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今天的美国，“基督教右派”背负着非常负面的形象，在公众眼中，他们被视为一群自以为是，封闭保守的人，想把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政治议程强加在所有人 头上。在学术界，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克莱德威尔科克斯（Clyde Wilcox），将基督教右派定义为一个“企图推动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新教基督徒参与政治行动的社会运动。”然而，基督教右派并不是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 动。本文笔者并不站在任何派系之一方，我只试图给美国基督教右派一个简短的历史描述。在许多政治社会运动中，都是先有一套主义，后有教条式的行动，如以马 克斯主义为主导的共产革命，但美国基督教右派并非如一些人所想，先有一套固定的理念，然后照着蓝图行事，杜克大学讲师赛斯道兰（Seth Downland）说得好：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议程，是产生于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

在山上的城市

在某程度上，基督教右派代表了清教徒的传统，清教徒认为自己与上帝立了一个圣约，神带领他们来到美洲，目的是建立“一座在山上的城市”（a city upon the hill），让全世界都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而实现这一目标手段是传福音，它基于一个信念：个人的转化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一九七五年之前，保守派基督徒远离政治行动，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参与政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打败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 主义，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全世界的道德领袖，这符合了基督教的理想，因为美国变成了令人仰望的“山上城市”。在二十世纪五零年代，福音派十分满意艾森豪威 尔的管治，因为美国领导盟友对抗无神论者的共产主义，再次成为“山上城市”。一九五四年，为了把美国从无神的苏联区别出来，“以神之名，一个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这句话加进了效忠宣誓词（Pledge of Allegiance），故此，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心目中，美国确实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此外，当时的传统家庭观念也合乎基督教理想，妇女在家中抚养孩子，堕 胎尚未合法，公立学校还阅读圣经和背主祷文。

一九六零年代之风暴和一九七三年的转折点

但是，一九六零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大大改变了美国：民权运动、抗衡文化、妇解运动、移民增加、反越南战争、性开放革命、毒品泛滥、摇滚乐大受欢迎、嬉皮士运动……。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感觉到，美国正逐渐失去传统的价值观。

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初期，福音派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应变方案，福音派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非正式的。杰出的布道家葛培理与几个总统都有密切的关系，葛培理给予 总统建议，他赞同詹参总统的扶贫项目、大政府倡议、越南政策，但他也有严厉批评詹参的其他政策。尼克松总统亦是葛培理的密友，葛培理称赞尼克松处理越南战 争的方式，因此左翼批评葛培理是尼克松的“御用先知”。后来，水门事件令葛培理尴尬不已，此后葛培理对政治便一直保持低调。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最高法院赞成妇女有权在怀孕首六个月堕胎，托马斯道浸信教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说：当天“我越来越相信，我不得不采取新立场。”难怪政治学教授乔恩希尔兹（Jon Shields）说：“如果没有堕胎问题，就几乎没有基督教右派。”但堕胎并不是唯一的议题，同一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决定再不把同性恋看为病态。后来堕 胎和同性恋权利成为了基督教右派的中心议题，因为两者被看作是对传统性伦理和家庭价值观的威胁。一九七九年，福尔韦尔成立了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它标榜“亲家庭”、“反堕胎”，成为一九八零年代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政治游说团体。

在神学思想指导方面，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基督教神学家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强烈主张基督徒需要进军世俗文化，他认为世俗人文主义在美国的法律和政府中已经嵌入了反基督教的哲学，因此基督徒必须反击。福尔韦尔的做法，部分灵感是来自薛华。

卡特、列根、布殊

在一九七六年总统竞选中，福音派支持卡特，卡特是浸信会基督徒，他承诺会恢复美国政治的道德标准。此外，卡特许诺，如果他当选，他将召开一个会议，研究联 邦政府如何能够支持美国的家庭价值。入主白宫后，卡特信守自己的诺言，举行了这样的会议，但会议组织者拒绝定义家庭为异性恋、双亲家庭。亚拉巴马州州长宣 布他不派任何代表出席，因为这次会议违反了基督教的价值观。

不消说，基督教右派对卡特感到失望，一九七九年他们转而支持另一基督徒候选人--朗奴列根。列根在总统竞选期间向保守派作出许多承诺，虽然他告诉人们自己 反对堕胎和支持在公立学校祈祷，但他在政策上却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过。相反，列根提名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奥康纳投票支持堕胎的权利。其实列根采取了相当大的努力，去联合蓝领工人和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不想表现得与基督 教右派太紧密而破坏平衡。一九九九年基督教右派作家卡尔托马斯（Cal Thompson）重新审查这段历史，他声称“二十年的战斗没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基督教广播网（ＣＢＮ）创办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牧师是另一个对列根失望的右派领导人，他认为与其支持另一个基督徒候选人，不如自己在一九八八年参加竞选总统。这场运动导致了基督教 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创立，这运动是共和党在一九九四年的选举中接管众议院，和小布什于二千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

在二零零四年的总统竞选中，乔治布什虽然因为伊拉克战争而不受欢迎，但他高调支持基督教右派的价值观，因而令百分之七十八福音派基督徒投他一票。布什跟卡特和列根不同，他试图努力推动基督教右派的议程，在他的任期内，他经常征询福音派领袖的意见。

结论

在布什时代，基督教右派已经成为贬义标签，批评基督教右派的书籍如雨后春笋，右派 的理念被称为“美国神权政治”、“美国法西斯”。虽然有些意见是正确的，有些则是夸大了，以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写的【美国法西斯】为例，他认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是“家庭焦点”的领袖）和罗伯逊等人有一个破坏个人良知的大阴谋，但是这类全国性阴谋需要一个法西斯式的极权组织去执行。事实上，美国福音派 是非常多元化的，当福尔韦尔成立道德多数派时，许多像马克诺尔（Mark Noll）、乔治马斯登（ George Marsden）、弥敦哈奇（ Nathan Hatch）等学者都警告说，家庭价值的议程不可等同基督教的福音。布道家葛培理汲取了自己的教训，他也警告基督教右派领导人“在行使政治影响力时，要时 刻保持警惕。”

“美国神权”的说法是针对基督教右派的反民主性质，但它也可能被夸大。在【基督教右派的民主优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乔恩希尔兹发现，媒体对 基督教右派的描绘相当偏颇，诚然，偶尔福尔韦尔和罗伯逊发表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公开陈述，但这并非全貌。希尔兹采访了三十个基督教右派组织，研究他们的档 案，并参加他们的培训课程，他发现这些右派领导人教导成员礼貌地跟人对话，而且没有以圣经作为唯一的论证依归。

美国基督徒与政治关系之历史的确有争议性，我不能说他们已经尝试过一切方法，但正如你看到，他们已尝试了许多：强调个人得救，保持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清教 徒模式”， 保持与总统的友谊和给他们意见的“葛培理模式”，支持基督徒候选人，影响立法的“福尔韦尔模式”，把自己人放到关键岗位，甚至竞选总统的“罗伯逊模式”， 此外还有其他未在本文提及的模式， 例如【旅居者】（Sojourners）创始人吉姆瓦利斯（Jim Wallis）推动社会正义，而不是侧重于家庭价值观。在未来还会有新模式吗？大有可能。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必须接受 美国社会是多元化的事实，一种适切时代的新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原载∶《余创豪》，2010-06-05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christian_righ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