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書論證：美國是不會衰落的“善霸”

 

 

文昭

 

 

最近中美關係逆轉，中國輿論一片撻伐聲，甚至批判“新帝國主義”之際，人民網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論壇，以及海內外一些網站，刊登了大陸新書《決戰世界元》高度正面評價美國的摘引文章。

 

《決戰世界元》是一部關於世界貨幣體系改革的專著（費穗宇、龐忠甲、沈洋編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年9月1日出版）。第五章中論證美國強勢不會衰落，本輪金融危機後可期變得更加發達；並將美國霸權定性為有利於人類世界發展進步的“善霸”，提出了中國和越來越多的國家與美國結成“善霸連線”的設想。

 

讀者反應南轅北轍。有的斥為荒謬邪說，有人相信其實這就是毛澤東打開國門以來，鄧小平、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等歷屆中共領導核心的共識，三十多年來只做而不便明說罷了。

 

事關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決策指導原則，模糊、混亂、顛倒若此，實非中國、美國和世界人民之福。為此轉載上述摘引文章於後，以利上智下愚公論。

 

引文來源：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7744917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0&id=97744927&boardId=6

 

http://71bbs.people.com.cn/viewthread.php?tid=131532&extra=page%3D1

 

 

 

 

一．美國在衰落嗎？

 

 

…………

 

不論是美元的霸主地位，還是美國在當今世界的話語權，都來自於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不少人相信，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美國已經盛極了，在一定時期後，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當下華爾街引發金融海嘯，人們不禁把美國比作羅馬、大英帝國，衰亡論甚囂塵上。

 

未來的美國，是逐步衰落，還是走出困境，仍能占據世界舞台的中心呢？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而明智的估計，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這場劃時代的世界貨幣體系改革中美國可能發揮的影響和作用。

 

兩千多年前，地中海亞平寧半島上建國的羅馬帝國，文治武功，登峰造極，打敗了迦太基，占領了埃及、希臘、西班牙……進入全盛時期，“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世界步入近代史以來，曾經雄霸世界的西班牙，幾乎是整個西半球的主人；英國奪霸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國力達到巔峰，世界24個時區都有英國的殖民地，號稱“日不落帝國”，如今都已日落西山。其衰敗歷史，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目前的美國。

 

如果我們有心以史為鑑，就不能只是表面化地簡單類比而已，應該多問幾個為什麼。

 

自古以來，一切強權的沒落，大體上不外三種類型：

 

（1）. 強權建立在原始叢林法則倚強凌弱、暴力占先的脆弱基礎之上，在暴力對比不斷消長變化中，很容易被以暴易暴，取而代之。

 

（2）. 強權雖有牢固的政治基礎，但因統治階層擁有不受制衡的絕對權力，不可避免地產生絕對腐化（英國阿克頓爵士的“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敗”這句話已經成為政治常識），逐漸喪失與時俱進的革新能力，走上腐朽衰敗的不歸路。

 

（3）. 強權過多依靠征服和掠奪海外殖民地等外生性條件，缺乏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國內市場等內生性要素的支持，自我調整能力和抗風險能力薄弱，無力因應外部條件的變化。

 

 

美國的強盛，不屬於上述任一種類型；其主要特點有三：

 

 

1. 非暴力的自由貿易型全球化擴張

 

美國是“後暴力時代”的主導者，在一百多年前即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它的強盛並非建立在對外武力擴張之上，更多是藉助全球化的進程，主要通過自由貿易和互惠互利的原則，經由跨國公司進行現代性網狀的資源整合，獲得更為可靠和長久的利益。

 

美國擁有人類史上最強大的軍力，海外有駐軍基地，卻基本上沒有殖民地。

 

這種無形的、分散的資源利用和經濟擴張方式，與傳統的殖民帝國有天壤之別。航空母艦開不到的地方，麥當勞和可口可樂早就到了。在基礎資源領域，美國的埃克森、美孚等，控制了全球石油的流動。在大眾產業領域，微軟，IBM、可口可樂、麥當勞、通用汽車、福特汽車等，風靡全球。在下游產業鏈，沃爾瑪成為全球數十萬家供應商的銷售商，以及全球上億消費者的提供商。而美國，則似乎是一個超級沃爾瑪：它本身並不擁有所有資源，卻是各種資源的聚匯之地。這是以前的世界性霸主無法比擬的。

 

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的確立和提升不僅通過貨物貿易，而且還通過服務貿易來實現。美國在服務貿易中，除了旅遊、文化娛樂、政府服務和一般民間服務貿易有很強的競爭力外，在專業性服務貿易領域，包括金融、諮詢、網絡、建築、信息服務、專利使用（技術貿易）等主要方面，多處於國際絕對領先地位。

 

在全球500強中，美國企業約占一半。在全球化浪潮中，市場自由度的提高，使這些世界性巨頭全球性資源整合能力日益增強。

 

 

2. 強盛的基礎在於精神文明和相應的制度

 

在國家與企業的背後，有上帝的身影，亦即價值觀與文化的力量。正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諾伊所言，美國的強盛，不僅在於硬實力，也在於軟實力（Soft Power）。最近提出的說法叫“巧實力”（Smart Power）。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剖析了16世紀宗教改革給西方帶來巨變的深層原因。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來的人本主義世俗化精神，在經歷了黑暗時期羅馬教會的反人性扭曲變形之後，正本清源，跟上了時代進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統入世觀念——“道成肉身”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別是最富革新精神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荊棘，衝破重重業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動“利他之心”（愛心，道德濫觴）與“利己之心”（私心，進取動力）“兩心調諧”，造就了一種有利於人類創造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總體而言趨於積極向上、發展進步的社會環境。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由專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體制，基督教文化統率意識形態，潛移默化，撥亂反正，循循善誘，功莫大焉。

 

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篤信加爾文教義的清教徒為主體，18世紀初又興起了一場以宣揚加爾文宗(Calvinism)為特色，稱為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復興運動，40年代達到高潮；美國獨立革命成功後的90年代又再次出現了類似的復興運動，稱為第二次大覺醒。所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成為初期支配美國社會主流的上層群體。由此不難看出日後美國發展青出於藍尤勝於藍的深層社會文化基礎淵源。

 

美國社會“心態文化”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揚棄慣常的獸性叢林法則，不必沿襲弱肉強食的掠奪手段，轉而通過利己與利他的優化調諧，為自己提供更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為充分的發展機會。

 

在商業領域，一個企業要贏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業責任、道德倫理、社會公益、造福公眾等方面，都需要作出表率。美國商業巨頭能夠突破國家限制，被廣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於它們體現了一種出於利己動機，但善於推己及人的公司文化。正如福特公司的創始人老福特所言，偉大的企業不僅提供好的產品和服務，還應該讓身邊的社會更加美好。商業必須“流着道德的血液”。

 

美國已經建立了成熟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包括相當完善的社會保險、福利、救助和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大事小事有章可循，以維持社會在穩定運行中持續發展進步。但是與生俱來的“原罪”，不僅導致社會問題叢生，尤其嚴重的是政府決策可能嚴重失誤，危及國家和世界大局。可以慶幸的是，“權力制衡”提供了人類世界最可信賴的糾錯機制。

 

美式政治決策體制的“權力制衡”功能，賦予了大體上“當然”符合優化決策原理---“中庸之道”運行的特性。美國立國所本的“自由、平等”精神，不是建立在絕對平等或是極端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它用法治（憲政）限制極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極端自由主義之害，造成一種萬變不離其“中”（中庸）的優化決策機制。即便決策人物壓根兒沒有領教過“中庸之道”經典理論，甚至當事人思想失之偏激，這種體制仍然可能提供整體決策收斂得“中”的必然性。

 

鄧小平曾經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黨和國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特別高明嗎？非也。關鍵在於這些國家的“權力制衡”設計，形成了一種不斷求“中”的決策機制，儘管難免走彎路，犯錯誤，但這種機制具有的良性反饋調整能力，比較容易及時發現和制止錯誤傾向，進行優化選擇和自我完善。

 

這種制度與“絕對權力”反其道而行之，不至於墮入“絕對腐化”或“體制性腐敗”的窠臼，卻有強大的撥亂反正能力。歷史實踐顯示，美國在發展長程中不免犯錯，但每次走出錯誤後總是變得更加強大。

 

批評是優化決策的智慧源泉。美國具有自由開放的傳統，是世界上最富決策透明度和資訊自由的國家。批評美國的根據絕大部分來自美國自己的報道，美國經常坦然面對各種交相指責，包括誠意忠言和不負責任甚至別有用心的攻擊。

 

現任第44屆總統奧巴馬上台後，決意與上屆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劃清界限，展開“巧實力”外交和合作外交。

 

美國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在歷經八年之後已經走到了盡頭。布什所倡導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使全世界秩序更穩定了，而是更加混亂，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不是提升了，而是極大下降了。更有甚者，以美國實力為保證的美元霸權，在缺乏自律的情況下，為全球的外交、經濟、金融發展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以至引發史無前例的本輪金融海嘯。外力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方向，但主要依賴於美國自身的認識和自身實現的改變——還是那句話，“解鈴還需系鈴人”。

 

 

3. 強盛的核心秘密是科技創新能力優勢

 

評估影響一個社會先進或落後的因素，包括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文化背景，無論如何推崇其合理性，總要有利於科技創新，才有進步意義和存在價值。如果不足以引領科技創新，“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優越性，也就成為空話和笑柄了。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以及“權力制衡”型社會政治制度，造成一種十分有利於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大環境。由此孕育、煥發的強大創新和研發能力是保持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提升國家和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要素。

 

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強權的根本原因在於旺盛的創造力。美國維持先進地位的核心秘密在於擁有史無前例、首屈一指的科技創新能力。人們可以從各個方面探討美國成功和強大的原因， 但一切都要落實到科技創新這個標的之上，方才言之成理。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情況可以反映這個國家科技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榮膺諾貝爾科學獎的應是卓有成就的傑出科學家。美國在20世紀前10年（1901—1910年）只有一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其餘35人都在歐洲。二戰前（1901—1939年）美國共有13人獲獎，占總得獎人數（129人）的10%，遠低於德國（34人， 26%）和英國（22人，17％）。但二戰後的四十五年間（1943—1997年），美國有170人獲獎，占全部320人的53％，大大超過了英國（42人，13％）和德國（28人，9％）。到那時為止，美國占到了全部諾貝爾科學獎的41％。

 

最近幾年，美國得獎人數都超過了當年總數的一半，例如1997年時，美國在得獎者（7人）中占了57％（4人）。在2003年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9位）中，美國占了67％（6位）。

 

1983年的諾貝爾科學獎被美國科學家包攬。200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和經濟學獎得主的10人中就有7人來自美國，2005年的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則有一半是美國人。2006年的諾貝爾三大科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再次全部被美國學者收入囊中。

 

應當說，世界上任何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不會否認上述顯赫事實及其非凡意義。有人懷疑諾貝爾獎評審的公正性，例如文學獎、和平獎和經濟學獎不免語言偏向和政治傾向性，但科學成果惠及全人類，不隸屬於某個階級或集團。也有人認為評審委員會對美國情有獨鍾，但諾獎只是授予個人或非政府組織，而不是國家；評審委員會沒有任何需要求助於這些人和組織。

 

美國在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幾乎所有高端領域穩居世界領先地位，高等教育和科研開發具有非常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勞動生產率（productivity）增長率全球首屈一指，構成了維持生產力長期持續增長的可靠基礎。

 

先進科技成就必定要落實到生產力進步之上，並與各種影響因素綜合反映為生產人員整體工作效能的改善，亦即勞動生產率指標的進步，才有實際的價值。

 

勞動生產率常被簡稱為生產率或生產力。按美國勞動部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定義，生產率用來描述生產占用勞動時間和實際出力（產值）之間的關係，顯示單位工作時間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總量。一個國家的生產率的變化反映了科技、投資、開工率、資金、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組織、管理水平以及勞力素質和積極性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其中，科技進步是最主要也是最活躍的因素。

 

美國勞動生產率統計分為產業、非農業產業、製造業、耐用品製造業、非耐用品製造業和非金融業等多項指數，其中非農業產業勞動生產率指標通常被認為最富代表性；它不包括政府、非營利機構、私人家庭僱傭人員和自由房屋出租等收入。

 

2007年6月5日，日本內閣府發表關於全球經濟形勢的報告《世界經濟的潮流·2007年春》稱，勞動生產率是決定一國經濟是否具有未來成長性的關鍵，如果把美國2005年的勞動生產率水平量化為100的話，日本同期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只有71.1，而德國、法國等歐洲11國的水平也只停留在88.1。

 

該報告說，其他發達國家與美國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本來出現過縮小趨勢，而到現在差距又越拉越大，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加速上升的態勢。

 

據該報告發表的數據，1990年至1995年，美國全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上升1.2%，而1995年至2000年年均上升2.1%，到2000年至2004年時，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提高幅度更是達到2.8%。

 

當今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之際，美國勞工部在2009年5月7日公布，作為衡量生產效率的指標，第一季度美國非農生產力意外加速，比上季度的增長年率達2.2%，去年第四季度該指標增長年率為1.8%。

 

瑞士洛桑的IMD商學院今年5月20日公布的《2009世界競爭力年鑑》（2009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基於對經濟產出、政府、企業效率、技術及基礎設施等329項指標的詳細分析，將世界57個經濟體進行排名，以推論誰會在21世紀的經濟競爭中取得最大成功。其結論是，全球金融危機似乎將經濟實力從嚴重受創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和英國，轉向了現金充足的新興經濟體如印度和中國；但是，儘管目前西方國家舉步維艱，當經濟增長復甦時，經濟實力很可能會轉回這裡。為什麼呢？縱觀全世界的國家，發達國家仍然擁有相對先進的基礎經濟競爭力——無論是基於基礎設施和教育系統的質量，還是基於商業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結合。其中，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統、巨大而多樣化的經濟、完善的基礎設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引擎和國外直接投資的首選目的地。

 

在該報告中連續16年高居榜首的是美國，2008年它的領先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美國能保住第一的地位嗎？IMD的全球競爭力中心主任賈雷利（Stephane Garelli）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是這樣的，儘管經濟形勢嚴峻，失業率上升，政府干預金融市場，但“你永遠不能低估美國自我改造的能力”。

 

除了上述幾方面根本性的原因，美國還擁有幅員、氣候、歷史、地理和資源等多方面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支持其持續發展並維持全球領先的霸主地位。

 

美國資源儲備豐富，自然資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的使用和開採率還不到20%。即便是全球各國都對抗美國，其國內資源完全可以滿足其經濟運行的需要，只是利益方面會受到影響。

 

在全球發達國家和主要新興經濟體普遍人口老齡化之際，美國作為大量接受移民的國家，人口出生率高，居民人數穩定增長，既不會年輕化也不會老齡化。其移民政策和工作、學習環境，吸引全世界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因此，美國還將長期占有明顯的人力資源優勢。

 

可以見得，美國不同於歷史上過去的世界霸主，老黃曆的興衰規律套用不上。換言之，如果美國的上述強盛原因沒有消失，可信本輪金融危機帶來的前景不是衰敗，恰恰相反，卻可能是新一輪大規模良性轉化的開始。

 

 

 

二．美國是善霸嗎？

 

 

…………

 

那麼，如果美國強勢不垮，世界是禍還是福呢？

 

現在人們常常指責單極超強美國為霸權主義。其實有霸未必是壞事，人間需要“善霸”。

 

英文中的“霸權” (hegemony) 一詞源於古希臘語，指某個人物、集團或國家擁有優勢的支配地位或能力，並非專指某種性質、行為或政策，沒有漢語中“霸道”或“惡霸”那樣的貶義。

 

霸權按其性質、行為或政策有善惡之分。

 

中國古典政治學有霸道與王道之說。

 

霸道者，倚仗暴力，專橫行事，以損人利己為能事，俗稱惡霸。

 

王道者仁政也。仁者以和為貴，但世道混沌之際，叢林法則氣數猶旺，惡勢力爭鋒無已，豈能一味苦口婆心？欲握勝券，非有強行貫徹善願的實力地位不可，就是所謂“善霸”了。

 

春秋後期，天下無道，暴秦（穆公）稱霸。改革家孔子企望齊國接受儒家治世學說，施行仁政，富民強國，爭當“善霸”；好不容易說動了國君景公，可奈以晏嬰為代表的既得利益權貴集團堅決抵制，甚至蓄意加害，逼得孔子率徒倉皇離去。

 

兩千餘年來，一部二十五史以至世界史，好比血淚斑斑“相砍書”，大小惡霸輩出，盡情魚肉蒼生，千呼萬喚不出孔子期許主導人間正道的“善霸”來。

 

世界還處於馬克思所說“史前史時期”，一部“真善美”的真正人類史猶未展開，惡霸絕跡的美景良辰不會在一夜間莫名其妙俄然到來。“萬物之靈”擺脫“叢林法則”也難，一旦出現沒有霸權的真空，少不了群惡爭霸，為所欲為，天下大亂。如此亂局非僅生靈塗碳，在科技高度發達、殺人手段空前長進的今天，更可能給整個人類文明帶來萬劫不復的致命危機。

 

盡吾人想象力所及，理想的過渡狀態恐怕只能是：全球性善霸登臨歷史舞台，世界進入一種“強勢力量主導下的穩定與和平”狀態，有史以來群雄爭霸（地區性或全 球性）導致人類廝殺不止的戰亂在受控中趨於結束；善霸引領世人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挫敗形形色色不甘沒落的罪惡集團勢力，最終化解消弭產生惡霸的社會根源，乃至排除霸業功能存在的必要，地平線上遂有無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間天堂冉冉升起。

 

歷史長河，霸情充斥，所缺者善霸也。前蘇聯固然豪情萬丈，一世之雄，撥正了歷史航程，成全了美國和西方主流國家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良性和平演變，自身卻不成正果，可見天地悠悠，善霸何其難得。

 

名符其實擔當得起引領世界潮流、實現人類歷史大轉折的善霸重任者（不只是一時一事做好事的強勢集團而已），務必在文化、制度和生產力三大方面擁有出類拔萃的先進性。

 

新大陸美國更勝歐陸的不尋常人文和地理背景，為“萬物之靈”順暢發揮特秉創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時空條件，終致後來居上，集優勢條件於一身。惶惶亂世中，這個國家曾經試圖置身舊大陸紛爭之外而獨善其身，但在不得不捲入了兩次世界大戰、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之際，行使起了全球霸權職能。

 

美國並非天生善類，並沒有懷着“無緣無故的愛”，更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天使聖徒。美國從來沒有打出過虛矯的“大公無私”旗號，它必然要在符合自身 利益的前提下行事；制定對外政策，總是公開宣稱立足國家利益，出諸保障人民熱愛的社區生活方式、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善霸之所以為善，或者說善霸使命感的根本來由，不是什麼“性本善”之類玄說，而是它的文化、制度和生產力的先進性，決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的先進性。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了世界唯一超級強權，那麼這個善霸是不是就此當穩了呢？非也。

 

善霸難當，除了無處不在的善惡是非較量，尤因自身不可迴避的“原罪”，以及認知上的局限性，肇致決策錯誤不斷發生。儘管存在“權力制衡”的糾錯機制，但因其滯後性，常常不足以防止災禍的發生。一旦美國出大錯，世界損失不可估量。

 

本輪金融危機是美國闖下的彌天大禍。這是一場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經濟風暴，其影響力和複雜性超出各界預估，時間、規模、動向以及參與者都存在不確定性。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金融危機面目猙獰，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觀察一下事物的積極方面，驚濤駭浪背後倚伏有什麼樣的福澤呢？

 

這場全球性利益攸關的財富配置格局大調整，勢必帶來金融遊戲規則大檢討和大改革。但基於“善霸”特性，如此變局，不同於歷來“叢林法則”慣例，“文斗”完全取代了武鬥，沒有硝煙，沒有流血（除了個別自殺案件），沒有大屠殺，也不會導致世界大戰；而且危機的苦果並不任其為害弱勢民眾，恰恰相反，保護弱者免受損失正是今日決策主流的指導原則。

 

人類解決問題，需要有一套合理化的文明程式。這場金融危機最大的社會倫理學特色是一起沒有得利漁翁的全球性災難，各國政府與市場需要共同擔憂和承擔拯救，誘發了一種全球行動——最大限度協調一致以求共贏（或共同少輸）的模式。如果這種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模式獲得成功，和平理性，舉世合力，追求共贏，首開先河，進而發揚光大，可能極大地推進國際合作事業，開創聯合國和有關國際合作機構高效運行的新紀元。

 

金融危機是一場和平理性改革大動員，將鞭策美國和全球從“市場原教旨主義者” “過猶不及”的歧途覺醒，回歸理性的優化中庸之道，導致一系列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國際金融安全保障體系改革。

 

金融危機可能幫助美國和世界重現實物經濟“黃金時代”。

 

經過本次危機，華爾街唯有浴火重生，改弦更張，非理性的“錢滾錢”風光不再。世界經濟將會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國民收入會減少，金融及服務業的非理性規模將大幅縮減，但一個世界金融新秩序將由此誕生。美國和發達國家將會重新考慮國家發展戰略，增加產業結構中的實業成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比例應當回歸到合理的水平，主要靠科技創新來發展經濟，而不是金融產品。

 

美國幸運的一點是，泡沫型財富效應的腐蝕作用尚未傷害到科技創新機制的根本。所以說，這場危機晚來不如早來，小來不如大來。金融風暴將引發資本重置，國民信貸消費規模受到合理制約，GDP會下滑（萎縮或衰退）；但可期美國資本仍將牢牢占據科技制高點，在新起點上恢復發展傳統產業，致力開發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運用新能源、納米技術、基因工程等先進科技推動下一輪全球性技術革命。理工科將重拾昔日的榮光，生產率會有更好表現，股本回報率得以強勢提升。

 

美國闖下大禍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可能引導國際金融服務業回歸融通資金、支持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本來意義，極大地有利於整個世界促進科技創新，遵循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大方向，強化堪以支持人類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實體經濟基礎。

 

今天世界為美國受累和買單，合力共度難關，可以換來一場全球規模的歷史性大演練、大覺醒，進一步反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描述和解釋這種制度的經濟理論的反邏輯和反人性失誤；在加強共識的基礎上一起檢討美國這個“霸主”權力制衡體制的失誤，以及建立全球性制衡機制的對策；相信對於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深化改革，也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啟示和促進作用。

 

那麼，美國和世界各國民眾今天所承受的痛苦將變成明天燦爛輝煌的收穫。

 

 

三．關於中美關係

 

 

…………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把國家帶進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近12年來（1996—2007年）GDP年平均增長13.02%，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按平價計，目前中國的GDP總量已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名列第二，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狂飆的不利形勢下，中國GDP增長率仍達9%，居全球之首。

 

中國國際貿易也已躍居世界最前列，進出口貿易大幅增長，2008年總量達21,737億美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達7.7％，居世界第三，是名符其實的對外貿易大國。

 

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也是對美國的最大債權國。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穩居世界之首，意味着足可因應大規模國際金融衝擊的實力和信用地位。

 

中國所以能創造如此奇蹟，首先是靠了自身的政策、覺悟和努力；客觀上來說，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全球工業革命帶來的科技進步，以及蓬勃活躍的良性世界貿易格局。中國善用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利用新的世界產業分工，通過引進迫切需要的資金和複製先進技術，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豐富的勞動力，由此搭上了全球化快車，進入全球技術與產品的流通市場，結出了經濟繁榮的碩果。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中國與美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合作關係。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教授尼爾·弗格森於2007年首次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這個名詞，把美國和中國形容為一個國家，即最大消費國美國和最大儲蓄國中國構成的利益共同體。

 

他解釋說：“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種共生關係，即東方的‘中美國人’儲蓄，西方的‘中美國人’消費；東方的‘中美國人’加工生產，西方的‘中美國人’提供服務業；東方的‘中美國人’出口產品， 西方的‘中美國人’進口產品；東方的‘中美國人’積聚外匯儲備，西方的‘中美國人’樂於過赤字生活，印製東方的‘中美國人’渴望的美元債券……這是一對極好的聯姻，相互補充。”

 

這種“利益共同體”關係，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可以說是優勢互補的雙贏組合。中國得到了美國的資金、技術和大量出口機會，促進了經濟起飛發展；美國得益於中國人口紅利和低成本條件下提供的廉價商品，以及通過鑄幣稅擴張效應發行債券回籠美元以彌補財政赤字。

 

然而，這種關係本質上違背了國際合作的公正原則和平衡原理；長此以往，對雙方都會帶來致命的惡果。

 

本輪金融危機已經充分顯示了這種“極好的聯姻”的荒謬性和不可持續性。

 

對中國來說，這種畸形合作關係勢必嚴重製約創新升級，繼續滯留在現有發展模式的惰性之上；撐持廉價人力市場，長期處於世界產業鏈的最低端。

 

事實上，中國廉價勞動力模式的外向型經濟潛力已釋放殆盡，低技術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憑藉巨大的低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資金和先進科技紛至沓來的“拿來主義”蜜月期已近尾聲。中國必須自主創新、拉動內需、實現產業升級轉型，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以便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

 

中國改革之路，是一條自己摸石頭開拓的獨特道路。無論經濟、社會、政治領域，既不可能順應強權利益的驅使，也不應該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

 

許多人以為，以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為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現代化發達社會實踐證明，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着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體制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不僅國情背景差異，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體上成形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社會政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基礎動搖，效率低下，弊病叢生，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信息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本輪金融危機突如其來，瞬間禍延全球，破壞力史無前例，便是明證。

 

中國需要引進學習世界各國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有益經驗，但嚴格說來，今天客觀上不存在堪以現成拿來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深化改革，應是在穩定大局、維持經濟進步勢頭的前提下，根據自身特點，不落窠臼，新事新辦，善用優化決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代價，找到自己的創新道路。三十年改革開放，勝利跨越重重荊棘，不斷開創更大新局面的歷史性成就，使得國人和世人普遍相信，中國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即將領袖群倫，而且有能力在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等各個方面找到具有自身特色的深化改革道路，晉身世界一流先進前列。

 

中國以“不稱霸”為國策，但可以成為善霸的君子之交，非排斥性的競爭者，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包括世界貨幣體系改革這樣的劃時代大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為達成和平崛起戰略大目標的正當選擇。一旦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像中國這樣日益強大的人口大國，參與形成“善霸連線”，共謀終結霸業之時，地平線上遂有無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間天堂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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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該書結束語：

 

“和諧世界”是中國對國際大勢發展作出的樂觀判斷，是理想化現實主義全球治理理論的中國版本，也是在世界變化新趨勢下人類社會思變的現實需求。本輪金融危機後全球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新的深刻改革要求，為建設“和諧世界”提供了時不可失的歷史性機遇。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有這樣的卷首語：“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愚蠢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 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嚴冬；人們無所不有，人們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我們何不略加改動，作為本書結尾：“我們空前強大，我們險象環生；我們形勢極好，我們無比脆弱；我們機不可失，我們勝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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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