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偉倫是不是猶太人

　　我相信，金偉倫是如今長期生活在成都的惟一一個猶太裔人。

　　金偉倫個子很高，皮膚白裡透紅，鼻子豐滿挺直，眼睛有些凹陷，笑起來有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他喜歡戴一頂乳白色的草編禮帽，帽沿上有一圈白底黑字的英文字母，帽頂呈凹形，一派美國西部牛仔的感覺。

　　這是夏日難得涼爽的一天，我和金偉倫如約來到大慈寺茶園。在屋檐下我們擺放了一張木桌，再沏上兩碗熱氣騰騰的花茶。金偉倫遞給我一本很舊的雜誌後說：“雜誌上有一篇我妹妹金效靜的題為《我是中國猶太人》的文章。就目前來說，這篇文章是惟一能夠證明我們這個家族是猶太人的依據。”

　　這是一本被翻得很是破舊的《百科知識》雜誌，期刊為1981年第4期。翻開目錄，我找到金效靜那篇題為《我是中國猶太人》的文章，文章的頁碼在第35頁。但當我翻到第35頁時，這篇文章卻被人撕了……

　　於是，我問金偉倫：“你還記不記得這篇文章上面的內容？”“時間久了，不記得了……”“那你去圖書館查找過這篇文章沒有？”“去過，但沒有查到。”“你原來知不知道你是猶太人？”“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金效靜在《百科知識》上發表了那篇《我是中國猶太人》的文章後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的？”

　　“是的……”幾天后，我在四川大學圖書館終於查閱到《百科知識》雜誌（1981年第4期）。從金效靜《我是中國猶太人》的文章里，我了解到有關金偉倫家族的一些線索：金效靜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曾任藏語翻譯，後被調到北京國家民委，在《團結》雜誌社任主編。她曾出席過1980年6月23日的全國首屆世界民族學術討論會。會上，代表們圍繞着民族感情問題爭先恐後地發表自己的看法與感受，當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兆鈞發言後，金效靜與他有一段令全場為之驚愕的談話：

　　楊兆鈞：“在中國的回族裡，也並不單是穆斯林，有一些猶太人，特別是河南開封的回族裡就有不少是猶太人。開封有一條街（教經胡同），那裡的許多居民長相和別處的回民不同。我原來認識兩個姓金的教授是親兄弟，就是猶太人。”

　　金效靜：“我的家族原來在河南開封，也姓金。您剛才說的那兩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楊兆鈞：“金干庭和金榮庭。”金效靜：“啊，那是我的二伯和六叔……”楊兆鈞：“哦，這下子找到猶太人了！”同年8月，金效靜又在全國首屆民族理論科學討論會上與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副主任霍流有一段令在場的專家學者為之關心的談話：

　　霍流：“回族裡面有猶太人，過去我認識的一位金教授就是猶太人。”

　　金效靜：“他叫什麼名字？”霍流：“他叫金干庭。”金效靜：“你什麼時候認識他的？”霍流：“50年代，我作為朝聖代表團成員去麥加，當時他在那裡講學。你問這些做啥？”

　　金效靜：“我是他的侄女。”霍流：“是親侄女嗎？”金效靜：“是的。”金效靜早在成都華美中學上學時，就曾有兩個教師問過她：“你是猶太人嗎？你們家族肯定是猶太人……”後來在金效靜上大學時，由於她膚白髮黃，又在回民灶吃飯，所以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都以為她是新疆來的少數民族。金效靜百思不得其解，便回家問父親：“我們到底是不是猶太人？”父親對她說：“我們的祖先是從阿拉伯來的，但我們的民族成分卻一直填寫的是回族……”

　　對金家的縱深解讀

　　歷史上曾有不少猶太人來到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在《關於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中說：從西亞巴勒斯坦遷入中國的猶太人，大部分是在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到達開封的。當地有石碑記載，他們把自己的教門稱作“一賜樂業”，這是現存在中國稱為“以色列”（ｌｓｒｅｌ）譯音的記載。

　　在戰火紛飛的20世紀上半葉，眾多猶太人為躲避戰亂來到中國。美國猶太作家馬文·托卡耶寫過一本《河豚魚計劃》的書，在這本書的扉頁上他這樣寫道：“當猶太人尋求棲身之地而每一扇大門都對他們關閉時，只有中國的門戶仍對猶太人開放。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避難所。猶太人民永遠感激在自己歷史最黑暗時期善意接待他們的人們。”
　　金偉倫的曾祖父金世德從阿拉伯經絲綢之路進入中國開封后，成為了“中國猶太人”。從曾祖父算起，金偉倫已是第四代“中國猶太人”。金偉倫的曾祖父、祖父、父親都娶了中國女人做妻子，因此他們這個家族的血統一半是猶太血統，一半是中國血統。金偉倫的父親金元楨娶了一名叫丁佩賢的中國女人做妻子，生養了6個孩子：長子金仲倫，次子金正倫，三子金扶倫，四子金偉倫，五妹金效靜，六弟金持倫。金家於解放戰爭時期遷至成都。在兄妹中，金正倫畢業於西北大學，金扶倫畢業於哈爾濱外國語學院，金偉倫畢業於四川大學，金效靜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如今，6個子女除了金偉倫與金持倫外，均已去世。金偉倫排行老四，今年68歲，終身未娶。

　　那麼，作為生活在開封的猶太人，金家後來為什麼又變成了回族呢？

　　關於這個問題，金效靜在《我是中國猶太人》一文中寫道：“我們這個家族為什麼後來變成了回族，無外乎有兩個原因：其一，中國定居的猶太人為數不多，而且居住分散，很難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和風俗習慣，即便在明朝期間猶太人來華最多的時期，在他們立的碑中卻把夏娃稱為女媧，把亞伯拉罕稱為阿老羅漢，並認為猶太教和儒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教規也不過是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五倫矣。’可見當時已傾向於‘漢化’，再加上與漢族通婚，就更加加速了整個猶太人在中國的‘漢化’過程。這種情況與大量遷居西歐、東歐和阿拉伯等國的猶太人不同。其二，猶太教同伊斯蘭教的信仰和風俗習慣差不多相同（編者註：這是金效靜的個人觀點），所以基本上都改宗了回教（今伊斯蘭教），基本上是教族一體，所以改宗伊斯蘭教的猶太人自然也就成了回族人。因此我們這個家族的民族成分實際上應是猶太人……”

　　金效靜的這篇文章在《百科知識》刊登後，被不少海外報刊雜誌刊載出來。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猶太老人看到後與金效靜取得了聯繫，提出希望全力資助金效靜的女兒到美國留學。在這位猶太老人的幫助下，金效靜的女兒去了美國專攻希伯來語，後作為猶太后裔留在美國猶太機構工作。

　　金偉倫的父親金元楨新中國成立前任陝西省視察員，他們一家曾兩次到過成都。第一次到成都是在抗戰初期，第二次是在解放戰爭期間。

　　據金偉倫回憶，到成都後，他父親每月薪水為385塊大洋，而成都市民當時的生活水準大約是每月3塊大洋。金偉倫那時還小，父親常給他一些零花錢，於是他開始偷偷摸摸地學着大人抽煙。那時候香煙是可以開零的，有幾個零花錢就可買上一支上等香煙來抽。如今，金偉倫一般抽兩元左右一包的香煙，畢竟他每月的退休生活費只有三百多元錢。

　　金偉倫父親那一輩有6弟兄，金偉倫已記不起大伯叫什麼名字了；二伯金干庭教授原是西北大學外文系主任，曾在埃及艾茲哈爾大學用英文講授中國古典文學，戰爭爆發後回到國內；父親金元楨排行老三；五叔金寶楨是留美博士，回國後任南京工學院院長；六叔金榮庭是西北工學院外文系教授。

　　老金過着清淡閒適的生活

　　第二次來到成都後，金偉倫一家就再沒有離開過，金偉倫也開始到國民黨空軍幼校讀書。成都解放後，他考入四川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重慶煤礦基本建設局工作。

　　1958年幹部下放時，金偉倫到了四川與貴州交界的南桐礦區，被指派到山上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天天與當地農民一起開山放炮築路修橋。大煉鋼鐵那陣子，金偉倫又被弄到山上去找礦煉鋼，每天要背一百多斤的鐵礦石到幾十里外去冶煉。沉重與飢餓每天都在折磨着金偉倫，一次，他實在太累了，便背着礦石倒在山澗的路上睡着了，一直到天上下起了雨，冰涼的雨水順着臉頰淋濕了身子才甦醒過來，醒來後背筐和鐵礦卻不見了……

　　1960年，金偉倫被調回重慶煤礦基本建設局，沒過多久又在“支援鋼鐵，元帥升帳”的口號下被調到重慶鋼鐵公司。1962年夏天，單位又要調他去渡口支援鋼鐵建設。這一次他沒去，而是呈上一紙辭職報告，領了幾百元辭職費回到了成都。回到成都後，他開始四處做零工，擔泥巴、做木工、當泥瓦匠什麼都干。後來成都市工業設備安裝公司招工，金偉倫因為會木工去當了一名模型工。如今，他早已退休在家。

　　金偉倫一生只經歷過一次戀愛。他年輕時有過一個漂亮而善良的女友，當他把她帶回家的時候，卻遭到了家人的反對。後來，為了遵從父母的意願，金偉倫只好忍痛割愛，並從此終身未娶。他對我說：“那個時候年輕，好像這些對我都無所謂。過了就算了，男娃娃，總有點兒大而化之……”

　　金偉倫現在住在一幢樓房的二樓上。兩室一廳，收拾得乾乾淨淨，床頭以及書桌上有許多書，大都是伊斯蘭教、猶太人歷史、文化、宗教、風俗方面的書籍。房子是母親給金偉倫留下的。金偉倫把洗衣機、電冰箱捐給了養老院。家裡除了一台電視機之外再無其它值錢的東西。但這些對於金偉倫這個猶太老人來說已經足夠了，他每月買一次牛肉，一次牛肉有七八斤，買回來後做成臊子，每頓吃麵或者做菜就舀上那麼一點。

　　金偉倫一直過着一種清淡閒適的生活，他最快樂的時光，就是每天去茶園與茶友們聊天。高興的時候，他還會用英語或者俄語或者阿拉伯語說上那麼一陣，只是對猶太人的母語希伯來語他知之甚少。

　　不久前，金偉倫喝了二三十年茶的茶園由於重新添置了桌椅，種了些花木，將原來兩元一碗的茶在一夜之間提升為3元。於是，金偉倫和一些要好的老茶客便轉移到了一個離家很遠的茶園去喝茶。他對我說：“3元錢一碗的茶，兩毛錢上一趟廁所，如果再加上抽一包兩塊錢的煙，就相當於你每天喝了一斤把清油，而那邊臨近鳥市的茶園每碗茶只賣一元錢，自帶茶杯攙白開水只需5毛錢……”

　　看得出來，金偉倫注重的不是錢，而是自己的生活，作為一個猶太人的後裔，他對自己的民族充滿着感情，同時，他的血脈早已和生活多年的成都融為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