代文學作品中，成長小說猶如一脈漸行漸寬的河流，“歷史”則如佇立在河流兩岸的“遠山”，“現實”則如構築河流沿岸的“土地”，現實主義美學精神則如鋪墊河流的底色，古典主義美學精神如灌注河流的魂靈。這種種獨特的處理方式使得曹文軒八十年代作品反覆迴蕩着清幽的江南小調。

九十年代以後，曹文軒的“水域文學”雖然還保留着其八十年代作品中令人感動的純淨美感，但日漸增加了複雜的現代意蘊，其敘述美學由單純轉向渾厚。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九十年代以後，曹文軒的“水域文學”中那一脈安靜地向前流淌的古典主義水流遭遇了湍急地包抄過來的現代主義激流。雙方在曹文軒的“水域文學”的縱深處迎面相遇、相互博弈。結果是，曹文軒的九十年代作品非但不認同於當時中國主流文壇所青睞的現代主義的“審丑”主義文學觀念，反而更加確信中國古典主義所蘊藏的對文學、對人心的救贖力量，進而與中國主流文壇的文學觀念、文學行動形成了一種由差異到對抗的關係。不過，現代主義文學觀念對於曹文軒九十年代小說而言，並非沒有影響，反而構成了他九十年代作品的另一種參照。打個比喻說，現代主義文學觀念如隔岸燈火，反襯着此岸曹文軒九十年代作品中充溢着古典主義美學精神的靜水沉魚。正是基於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相互參照的對比美學，曹文軒九十年代作品才不斷加寬，加深。所以，九十年代以後，曹文軒除了一如既往地表現他“水域文學”中人性的高貴的一面，也開始凝視“人性的暗河”【6】了。這種微細的變化，在九十年代初期的短篇《泥鰍》與《田螺》中就有明顯表現。兩篇小說在展現人性良善一面的同時，並不掩飾人性的慾念。比如：十斤子和何九這兩個人物形象都增加了人性慾念的比重。而曹文軒九十年代初期的長篇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則可以理解為人性的本原——童真如何對抗人性的慾念的悲劇性過程。特別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曹文軒完成的最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草房子》、《紅瓦》和《根鳥》中，可謂全面拓寬了他的 “水域文學”的現代意蘊，實現了對古典主義的高貴美學與“人性的暗河”的雙向探索。《草房子》除了正面講述主人公桑桑從“小人兒”變成“人”的成長過程，還進入到禿鶴的人性“暗河”中。禿鶴是個禿子，時常遭到同學的嘲弄，被人踐踏尊嚴，故此他採用了報復的手段。同樣，《紅瓦》除了講述林冰的高貴美感，還講述了林冰等少年的不可預知的命運及隱秘的孤獨感。而《根鳥》中的少年根鳥，之所以踏上尋夢的漫漫旅途，正是為了戰勝那個籠罩“人性的暗河”中的孤獨感。那麼，人因何要命定遍嘗孤獨？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在現代社會中，“人性的暗河”使得人時刻缺少“一種堅實可靠的自主性身份感”【7】，而生命中最尷尬的事情就是在各種聯繫中個體將喪失自己的身份。由此而產生的恐懼就是所謂吞沒的恐懼。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再度“被拋”在沒有皈依的時代中，“人性的暗河”再度被現代主義文學缺少節制地釋放出來。但禿鶴、林冰、根鳥以及曹文軒小說中的諸多人物卻與現代主義小說中的人物非常不同：他們固然皆陷入到無法自拔的“人性的暗河”之中，可同時也在竭力依憑古典主義精神而自救。

新世紀以後，曹文軒的“水域文學”由渾厚的氣韻升華為一種壯闊的氣象。置身於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各種“亂象”之中，曹文軒不僅探索了多樣化的古典主義文學形式——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童話、系列長篇幻想小說、圖畫書，而且以古典主義的唯美風格對新世紀文學的粗鄙化、商業化的流俗進行抵抗。當然，曹文軒的抵抗行動不是瞬間發生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由溫和到激烈的漸變過程。新世紀初期出版的長篇小說《細米》照例風平浪靜，照例自覺接續古典主義的自足的美學精神。甚至，在200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青銅葵花》中，曹文軒似乎也沒有改變他以往“水域文學”中的水質與流向，以及他對“文革”歷史記憶的淡遠的處理方式。但是，到了同是200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天瓢》，他的“水域文學”看起來似乎陡然遭遇了逆向而流的漩渦。他以往小說中特有的純情的少男少女、蘆葦盪、大河、鴿子等古典主義核心意象“被拋”在一場場無盡無休的雨水之中；曾經被自然、友誼、親情庇護的少男少女成為了一場場災變的苦人兒；曾經構成小說核心要素的古典主義意象固然存在，但注入了三角戀、性、欲望、死亡、權力、陰謀、嫉妒、仇恨、政治、革命、狂歡等現代政治小說與現代情色小說的要素。而在這一切變化的背後，都傳遞出這樣的信息：曹文軒一向視為準宗教的中國古典主義審美精神與現代主義審美趣味的變體在新世紀中國的特定背景上狹路相逢了。這樣，無論曹文軒是否意識得到，《天瓢》與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各種流俗性寫作的對決不可避免了。不僅如此，曹文軒的小說從“油麻地”的古典家園一路走來，至《天瓢》，已然獨自步入了一條沒有庇護的路。即：《天瓢》不再完全接續廢名、沈從文等古典主義的美學原則，將小說當成驛站、港灣與錨地；也沒有轉向現代主義的美學範疇，將深刻的審丑作為人性深度的探索。《天瓢》在承繼中國古典主義美學精神的同時轉換了中國古典主義美學精神；在拒絕西方現代主義美學原則的同時對抗了西方現代主義美學原則。可以說，《天瓢》是新世紀背景上曹文軒“一個人在戰鬥”的悲催寫作，或者說《天瓢》意味着曹文軒已經在他自己的“水域文學”中重新出發，並試圖建立獨屬於他自己的思想與美感同行的新古典主義。《天瓢》之後，曹文軒本可以在他的 “水域文學”中向更深處漫溯，以探勘那涌動的“人性的暗河”。但曹文軒卻在長篇幻想小說《大王書》中另闢新路。《大王書》中的少年主人公茫不再是以往那個傍水而居的“水之子”，而是一位聽憑天命且負有驅惡降魔神聖使命的“神之子”。經由《天瓢》的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決，在《大王書》中，曹文軒已然將現代主義的負能量轉換為古典主義的正能量，並強烈地激發了他生命深處的想象力。所以，《大王書》除了再次如《天瓢》一樣成為善惡、美醜角逐的演練場，還成為了文學想象力無限飛翔的地方。在《大王書》中，曹文軒任想象力狂放無羈地從人間墜入地獄，又從地獄回到人間，再從人間飛到金色的聖殿。幻想的天空時而黑雲密布、狂風大作；時而光亮耀眼、婉轉低回；時而雄壯沉重、刀光劍影、危機四伏；時而輕盈曼妙、柳暗花明、絕處逢生。但也正是在作者的想象力飛升之時，《大王書》承擔了一位古典主義者所必得承擔的天命：對新世紀幻想小說的混雜和懸浮狀態進行改變；對重寫實、輕想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格局進行反撥；對現代社會、現代人的諸多哲學問題進行追問。在《大王書》之外，曹文軒還創作了《羅圈腿的小獵狗》、《菊花娃娃》、《天空的呼喚》等童話，其想象力的神奇，意蘊的豐富，語言的精緻，為他的“水域文學”注入了新的古典主義“活水”。而長篇系列兒童小說《我的兒子皮卡》、《丁丁當當》等也為他的“水域文學”提供了幽默的古典主義新質；近作《小尾巴》《麥子的嚎叫》等短篇，接通天、地、人之氣，使得“水域文學”中的自然、動物和人物都獲得了同等的靈性和神性。

曹文軒的“水域文學”有其特定的形而上觀念。進一步說，曹文軒的“水域文學”既是對由魯迅的《故鄉》和《社戲》所開創的、經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所接續的古典主義歷史觀、文學觀、審美觀和生命觀的繼承和轉換，也是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兩大二十世紀文學主潮的質疑和反撥。

在歷史觀上，曹文軒質疑“現代”以來斷裂的進化論歷史觀，而認同於連續性的傳統歷史觀。用曹文軒的話來表達：那麼多年的歷史文化傳統，難道就沒有它的道理？（曹文軒課堂語）。客觀地說，作為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型作家，曹文軒不可避免地接受過並認同過斷裂的進化論歷史觀。如：他在八十年代完成的《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一書的立論基點、整體框架便建立在八十年代的斷裂性進化論歷史觀——掙脫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並“走向世界”的文化背景之下。如該著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已經不可否認地處於世界文化大潮之中。”【8】但是，曹文軒在接受八十年代國際文化思潮的同時又在擔憂：“照這樣的勢頭下去，中國當代文學是否會被國際文化所湮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第1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他傾向於將“國際文化”作為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的遠景，而選取八十年代文學現象作為近景，而且在分析現象時特別審慎：“只有描述，卻沒有價值判斷。”【9】不過，憂慮歸憂慮，八十年代的曹文軒對“國際文化”處於嚮往狀態。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思維論》（後又名《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初版）既讓曹文軒惡補了西方文化理論，同時也寄予了他理性的雄心壯志：改變中國傳統史學“有史無論”【10】的弊端，以期建立中國當代的藝術哲學理論。只是在缺少中國藝術哲學理論傳統的背景下，中國當代藝術哲學體系的建立談何容易？但正是經由這次藝術哲學的思辨之旅，或許才讓他日後從西方文化思潮中抽出身來。新世紀之初，幾乎同時出版的兩本文學研究著作《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和《小說門》似乎懸擱了對中國藝術哲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以重返“現象”且退守到藝術的“小道”來重新尋找中國當代文學的出路，即：探索中國當代文學如何從西方現代文化為主導性文化的處境下突圍。當然，新世紀之後的曹文軒依舊心儀勃蘭兌斯的《近代文學批評史》和韋勒克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敏銳的審美感受力、“將較為正經的問題化入趣聞之中”【11】的表達方法，恢弘的邏輯框架和自覺的歷史意識。儘管如此，曹文軒從八十年代對進化論文學史觀的接受，經九十年代對西方哲學思想的演練和反思，到新世紀以後轉向質疑進化論而主張連續性的傳統歷史觀了。

與曹文軒所堅持的連續性的傳統歷史觀相一致，在文學觀上，曹文軒質疑西方現代主義（包括後現代主義）為主流的文學觀，而堅持中國古典主義的文學觀。“中國古典主義”作為曹文軒文學思想的核心詞，曾經被譬喻為“太陽這輪金色的天體”（曹文軒：《草房子·後記》），始終溫暖並照耀着他的文學創作歷程。這一點，正如曹文軒所說：“在文學觀方面，我可能是屬於那種比較古典主義不免有點偏激很難被說服的人。”【12】。而且，中國古典主義的文學觀在曹文軒作品中被處理為一整套藝術創作的細則：不選取當下的敘述視角，而選取追憶的敘述視角；不正面描寫宏大事件，而側面描寫歷史細節；不遵循現代主義敘事的去風景化，而強調細描風景與風俗；不認同語言的粗糙和粗鄙，而追求語言的淨潔之美；不追求單向度的“深刻”，而追求多角度的“微妙”。但是，曹文軒對於中國古典主義文學觀的選取，看似有所庇護，實則幾面遭受圍堵。其一，曹文軒所堅持的古典主義文學觀念與其說是一個確定性的古典主義，不如說是一個變動中的古典主義。換言之，曹文軒是在流動的現代性背景上來堅持中國古典主義文學觀念的。因此，如果說八十年代初期曹文軒更多地接續了中國古典主義的流脈，那麼90年代之後，他則更多地思忖着如何對中國古典主義進行轉換。新世紀之後，他的文學觀比他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矛盾和複雜。《天瓢》便是曹文軒文學觀矛盾性和複雜性的呈現，也意味着他意欲作別中國古典主義的庇護而孤身一人上路了。其二，新時期以後，現代主義擺脫掉現實主義的壓迫，一夜之間由非主流變為主流，並成為世界性、文學性的同義詞。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雖然新時期之後，汪曾祺、宗璞、林斤瀾、遲子建、曹乃謙等作家相繼堅持古典主義文學觀，但小說家、學者、批評家的多重身份會使得曹文軒更加敏銳、更加理性地感受到現代主義對古典主義的圍困。而且，曹文軒看似反撥現代主義文學成為當下中國文壇主流寫作的格局，實則是為了抵抗西方現代主義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權力話語和不對稱的單邊影響。結果，曹文軒越堅持古典主義的文學觀，就越難以迴避現代主義文學觀的影響的焦慮。總之，曹文軒在文學觀念上幾乎處於一個無所依傍之地：接續古典主義卻又試圖轉換古典主義；質疑現代主義卻難以撼動現代主義。

與古典主義文學觀密切相連，在審美觀上，曹文軒質疑西方現代主義所確立的單向度地追求思想深刻的審美標準，指出：對於文學來說，“美”比“深刻”更重要。【13】在此，曹文軒所說的“美”與“深刻”，需要在具體語境中被理解。我所理解的曹文軒所說的“美”屬於古典主義美學思想的核心範疇，“深刻” 則屬於當下現代主義（包括後現代主義）美學體系的關鍵概念。曹文軒將“美”與“深刻”並置在一起，是為了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極端性審美主義進行省思和抵抗。其實，曹文軒的作品並不缺乏“深刻”，正如曹文軒在注重生命本體的感性體驗的同時並不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維。曹文軒曾經有個著名的觀點：“美感不亞於思想的力量”【14】，意味着他在堅持古典主義美學精神之時，並未不加分辨地拒絕現代主義美學思想。遺憾的是，即便是曹文軒審美觀念的接受者，也未必能夠完全體味出其作品中思想的力量。讀者常常在看重其美感的同時，忽略了他作品中的思想深度。事實上，只有美與深刻的思想相伴，才能夠抵達經典文學。所以，曹文軒所說的“美”，是通向文學世界的另一條“深刻”之道。

此外，受審美觀念的支配，在生命觀上，曹文軒主張高貴的生命形式。這與當下放逐夢想、崇尚物質享樂的國人的生命價值取向相反。當國人隨着市場化的潮流，將粗俗化，乃至粗鄙化的生命形式當作一種常態生命形式時，曹文軒的生命觀念很難不被看作矯情的附庸風雅。但是，對於一位有責任感的作家來說，實現成功人士的現世身份不應是創作的主要目的，通過自我創造的文學世界提升一個民族的生命質量才是作家身份的確證。

總而言之，曹文軒的“水域文學”從故鄉的“油麻地”出發，經由中國古典主義源頭重新誕生，在八十年代以單純、靜美之“水”復活了沉睡於我們心中的童年原型意象，然後，在九十年代宿命地遭遇了中國傳統現實主義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兩大文學主潮的雙向衝擊，幾經彎曲，進入到新世紀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大水系匯合處，形成一個無限開闊的“中流”地帶。然而，在此地帶，無論曹文軒創作出了多少優秀作品，都面臨着羅蘭·巴特所說的尚在“中途”的寫作階段。姑且不說不管是誰，盛名之下後退的危險性總是潛伏着，單說大成之後前行的每一步也充滿危險：中國古典主義能否一如既往地整合起曹文軒日漸矛盾的文學世界？曹文軒作品自《天瓢》告別了中國古典主義庇護後，如何與西方現代主義潮流對決？在這個娛樂化、商業化的淺閱讀時代，曹文軒的未來寫作是否會成為例外的存在？一般而言，中國當代作家由於許多因素的限定，往往難以將文學創作作為一個終身性的職業。就算不說文化環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約，單就自身內部因素的限定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有的中國當代名家，雖然還保持着作品的數量，但往往依靠寫作慣性去複製以往的作品。而如曹文軒這樣不斷探索新形式、新樣式、新思想的中國當代名家實在稀缺。但惟其如此，曹文軒在“中途”寫作階段所面臨的考驗也就越大，同樣希望也就越大。“中途”之後，曹文軒的寫作世界與他的夢想世界一道將充滿無限的可能性。

注釋：

【1】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學會演講，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號。

【2】曹文軒：《童年》，見曹文軒《追隨永恆》第6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3】【8】【9】【11】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第312頁，第1頁，第4頁，第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6月版。

【4】曹文軒：《水邊的文字屋》，曹文軒在2010年8月29日江蘇少兒出版社主辦的“《草房子》百次印刷慶典暨曹文軒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

【5】曹文軒：《小說門》第316頁，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6】陳香：《曹文軒：寫作<草房子>的前前後後》，《中華讀書報》2010年1月29日。

【7】【英】R.D.萊恩《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林和生、侯正民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0】【12】曹文軒：《第二世界》第1頁，第4頁，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3】曹文軒：《美比深刻更重要》，中國作家網2010年1月5日。

【14】 曹文軒：《紅瓦·代後記》，《紅瓦》第528頁，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徐妍，中國海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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