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用生命照亮人类的历史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6月01日18:28:28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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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一书的作者，继《喜福会》作者谭恩美之后第二位进入美国畅销书榜的华裔作家，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张纯如的突然辞世，不仅在北美大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让万里之外的国人感到不同寻常的震撼，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各个媒体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就在这位女作家自杀的消息刊出后短短几小时，各大网站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帖子，并且是一片崇敬、叹息之声。人们为什么对这位女作家如此惋惜和哀悼呢？在大量的悼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难忘的记忆。凭借这一记忆，提醒更多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会，让他们了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亚洲那块古老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曾遭受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如何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伤痛。而又因为这伤痛，使无数海外华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联。张纯如让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
这里所说的记忆，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张纯如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她为南京30万冤魂的惊世呼喊。她写下的历史纪实著作《南京暴行》引起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也唤醒了包括国人在内的华人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记忆。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著名畅销书栏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做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1998年，美国华裔妇女协会为张纯如授予“年度优秀妇女奖”。纯如由此也成为美国主流社会承认的公众人物，她曾是美国《读者文摘》的封面人物，获得许多大学和组织的荣誉证书，她还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撰写了大量评论和文章。作为一位年轻的少数族裔作家，张纯如强烈的正义感和出色的才能，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树立了华裔的良好形象，亦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青年真正的楷模。 一
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这个女儿所寄托的期许。在伊利诺伊州的香槟厄巴纳长大后，张纯如来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这所大学的电机系是全美最知名的。到20岁时，她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计算机学位，毅然转学新闻专业。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先是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记者，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写作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也因此赢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赞助。 1988年，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次联谊会上，明眸亮齿、身材高挑的张纯如与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见钟情，从此陷入了爱河。一年后，两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订婚。1991年8月17日，23岁的张纯如与当时已在硅谷担任工程师的道格拉斯结婚，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就在两年前，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这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家庭里，纯如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她曾说，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经济筹划人、精神咨询家”。纯如对自己的“早婚”行为也感到很满意：“我认为，早婚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这样我就把那些花在约会这些事情上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写作上。”道格拉斯则回忆说，两人都是事业心很重的人，“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她爱好运动，做美容，看电影，特别喜欢按摩。我们经常聊天，但她比我健谈得多，她总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她的口才很好，能紧紧地抓住听众。” 二
性格文静的张纯如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在她看来，写作是传播社会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要通过文字来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虽然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但“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她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但纯如也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纯如一直认为，写作是一项烦琐而耗费心力的职业，写作本身就是不断改写的过程，无论写作真实或虚构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资料和研究上。纯如收集了来自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及一些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关于纯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工作却一点都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南京调查的日子里，陪伴纯如的还有前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段老回忆说，“她当时很瘦弱，明显不能适应夏季火炉南京的天气，但她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10小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访、翻阅资料上。由于不会读、写中文，她对我提出的著书意见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动。很快，我们就由工作关系变为很好的朋友。她回国后，我们还经常通信。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妇女免遭日军蹂躏的沃特林女士，没想到，9年后，她竟选择了与沃特林同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各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当时，纯如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她还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拉贝的一位外甥女莱因哈特还活着，并与莱因哈特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拉贝有一封写给希特勒的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并且还有一本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在《南京暴行》一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在日军对南京大肆屠杀、强暴妇女时，连担任南京纳粹党主席的拉贝也无法忍受，他带着二十多位外国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挥舞纳粹的万字臂章作为护身符，拯救了25万南京居民。回到德国后，拉贝向希特勒上书递交了一份报告，期望德国能够施压促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政策，结果却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审讯，严令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为纳粹的身份受到盟军的审判，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顿不堪，虽然南京人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他集资寄去大量食品，但拉贝很快就在1950年去世了。纯如曾说：“当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拉贝的故事，并给他念一段拉贝的日记时，我父亲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称拉贝是个英雄。” 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重要的史料：《沃特林日记》。20世纪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沃特林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也是纯如最为崇拜的人。不过，这些日记却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沃特林日记》与《南京暴行》一道，都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三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美国出版商和各类美国华侨团体的同声抗议，并敦促日本政府撤换大使一职。针对日本大使的声明，张纯如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不知道这声明是代表大使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齐藤邦彦的声明引起了我的出版商、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各种不同华人团体的抗议，有些甚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罢免齐藤邦彦的官职。我也通过传媒，邀请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国家电视台公开讨论我的书，但至今未曾得到对方的回应。”在后来与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 “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做过认真的道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课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行》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张纯如和洛杉矶民权律师费希尔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日本政府拒绝向成千上万遭受日本皇军之害的慰安妇道歉赔偿，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养奸。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人们都会认为，一个对冲绳妇女遭强暴感到愤怒的国家，会非常关心其自己国家士兵在二战中大规模强暴妇女的历史。但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拒绝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日本历史教课书的要求。这些教课书掩饰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对慰安妇的大规模的强暴。”文章指出，当年日军强迫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的二十多万妇女和女孩子充当慰安妇。慰安妇每天最多要为四十多名日军提供性服务，尝试逃跑的慰安妇惨遭杀害，许多慰安妇自杀，幸存的慰安妇一辈子都生活在身心创伤之中。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从二战结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但是，据历史学家发现的历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妇的政策。历史文件还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之中，有20 000～70 000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对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但拒绝向慰安妇做任何赔偿。 2001年9月8日是《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日美两国政府专门在旧金山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单方面与日本讲和、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出卖了亚洲各受害国人民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曾喜形于色地说：“由于《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国，比在一战中的战胜国得到的还要多得多。”事隔50年后，日本政府出资300万美金，在旧金山大搞纪念活动，而全球华人为此也聚集旧金山，反制日美两国政府的纪念活动。在名为“南京暴行——反制日美两国纪念《旧金山和约》50周年纪念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位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只得悻然离开了会场。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付的责任。”纯如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把《南京暴行》改编成电影。她清醒地看到，虽然这部书出版了几十万册，但有许多西方人只是知道这本书，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如果把这本书改编成电影，历史就在人们的目光里变得更为直观了。她也了解到，中国内地已拍摄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和电视剧，但她认为，这一题材必须用美国人能接受的电影手法来拍摄，让更多的西方观众接受。 四
《在美国的华人》展现了华人移民强韧的生命力和开拓精神，也揭示了华人在美国的经历不是一条渐进的单线，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张纯如说：“华人在美国的经历不是一条渐进的单线。他们作为模范少数族裔之一，并非像某些少数族裔那样是从受迫害的社会最底层渐渐发展到社会上层的。华人在美国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美国社会对华人一直在容忍接纳和疑虑恐惧中旋转。”在150年前的美国，作为苦力的大量华工进入美国，充当金矿矿工、铁路劳工，这就是俗称“金山”的故事的开始。1865年，华人移民的人数激增至5万人。同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50名中国劳工。看到中国人能吃苦、工资要求低，又十分顺从，这家公司便开始大量招收华人，总共有十多万华工参加了美国铁路的修筑。当时横贯中西的铁路对美国工业化发展至关重要，华人负责修筑西边的一半，爱尔兰人修筑东边的一半。华人的付出为美国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水准远远超过了爱尔兰劳工。随着华人数量越来越多，唐人街也开始初具规模。《在美国的华人》引述旧金山当地报纸的报道说，1849年的一次华人聚餐有三百多人参加。1851年，第一家华人洗衣店在旧金山开业，经营各式东方礼品的华人店铺也开始出现。华人还在旧金山办起了小报《金山新闻》，这份报纸成了美国社会的第一份外语报纸。到1870年，旧金山华人劳工的数量已经占到了城中4种主要工业行业雇工总数的一半。由于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也导致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大规模的排华浪潮。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劳工入境，华人亦被形容为“半人半魔，吃老鼠，衣着破烂，不懂法律，憎恨基督文化，吸鸦片，廉价劳工，吮吸内脏的亚洲人”。直到1943年，美国国会才废除了这个法案。由于华人在二战中的杰出表现，美国舆论对华人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转变。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华人又一次面临排华的恶浪。一位华裔律师告诉张纯如，当年她家就住在首都华盛顿的郊区，周围大多居民都在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工作。有一天，学校放了一部电影，是讲述共产主义威胁的，片中的共产党人全都是中国人。电影放完了，老师对学生们说，如果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就要尽快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当灯光打开后，她发现她身边的同学把椅子迅速地挪开了。 在这本书中，纯如同样挖掘了很多被遗忘的华人创业故事以及对美国社会贡献卓著的精英人物，如19世纪的华人果树专家吕金功培植了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柑橘、柚子、苹果和桃子，为美国的水果农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吃苦耐劳，为美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同胞却被淡忘，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写这本书，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华人其实也是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也借此呼吁美国主流社会正视华裔的地位和对美国的贡献，加快华裔融入主流社会的步伐。纯如也一再强调：美国华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提醒人们，要认识美国有习惯成俗的种族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仍有侵犯人权行为。她指出，民主迄今为止不是根深蒂固的体制，还只是稚嫩的幼苗，因此在美国的任何族群都不可能具备受迫害或迫害其他族群的免疫力。在书的最后一章《不确定的未来》中，纯如讲述了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排华现象。书中写道，中美关系紧张时，华人总会受到伤害。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伊利诺伊的两家电台曾公开号召人们抵制中餐馆，甚至提出要把华人都“赶回中国去”。张纯如说：“谈到华人在美国的地位，许多人都会想到华盛顿州的州长骆家辉。可有谁知道，他父母亲开设的餐馆，离首府奥林匹亚只有1英里，而华人走到首府当州长却走了整整100年！” 五
在纯如辞世前，正在进行她的第四本书的工作。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宾做调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溃的纯如患上了抑郁症，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她一直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许多学者认为，从《南京暴行》到她新近写作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纯如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也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张纯如曾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扭曲的东西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读过她的书，许多读者都会对人类的兽性和仇恨，产生愤怒与绝望。作为作者，纯如是在长期忍受这种愤怒而绝望的煎熬，她的忧郁症也许早已埋下了根苗。 纯如辞世后，她的出版经纪人苏姗·拉比纳说：“我和她经常通话，最近她告诉我，她无法继续完成这个写作计划了。很显然，她感到很悲伤。”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认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来调查日军二战时期的暴行，从《南京暴行》到她近来准备写的新书，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一个个悲惨故事反反复复地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崩溃。道格拉斯还说，纯如是工作狂，工作异常投入，“她总是把自己推向极限，经常工作到累倒为止。” 张纯如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她每天下午5时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觉后开始写作，直到丈夫早上8时上班，她才去睡觉。这样，她可确保写作时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响。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采访，但一抵达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疗三天后飞回旧金山。工作不顺让她很沮丧，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又埋头整理写作材料。此后，张纯如精神状态时好时坏，9月就有过一次自杀的苗头。到了10月，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无法照顾幼子，夫妇俩将儿子送到伊利诺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她说：“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纯如走了，这位年轻女作家高度的学术素养和正义精神，无疑会永远让人们铭记，并继续影响和改变一代华人青年的人生道路。在纯如身后，对她的纪念以及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争论也远不会结束。就在最近，美国著名畅销书作者詹姆斯·布雷德利设立了以张纯如命名的奖学金，每年派出美国孩子到中国学习、理解中国，以便将来成为张纯如这样担任沟通中美桥梁的人物。他还明确表示，希望张纯如的孩子克里斯多弗长大以后能够加入这个奖学金选择的董事会，作为对张纯如的最好纪念。布雷德利指出，张纯如在中美之间成功建立一个桥梁——在促进中美沟通的桥梁作用上，没有人能够与她的作用相比。现在张纯如去世了，希望她曾经激励过的年轻人能够接过她的接力棒，继续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1998年4月，《南京暴行》简体字版由中国内地的东方出版社出版，担任责任编辑的是著名史学家邓蜀生先生，策划人是著名翻译家尤开元先生，两位老人今天都已过了80高龄。当我们再一次捧读《南京暴行》时，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还需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张纯如在写作本书时一直牢记的那句警言：“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最后，我们愿用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1]献给安息的纯如，铭记这位用生命照亮人类历史的美丽女孩：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 你与它一样可爱，一样温婉 粗鲁的风摇动五月里爱怜的花蕊 而夏天的约期太短 有时天堂闪烁着太过热烈的眸光 而金色辉耀的容光又常是黯然 每一个芬芳的因果有时堕落 因为自然的规律可能终结于凋零 但是，你永恒的夏天不会杳无 你所拥有的芬芳气息不会消减 死神不能吹嘘你徘徊在死神的领域 当有永恒价值的字句在流失的时间里依然不朽 当人类还在呼吸，还有视觉 这些生存着，并且给予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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