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個捧曹長青曹先生的主兒，在網上貼了個帖子，稱曹先生寫新聞的水平和專業水準在美國的中文報刊上好得“屈指可數”，有一不服氣的哥兒們，很幽地默了一句，大意是：您老就是屬蜈蚣的，手指腳趾一起數，也數不到曹長青那兒。就這句，印象特深，所以記憶猶新。

其實，這句話對曹先生而言是不公平的。就新聞寫作技巧的熟練程度而言，曹先生在紐約真的是屬於名列前茅的。將他七、八年前的文字拿來和現在的比，變化非常大，可見他一直在努力。而曹先生一更加讓人佩服的一點就是，以文章說話，哪怕自己說得再荒謬再顛倒黑白再強詞奪理，也不意氣用事和別人罵口水仗，這一點，是很多網絡寫手需要學習的，在這方面，曹先生比我們中的很多人修養都要好。看得出，曹先生一直在努力，想把自己的文章寫好，寫得有水平。從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閱讀的常年不輟、和對於新聞題材的模仿借鑑。在網絡寫作，尤其是新聞寫作方面，把他比做一隻勤奮的小燕子是不過分的，他拼命讀報、處心積慮地找資料，就象燕子吐口水，有時估計都累得吐血，這和燕子非常象。我們讀他的文章，就象在吃燕窩。這燕窩就是曹先生精心吐出的，據說燕窩裡的極品有叫“血燕”的，曹先生的大作里有時也字字見血。

大家喝着血燕，品頭論足，跟貼不斷。這起碼是曹先生的成功吧?

我不知道別的新聞從業人員是怎樣工作的，但您只要見過曹長青先生寫作時那種“旁證博引”的駕勢和氣勢，你就會對他今天寫出這樣的文章，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八年前吧，95年夏天的一個炎熱的下午，老曹和往常一樣，為了趕文章正揮汗如雨，書報雜誌堆了一大桌子，說桌子其實是一碩大的木板，上面堆滿了形態各異的書籍：打開的、合起的、折頁的、未折頁的、夾了小條的、素面朝天文文靜靜的、也有大劈着叉臉衝下的，總之，說曹先生在寫作時博覽群書就對了。我哥兒們不理解，問他：你不是要搬家了麼，也不收拾屋子，還鋪着滿桌（象滿床）的書幹嗎呢？老曹答曰：不搬了，本來我太太有一工作機會，結果用人單位突然變褂了。我那哥兒們感嘆呵：你看看人家，那才叫作家。

從曹先生近年來文字的產出率來看，算得上是華文作者中當之無愧的勤奮者了。八年了，曹先生越寫越勇越寫越駕輕就熟、勢如破竹。別的不說，就讀者的回帖率，就堪稱紐約網絡新聞作者的翹楚。一篇“美國把窮人慣壞了”，短短三、四千字，就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上百的跟帖，還不足現曹先生的反響力和成功麼？把曹先生的文章比做燕窩是很恰如其分的，首先，文章經由曹先生的“憤筆疾書”，如同燕子吐液，久而久之，形成了結晶——燕窩；其次，因為燕窩的價值，讓許多的人願意花大價錢購得（在美國，時間就是金錢，花時間讀曹文、花時間跟貼，形同花掉大把的銀子），曹先生的文章的價值就體現在此了。

而有那麼多的讀者，為曹先生的大作爭論、辯論，不管怎樣，僅僅從“譁眾取寵”的現實效果來講，曹先生也足以躲在家裡沒事兒偷着樂了。但大家爭來辯去，大多不得要領，很少有從新聞學角度揭示曹文的實質和說出個子丑寅卯來的。有人說曹不是個認真的新聞記者，另一個就說，人家老曹本來就不是麼，人家是自由撰稿人。說的都對、都沒錯，錯在我們這些讀者。人家明明是自由撰稿人在寫雜感，我們卻當作新聞類題材來讀，豈不荒唐？自由撰稿人，當然有權利自由瀟灑地寫啦，憤筆疾書和糞筆疾書都無所謂，因為你就當他是酒足飯飽之餘放了個屁，至於說老曹有時侯消化不良，屁很臭，你不聞就是。當然，如果曹先生認為自己不僅僅是自由撰稿人，同時也應該算是個新聞從業人員，那另當別論，但這另當之後的別論是頗值得仔細推敲和探討的。

以曹長青先生這篇大作來看，屬於典型的社會問題類別：分析和批評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如此重大的新聞題材，在美國這個很講究新聞報道類別和系統性的國家，是有寫作的基本要求和規則的。比如揭發社會問題和揭示社會制度的某些弊端，就是美國記者們最重要也最有熱情和幹勁的題材，當然也是一個好的新聞記者的社會職責和工作職責的一部分。因此，從曹先生文章的內容看，僅把他看做是自由撰稿人那是不恰如其分的，因為顯然曹先生寫作所涉及的題材和新聞類型顯示了，他寫作時並非當做一般雜文來寫的，而是作為一篇評論甚至是批評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

但是令人吃驚的是，象曹先生這樣一位著名高產網絡新聞寫作者，對社會問題類別的社會福利制度這樣的重大題材，用的是上、上個世紀以前的寫作技巧和方式。例如：“最早使我覺得這福利可能有點過頭了，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有位領取福利的中國人告訴我，他一家三口每月可獲得８００多美元的房屋補助、３００多美元的現金和食品卷、冬天還有暖氣補助、電話也不必花錢等等”、“還有一年我幫朋友到紐約郊外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被綠蔭包圍的幽靜的、全都是兩層樓的小公寓區”、“再有一次在一個朋友聚會上，旁邊一位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的女性說，“給你父母辦移民來美國嘛，你看我，兒子一入籍就給我辦了移民，現在我根本不需要兒子養，得到了政府補貼的便宜房，每月有幾百塊錢的補助和食品卷”，等等。

在上、上個世紀，資訊業不發達，統計學和計算機技術還沒有達到現在的程度，所以記者揭露和批判重大社會問題，只能靠片面的、帶有個人主觀色彩的“個案推論法”來進行。然而個案對於重大社會現象和制度的問題，往往不具備推論能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根本無法證明所報道的幾個例子，如上文曹先生引述的，就代表社會的普遍現象。而現在所謂美國的主流媒體在采寫這一類新聞的時候，非常強調精確的數據和社會調查報告。如果從曹先生在這七、八年所寫的所謂新聞性文章中所用的方法來衡量，99.99%屬於情緒化的“傾向性材料收集”，而非精確的實證方法和建立在科學研究基礎上的新聞寫作。

以一個自由撰稿人的標準來衡量曹先生，他屬於信口開河的作家，但自由撰稿人本身就具有這樣的自由的權利。但是若以新聞從業人員的標準來考量，曹先生的文章幾乎沒有一篇立得住腳和符合美國現代新聞學寫作標準的，基本屬於信口雌黃。我們回到曹先生的大作“美國把窮人慣壞了”來看這個問題：我們一項一項細說，譬如對於社會福利制度這樣的重大題材，在證明材料的引用上就不能只局限於自己生活身邊的幾個例子和兩份《紐約時報》中的兩段話。起碼，寫這樣一個題材，而且是有批判性質的結論性文章，在題材的確立和研究上就不能如此狹窄和斷章取義。除了報紙雜誌、除了刻意挑出來的幾個身邊的例子，還必須更大範圍地研究材料和檢索更加有權威性的研究成果，例如仔細分析和研究相關的學術期刊、研究摘要、官方檔案資料，參加各種各樣的學術研討會和在這個領域或題材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學術權威報告會等。在現代美國，這是一個新聞從業人員能夠也必須做到的事情，而且這方面信息和研究資料的取得並非難事。Research Summaries 的文獻資料很系統，Gallup 、Harris、Ropers等民意調查機構，無論官方還是非官方，要想取得，對曹先生而言都不是什麼難事。

然而曹先生並沒有這樣做，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在每個星期的某一天，寫一篇頗為自得但實質上只是譁眾取寵的所謂新聞文章。他的旁證博引，絕大部分是為了寫文章而刻意片面尋找有利於自己結論的事例。以他的新聞報道方式和批判態度，米爾頓·弗里德曼和海耶克根本用不着與凱恩斯針鋒相對半個世紀了，這些複雜的社會問題到了曹先生筆下都不是問題、都是一個禮拜三、四千字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前幾個星期看電視，有一檔節目在說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有說到燕窩的。在西方研究人員和媒體人的眼裡，燕子嘴裡吐出的唾液有什麼營養可言呢，如果說物以稀為貴還勉強說得過去，花大把銀子吃燕子的唾液實在算不上是什麼優雅和上算的事兒，就象我們在網絡上任憑曹長青先生把他的唾沫星子噴到我們眼前那樣，假如我們還仰着臉津津樂道他的口水，以為這是來自新聞專業的甘露，那是我們自取其辱，絲毫怨不得人曹先生的。

問題是：燕窩真的有那麼高的營養價值麼？據說所謂“血燕”並非燕子嘔心瀝血之結果，是棲息的山洞長期陰暗潮濕密不透氣、變質而形成的氧化物而已。

那麼真正嚴肅的新聞從業人員應當怎樣對待諸如美國的福利制度這樣的重大社會題材呢？

近數十年來，起碼在美國，凡是寫重大社會問題（尤其是寫全國性而非一個局部地區），哪怕是再有名的記者，而且往往是越有名的記者越嚴謹、越仔細，都不約而同地會採用調查機構的全國性民意調查報告，在進行推論時，都必須有詳實的內容分析和實地考察、實地實驗和統計的數據作為支撐。對這一類社會題材的新聞報道甚至都有專門的名詞諸如PRECISION JOURNALISM之類作為新聞體的定義。因為討論甚至是批評一種社會現象，僅僅靠自己生活中或記憶中的幾個例子而寫的新聞文字，根本不可能被美國嚴肅的媒體所認同和發表，即使發表了，也會出問題。曹先生“深揭猛批”了好一陣兒的紐約時報的那名黑人記者兄弟，其實他並非不做研究和材料收集，他只是在有些時候分身乏術，就投機取巧地根據別人的文字資料和錄像素材寫新聞報道，以為可以瞞天過海。拿這個引得紐約時報這家百年老店領導層大換班的記者和我們的曹長青先生比，真不知道要比只會躲在家裡抄報紙抄書的曹記者認真嚴肅勤奮優秀多少倍。但是，這樣的記者，如果寫些地區新聞、發些小消息，或許還能勉強混過去（他也的確混了一段時間），但如果是采寫全國性的重大社會題材，就會被無情揭露，成為醜聞的主角，會被當作弄虛作假的典型而被嚴肅媒體清除。

僅從這一點說，有些讀者指責曹先生只能在一些政治意識非常濃的網絡或雜誌上發表自己的文章，而從來沒有在嚴肅的主流媒體上“露臉”，其實是為難曹先生了。因為他的文章根本經不起普通新聞編輯的審核，甚至連一個最普通的新聞從業人員的推敲都經不起，又怎麼可能在全國性的媒體上接受全美國人民或某地區美國人民的檢驗呢。任何標榜自己是嚴肅新聞媒體的網絡或報章雜誌，都會拒絕曹先生這樣的關於美國重大社會問題的文章的，反之，把曹先生奉若上賓、把曹文捧為上品的媒體，不是妥協於“政治原因”，就是人情面子抹不下來，但是這樣做，久了，也就等於是砸了自己那塊“嚴肅媒體”的招牌，找其他的理由來解釋，都難以服眾且有此地無銀之嫌。

主流媒體記者采寫重大新聞，絕對不是曹先生的路數，寫這類題材，要求記者有嚴謹的研究作風和嚴肅的社會責任感，而不可能是為了每星期定期出一篇稿子。首先，在曹先生的寫作中，幾乎完全依賴自己想“尋找”的消息來源提供論據，這恰恰是傳統新聞報道方法最受批評之處。消息來源本身就有可能出錯，如果再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引用，那就謬以千里、萬里了。而從曹先生的絕大多數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引用二手、三手、甚至七手、八手的材料之時，基本上沒有進一步了解這些消息的背景和成因，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如果能得到主流媒體的肯定，那倒是應該得“普立策”天才獎了，甚至最佳勇氣獎也應該收入他的囊中。但還好，美國的新聞媒體有嚴格的審核制度，不太容易鬧這樣的笑話或者醜聞。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吧，曹先生至今“囊中羞澀”，只是在一些“群眾論壇”里混個跟貼率而已。

通常記者寫新聞，是根據選題調查研究、收集資料、訪問學者專家、實地考察核實，曹先生是反過來操作的：為了寫某些機構或媒體需要的題材，不是收集數據和證據，而是“上竄下跳找文章”，從報紙雜誌上挑自己需要的“隻言片語”，用這些片面的、只為了寫作需要而收集的材料來組織成文，能算是一篇新聞稿麼？曹先生倒是想跟隨MUCKRAKING的傳統的，這似乎是他增加點擊率和跟貼率的法寶，他深知中國人對於政治性小道消息的熱衷性，和中國人中互相攀比見不得別人好的傳統性，於是就盡整些駭人聽聞的大標題和落井下石的勾當來冒充新聞。

扯遠了，繼續談美國主流媒體的記者如何寫類似社會福利制度的新聞。需要向讀者致歉的是，本文只是利用一些零碎時間坐在電腦前面有感而發，想到哪寫到那，毫無條理性和系統性，屬於和曹先生一樣的信口開河，除了某些新聞職業的專業操守和職業道德，其餘的，都當不得真。

通常的新聞，可以歸納為探索挖掘性的、描述報道性的、解釋論述性的、和研究結論性的等幾個大致的分類。其中最講究、也是對新聞真實性、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要求最為嚴格的，就是結論性的文章。因為這樣的報道不是簡單提出幾個概念和倡導某個新的觀念，而是對重大的政治制度或社會現象做結論。曹先生就偏愛做這些“一錘定音”式的結論性文章，比如此篇——“美國把窮人慣壞了”。我們先說曹先生有沒有資格寫這一類的題材和類別的新聞（就象他論證別人有沒有資格提名王蒙的諾貝爾獎一樣），答案是肯定的。曹先生中文專業背景，在中國大陸也從事新聞工作，來美國後也繼續在為紙面媒體寫作與投稿，曹先生沒資格，恐怕現在的新聞從業人員里有資格的就不多了。之後，讓我們在肯定了曹先生的寫作資格之後，判斷他有沒有把這類題材“寫好”這個現實的問題（他是否具備寫好這類題材的能力問題容後討論）。我個人的意見是他沒有寫好或者說沒有好好寫，而且不但沒有寫好，反而利用媒體的某些傳播優勢，把一些粗暴的結論和錯誤信息在讀者中傳播。所謂“政治上正確”和生存的經濟需要，驅使他性格中擅長投機鑽營的特點在來到美國後依然惡習難改並變本加厲，成為完全不講是非的意識形態犧牲品。曹先生在完全沒有認真探究現任美國政府的政策、領導人在現實與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的情況下，就輕下結論，這一點不是對新聞從業人員也不是對民主社會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也容易使自己的文字在經受歷史檢驗時立不住腳。

我們將這篇“美國把窮人慣壞了”的結論性文章的一系列概念拆開來分析，就會發現曹先生的失誤並不一定在這個結論“是對是錯”上，而是失誤在對這樣一個嚴肅的新聞題材，不能用這種他個人比較擅長的方式來寫，因為照這樣的方式方法來進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有個人“投稿利益”傾向和“生存本能”傾向的片面之辭。

CONCEPT：美國；窮人；慣壞。
CONSTRUCT：美國的福利制度；高稅收高福利；制度會帶來災難。
VARIABLE：經濟政策；國家政策；窮人定義；種族；黨派。

在曹先生把“窮人”變“壞”的結果，結論為“美國福利制度”，並嚴厲批評美國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的時候，是應當對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概念、結構、變量做相對充分的統計調查和採訪研究的，因為文章是給美國制度有關社會福利的部分下結論，而不是評個三好學生、五好家庭，不是說說張家長李家短這麼輕鬆的話題。評論社會制度並作進一步的推論，必須踏踏實實一絲不苟。以“窮人”的分類來講，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黨派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對於社會福利的認知度和利用度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在同一種族同一民族的人群中，也因為區域或語言的差別而會使這篇結論式文章有了許多的變數。因此，如果假設美國的福利制度慣壞了窮人，那麼“美國的福利制度”或者說“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就成了此篇新聞稿件所得出結論的INDEPENDENT VARIABLE，而不同的窮人在面對美國福利制度時的“知情權”、“利用程度”、“態度行為”，就成為受美國福利制度影響的DEPENDENT VARIABLE。如果曹先生希望自己是寫新聞而非雜文，就理所當然地要將這些代表美國福利政策的ANTECEDENT 變量同經權威統計機構核實的、反映窮人人群真實狀態的PREDICTED 、CRITERION 變量加以調查和分析，只有在那樣的基礎之上的結論，才具備“有說服力”的資格（是對是錯還兩說呢）。但曹先生根本沒有這樣做，他倒是善於應用新聞分析中對於變量的另外一種處理形式——CONTROL VARIABLE。

正因如此，曹先生的大作充其量也就是網上落（烙）個跟貼率和丑譽度（本人根據廣告學中的美譽度自創的一個詞）。

連續“詆毀”了曹先生六、七千字兒，是否就是懷着徹底否定的醜惡目的和動機呢？難說。“同行是冤家”麼。以前我做廣告時，經常拜讀曹先生的大作，只覺得那麼一位經驗老道的老新聞工作者，因為被個人品行和意識形態所遮蔽，糟蹋了一手好文字，有些可惜。自從十個月前，自己也重新當記者和編輯，就時常拿自己的文字和別人的比。說心裡話，以我的水平在新聞寫作方面與曹先生比，差距是明顯和很大地，我必須如實地承認論新聞寫作的熟練程度，我根本沒法兒和他比。但我不贊成他處理重大社會題材的粗糙方法和受意識形態控制的極端觀點。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在選擇新聞題材方面，有些為寫而寫，為政治需要而寫。

美國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福利體系、戰爭決策和執行體系的歷史與內情都不是一個普通中國人所擅長的，就好比寫財經的記者一定得熟悉美國的各種金融制度和對各類經濟政策、各級經濟官員瞭如指掌、而專門報道美國國會情況的記者是專跑白宮這條線、要對政治、官場、軍隊、情治系統的關鍵人物和可能出台的政策都洞若觀火一般。為美國的制度下結論，不容易屬於曹先生的BUSINESS。為什麼這麼說？道理很簡單，在任何國家，都有一個SECURITY CLEARANCE的問題，美國事關國家政策的機密是分了級的，CLASSIFIED算是統稱吧。各位常見到媒體採訪政府官員時，碰上不願意或不能透露的情況，常用一句THAT’S CLASSIFIED把包打聽們的得寸進尺拒之門外。要評論美國的政治和政策，就要對美國的國策有一個全面深入的了解，曹先生做得到麼？以機密的CLASSES來分，最低一級是CONFIDENTIAL，再高一級是SECRET，再高就是所謂TOP SECRET了，不知曹先生對於美國的國家機密和國策秘密的了解程度在哪一個級別上。

當然，媒體記者除了從白宮或五角大樓了解國家內情、獲得對美國制度和政策品頭論足的基本資格，還可以通過一些政策研究機構獲得資料，從而具有所謂“話語權”。不知道曹先生目前屬於那一個THINK TANK？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曹先生的“窮人”裡面如果包括比例很高的黑人的話，起碼可以到The 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這樣的黑人的政策研究機構去採集一些數據和資料吧？然而曹先生同樣沒有這麼做。如果曹先生把自己的寫作還當作是新聞寫作的話，有兩種辦法可以避免類似的尷尬。要麼在收集美國政府官方機密和資料上和美國POLICY RESEARCH的各級機構拉上關係；要麼，就是別寫這麼大得嚇死人的題目，而且也別動不動就下結論。

當然，正如我前面說的，我這麼說可能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為我看到曹先生的貼子如此受重視，嫉妒了，想把他從傑出拉回到平庸來。因為我自己寫不出象曹先生這麼大的文章（我花了近10個月才寫了一篇關於法拉盛的小文）。但是，從我十多年前念新聞專業的時候開始，我就被提醒，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是新聞寫作的生命。曹先生，寫些您熟悉的題材吧，比如打假，假文憑、假提名，哪怕假藥假酒假胸部呢，也是您的拿手好戲，最近那篇關於諾貝爾提名的文章，寫得挺棒的，寫你熟悉的不好麼，幹嗎要受那份政治洋罪？

要不，您跟我一起寫社區得了，我寫FLUSHING的MAIN STREET，你寫ELMHURST的 BROAD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