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譚甫仁被刺殺案

周孜仁·

　　譚甫仁，廣東仁化縣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後歷任紅十二軍連政委，六八七團政委，紅一軍團一師政治部組織科長，軍委總政組織科長，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抗戰期間歷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一五師三四三旅政委，八路軍二縱新編三旅政委，一一五師教導七旅政委，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野七縱副政委。建國後任十五兵團軍政委，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一九五五年授中將銜。

　　羅列以上一大堆軍歷，除了想介紹死者的光榮歷史，另外一層意思——按當時的“劃線”方式——是想說明譚甫仁當屬林彪心腹愛將，從而文革大亂，他得以以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個省市麻煩問題的解決。這樣，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國各省的革命委員會均已先後成立，僅餘的福建、廣西、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緒待建，譚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馬上任，飛赴雲南，作了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譚行事大刀闊斧，敢說敢幹，頗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劃線站隊”、“圍海（滇池）造田”、修“萬歲紀念館”三板斧，在雲南全省很快樹立起毋庸質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年十一月，雲南召開全省第二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簡稱“學代會”，計劃每年一屆。一九六九年開了第一屆。第二屆代表數號稱上萬，故又稱“萬人大會”），其時，筆者作為“譚辦”秘書參會調研，一位山區代表在開幕式後深情無限地對筆者表白，說他看見譚政委身體如此健壯，實乃雲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還激動得當即大呼一句：“毛主席萬歲！”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再接下來——他說他真想再想喊第三句，因為怕犯錯誤，終於沒喊出聲來——我當然知道他想喊什麼，只能對這位山民的質樸憨實報以一笑而已。

　　僅此一端，足見當時譚在雲南邊疆的威望之高。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個萬人大會閉幕後的第三天，譚甫仁即被槍手擊斃。身上共中三彈：頸部、肩頰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彈從胸部心臟旁邊穿透，譚血流如注，立撲於地。暗殺發生在凌晨4時50分左右，後，周恩來親自安排北京專家急飛昆明實施搶救，終因傷勢過重，救治無效而亡。時間是當日中午12時許。譚一九一Ｏ年出生，去世時正好六十歲。同時被暗殺的，還有夫人王里岩。

　　該案件發生的時間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時鐘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為零點十七分，所以在當時正式的文檔和會議上，這個案件標稱為“017案件”。

　　幾十年後的現在，中國人對高級幹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見得多了，且不談貪贓枉法如成克傑、胡長清者流，即使如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佩瑤的被劫殺也並無大的轟動。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非常強大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類事情卻絕無僅有。兇案既出，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一九三六年因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被刺而引發的蘇聯大肅反。譚案雖遠沒有那麼嚴重，但也夠觸目驚心的。昆明戒嚴多日，捕人無數，外間傳聞則更是玄乎離奇，真偽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誕無稽的版本，就是說林彪密命譚何日何時將飛經昆明上空的某次飛機斷然擊落，譚事覺蹊蹺，狐疑難決，最後試着先將飛機迫降再行定奪，不料飛機着陸，周恩來竟然從舷梯款款而出，嚇得譚大驚失色——接下來的故事就順理成章了：林彪為了滅口，遂派人將譚秘密幹掉了事。在當時的情況下引出如許傳聞也不是沒有理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無產階級專政如此震懾人心，而譚甫仁身邊的戒備如此森嚴，能對他如此成功實施暗殺，肯定絕非普通人能夠所為，也絕非個別人能夠所為，定然該是一個錯綜複雜、蓄謀已久、集團策劃的驚天大案了。

　　案件發生時，筆者正好供職於昆明軍區調研組。譚從北京來昆，帶來兩個貼身秘書，一曰王克學，時任昆明軍區黨委辦公室主任，負責為譚照看軍內事宜，另一位叫甫漢，河北平山人，負責為譚照看地方工作，為此，甫專門組建了一個班子，由譚親自命名為：“昆明軍區調研組”，地點位於司令部大院八號樓。八號樓文革中被人稱為雲南的“中南海”，在外間看來是非常神秘的。軍區調研組就被外間叫做“譚辦”。

　　“譚辦”成立於一九六九年十月，次年譚被暗殺，機構就自然解散。只是譚甫仁被殺前後，筆者正好身處軍區大院，整個過程中的所歷所見所聞至今記憶猶新，故擇其要者追記於後，以饗讀者，並供有關史家參考，如有訛誤，懇請指正。

　　　　　　　　　　　兇案的幾個蹊蹺之點

　　“017案件”在外間之所以被傳得神乎其神，是因為案件的發生確有許多蹊蹺之處。

　　蹊蹺之一是發案時間。第二屆“學代會”十一月中旬開幕，為時一月，閉幕式是十二月十五日舉行的。譚很喜歡去專州、下基層視察。閉幕式前，他一直在外巡遊，十三日才返駕回昆。講話稿當然由秘書事前擬好，十五日他去會上念過，計劃十八日左右還要外出視察。兇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準確地把暗殺選定在了十七日。

　　第二是警衛條件。譚甫仁的住宅共布設了五個警衛員，前門二人，後邊三人。那時候正值“備戰備荒”，要和蘇聯打仗，部隊正搞所謂“千里野營拉練”，他的警衛員們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個，僅僅剩下了兩人。

　　第三，環境條件。說到此，必須對譚的住宅多花些筆墨介紹。譚甫仁住解放新村32號。解放新村是一個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還系城郊野地，是富人們的別墅區。這片地界解放後悉數劃歸了駐昆部隊，四面高築圍牆，將其中若干別墅整個兒圈起來，取名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軍區司令部大院。譚甫仁所住32號就是其中之一幢。別墅圍牆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兇手那樣搭上一條凳子是絕然不能爬進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實上兇手就只搭了一張條凳。這張條凳是從食堂端來的。32號對過，隔着一條院中窄路，就是軍區機關的中灶食堂（即幹部食堂）。我們每天都在那兒吃飯。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所謂蹊蹺疑點，如：食堂原來養了一隻狗，偏偏出事前一兩天失蹤了，等等，這些應該是好解釋的，這類作案的環境準備，哪怕單個人也完全能夠實施。而前面說到的幾個條件，外人、單個人就很難辦到了。

　　問題恰恰在於：兇手正是昆明軍區前保衛科副科長、專門負責首長保衛工作的王自正。王對於軍區內部情況，對首長及首長住宅的情況，包括活動規律、房屋結構，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瞭若指掌。再有，軍區保衛部的槍械室沒有明鎖，只要知道密碼，就可以開櫃取槍——所有這些條件他都具備。於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中國西南一隅的驚天大案，順理成章該由這個叫王自正的軍人來進行實施，並且得手了。

　　　　　　　　　　　　　暗殺全過程追記

　　為了說清暗殺的全過程，必須對譚甫仁住宅的環境再做一些補充描述。

　　和32號後牆平行布置的，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別墅（號碼記不起了）。兩幢別墅背靠背，後牆之間的距離約摸兩三米。王的圍牆也很高。兩堵高牆之間的夾道就被譚的警衛員用磚石在兩端砌起短牆，圍出一個長條形的小天地，開墾成了菜畦，種些蔥蒜豆苗之類的作物，並從32號的廚房專門開一小門與菜地相通。

　　問題就出來了：短牆的高度遠遠低於別墅本身的圍牆,於是就留下隱患——兇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短牆爬了進去。他是從食堂取來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進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線索之一：兇手身高約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牆而入。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個非常寒冷的日子。繞大院而過的環城公路（現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闃無人跡，記得當時我們偶有急事晚歸，騎單車經由密樹森聳的環城公路，還常有厲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4點左右潛入的，那時候軍區大院絕對安靜。所有人都安臥睡鄉。他於是人不知鬼不覺地由短牆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廚房，由廚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踅上小樓，接近了譚甫仁的臥室。

　　這兒又得對別墅院的結構繼續作些補充。別墅前門有警衛室一。原來住二人，現在只一人。然後是一片花園。接着就是小樓了。緊靠後牆是一排附屬平房，有廚房、貯藏室，還有房間供警衛、保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樓之間是斜長形的天井。兇手就是從廚房穿過天井進入小樓的。譚甫仁臥室在二樓，兇手非常清楚，竟直去敲響了應該由譚居住的主臥。

　　那一晚，譚恰恰沒有住在自己的屋裡，是夫人聞聲起床開的門。

　　手槍子彈已經上膛，兇手直逼王里岩——接下來的情節是目睹過現場的人的推斷，王自正這樣問道：“譚甫仁在什麼地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兇手急眼遍掃屋子，譚果然不在，於是開槍把王夫人射殺。根據看過現場的人介紹，說夫人是被逼坐在沙發上擊斃的。子彈正擊於額心，彈洞四周的皮膚已被槍口噴出的氣體灼焦。兇手顯然是用槍口死死頂緊夫人額頭摳的槍機。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聲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４點多絕對安靜。這槍聲絕對是驚天動地的。既已摳動了手槍，兇手接下來顯然是準備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該譚甫仁死於槍下。他住在旁邊另外一間屋裡。聽見槍聲，他便往外跑。幾乎和譚同時跑上走廊的，還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稱六姨，在省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教育革命領導小組供職。我的印象里她是單身一人。其時她也住在二樓。她跟出來，聽見譚大呼“什麼事？什麼事？”直往樓下跑，於是也跟着跑起來。

　　事實上，槍聲已經響過，寧靜已被打破，當時譚甫仁如果堅守不出，對方是不會、也不可能一間屋一間屋搜尋的。譚的自動現身，定然讓兇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譚身後急追不舍。從二樓倉促而下的隊伍於是形成這樣一種格局：譚位處第一，兇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兒地往樓下跑了去。

　　兇手只有六顆子彈，已經用了一顆，六姨如果能夠參與搏鬥，將兇手的子彈再消耗一些，整個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個樣，可惜她沒有這樣做。事後，她只是以目擊者的身份提供了線索，說兇手身着軍大衣，面帶口罩，臉略胖圓，大眼睛。如此而已。

　　譚甫仁當然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急於要呼叫警衛員，出生入死的將軍在和平年代過得太久，他已經忘記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經沒有隨身佩槍的習慣，已經本能地把警衛員視為可靠的盾牌。可惜現在的情況是：年輕人都睡了！

　　前面說了，野營拉練把警衛員拉走三個，現在只剩前門一個，後面一個。前門距離稍遠些，譚就踅進小天井，直奔附屬平房敲打警衛員的房門。奇怪的是：警衛員的門偏偏不開！

　　警衛員就十八歲，是不是磕睡太大？俗話說：“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後睡不着。”可現在的問題是：明明槍聲已經響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長把門敲得山響，磕睡再大也不會如此不省人事呀！案發後對該警衛員進行了審查，他說他當時確實已經醒了，而且他確實也聽見了槍聲——正是因為聽見了槍響，他害怕了。他說這些年沒仗打，當和平兵，聽見動了真傢伙就嚇得全身發抖，兩條腿只管往一隻褲筒里塞……

　　那麼，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後，鄧小平復出主政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派副部長趙蒼壁來滇重新審理此案，那時事過境遷，已被關得暈暈乎乎的警衛員才如實招供，說那一晚他正和保姆睏覺呢。他以為有人捉姦——那年月通姦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開門。

　　警衛員正當年華，那保姆呢，據說是某國民黨軍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灣，一個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燒飯漿洗度日，她的年齡應該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按照當時流行的階級觀點，其準確稱謂應是“偽軍官太太”，即使不加懲治，也需要從嚴控制的，可她偏偏卻留在了“雲南王”的身邊，此事真讓人匪夷所思。據筆者記憶，保姆很愛整潔，成天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白皮膚，五官十分端正，年輕時一定是個美人兒。但不管怎麼說，那時她畢竟已是隔日黃花，怎麼會在共產黨高級領導幹部的身邊演繹出這等鳥事？這也讓人啼笑皆非。

　　總之，一切條件都為兇手準備停當。窄窄的小天井裡，譚甫仁已經無處可逃，王自正非常從容地開始對自己的獵物進行射擊。僅僅在一個小時前，這位獵物在二千三百萬雲南人心目中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龐然大物，而現在，面對握着一柄手槍的小人物，卻頓時變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鬥爭總是不可思議地演繹着人生鬧劇。

　　譚甫仁來雲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劃線站隊”，“清理階級隊伍”，追查“滇西挺進縱隊”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為此他作過很多指示，比如：“（階級敵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你們不要手軟。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約束、限制”；“我在個舊地區講了一次話，一夜之間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個壞人。有人問，可不可以拉出去遊街？遊街後能不能把這些人下放勞動？我說遊街可以，下放勞動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讓群眾識別嘛！”根據有關統計，僅下關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運動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傷致殘一千多人。打傷一萬多人。臨滄地區追查“慰問‘滇挺’”一案，就株連一萬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傷打殘，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據云南省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統計，曲靖和昭通地區，受“滇東北游擊軍”假案牽連幹部群眾多達六十萬人，僅曲靖就有二十九萬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萬多人被批鬥，二千多人被關押，四千多人被打傷，二千多人被打殘，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雲南一位著名的軍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寫過一本長篇小說，叫《我們播種愛情》，而事實是，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種的卻是太多的仇恨。播種仇恨的始作俑者當然還輪不到譚甫仁，但在雲南，他畢竟需要對那麼多冤魂和無辜者直接背負責任。於是，在廣闊社會上演的慘劇，不可避免地要被微縮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號院的小天井裡，以一對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這當然是毫無懸念的對局。行獵者一共射出三顆子彈，一顆射中譚的頸部，一顆射中肩頰骨，最後一顆尤其准，正中譚甫仁胸膛，而且顯然就從心臟處射入，譚立撲於地——王自正有充分理由認為譚已經死了，於是由原路揚長而去。

　　按當時官方傳達的案情，說發生這一切的時候是凌晨4點50分。但是等到秘書趕來，等到把情況向軍區各有關部門首長通知到位——不知道處理問題確實需要這麼多浪費時間的繁文縟節，還是機關辦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黨辦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對軍區司令部大院實施戒嚴，已經是6點過了。

　　兇手的效率卻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殺得手之後，他已經又非常從容地去軍區政治部大院進行他的第二波暗殺行動，接着又非常從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靜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於離解放新村不遠的西壩，隸屬於昆明軍區的另一個院落。文革大規模群眾鬥爭已告一段落。雲南的兩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團”的生死搏鬥，早在兩年前的八月，便以譚甫仁的“劃線站隊”而塵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對上面說到的那些“叛徒、特務、走資派”、“滇西挺進縱隊”、“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滇東北游擊軍”，等等，這些階下罪囚進行沒完沒了的審查、處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說到的許多被審查者之一。軍區的這些“准囚犯”當時就集中在西壩的院子關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個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對譚甫仁恨之入骨，對虐待他們的整個對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單位負責人保衛部一個叫陳漢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個刺殺目標。譚甫仁既已殺掉，天還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陳也一起幹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條街。他走進去應該是5點多一些，天依舊很黑。街道依舊很靜。他不知道陳漢宗住房的具體位置，於是胡亂找到一間房門便敲。開門的是一位十三歲的少年，昆明一中學生，叫馬蘇紅。迷迷瞪瞪起床來，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陳的家門口。小孩認識陳，對王也很面熟，引路回來自個兒又囫圇睡了。

　　非常幸運，陳漢宗當時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殺無果，匆匆忙忙又潛回西壩了。

　　一位正在被審查者，何以能夠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唯一的解釋只能是，這幫傢伙已經被關押快兩年，好象也沒有發現有什麼圖謀不軌的危險行為，就放任不管了。

　　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經做完，回到西壩，他非常滿意地平靜睡去。而大搜捕，正在全昆明開始。

　　　　　　　　　　　　　　　我的印象

　　本段插入的是筆者個人當時的經歷。

　　兇殺發生那一夜，我正在軍區大院八號“譚辦”安睡。

　　離三十二號有相當距離的八號樓是解放前美國新聞處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別墅，綠樹花藤，森然一片，很靜。其時筆者為單身漢，除辦公室並無別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八號院的值班室高臥。需要補充的是，那時手錶對於我尚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檔消費品，獨臥小樓，絕對毫無時間觀念，每天同事們進門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這天早上，偏偏誰都沒來上班。

　　等我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發現時間不早，我急忙趕去食堂吃飯。食堂早已關門閉戶。整個大院一派冷清。正覺蹊蹺，看見食堂對面有許多軍人，一個個默默低頭慢徊，在三十二號周圍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尋。那一天天氣極冷，滿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亂糟糟全是腳印。當時我就納悶：是不是秘密圖紙丟了？雖對偵破一竅不通，但破案小說我是讀過的。像這樣搜尋案犯，不但找不到線索，原來有一點線索倒被這幫笨蛋破壞殆盡。飢腸漉漉，我又騎車出街覓食，這才發現，一號門、環城公路側門和東寺街側門都已封鎖，確信是出什麼大事了。

　　回到八號，警衛員對我的孤陋寡聞感到驚訝：你怎麼不知道呀？譚政委，出事啦！

　　從那一天起，我被獨困在院裡整整三天！

　　八號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我都無從知曉，有一種坐牢的感覺：一座很精緻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會有軍人驚吒吒衝進來，荷槍實彈，手臂上還扎條白毛巾。他們一進來就把守住各個門口，然後氣勢洶洶地要我將辦公室的門和櫥櫃一一打開。好象兇犯窩藏在這幢人跡罕至的小樓里。

　　三天后，開始上班。譚死了，我們的頂頭上司甫漢獨個兒躲在他的辦公室里傷傷心心哭，我們就更無事好幹了。按照布置，就讓我們每人寫交代，按小時為單位，說明那些天的所作所為，包括每一個細節。我記得我寫得絕對清楚：幾點，一個人在辦公室學毛著學馬列；幾點，學習累了去院裡散步；幾點，在陽台上拉二胡；幾點洗腳上床，一個人唱了樣板戲選段——均無證明人，除了門口站崗的警衛戰士。

　　　　　　　　　　　　　　　案破前後

　　案發當天6點，軍區大院被封鎖，接着，整個昆明市也被封鎖了。空中交通完全關閉，陸路交通也實施了嚴格管制，車站道口過往人等均需進行嚴格盤查。昆明全城更進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據六姨提供的線索以及偵破人員對現場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圓臉、大眼睛、微胖者，均視作犯罪嫌疑人。幾天之內抓人無數，筆者不知具體數據，不能在此妄言。

　　問題是，雖然破案搞得聲勢浩大，風聲鶴唳，但事過半月案件偵破卻毫無進展。聽說是周恩來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軍區這幫無能之輩，明確指示：破案並不難，問題在內部。此話不是原文，筆者也未見到準確的書面材料，但作為一個精明幹練、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周恩來如此判斷當是十分精準、一針見血的。

　　昆明軍區於是急調十一軍副軍長趙澤莽來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衛部大多數人員一時都成了嫌疑對象，被弄到城外軍區外訓隊“學習班”接受調查。原負責組織偵破此案的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自知難說清楚，在學習班開學的第二天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時分，用尼龍網兜懸在床頭欄杆上自縊身亡。

　　趙澤莽原系五十四軍軍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軍由重慶調防來滇，次年又離滇北調，留下一部分骨幹組建十一軍，趙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軍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軍的人來主持破案，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景儒林是老昆明軍區的人。老昆明軍區都是二野班底。我在“譚辦”供職時常常聽到一句話：昆明軍區不整頓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覺。“把昆明軍區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軍區”，是當時大會小會都要掛在嘴上的一句口頭禪。

　　趙澤莽上台後迅速把偵破重點收縮到軍區內部。據說，還讓目擊者——目擊者當時就知道一個，六姨——去軍區各辦公室指認。數日指認無果，於是第二個目擊者：馬蘇紅，就是前面說到的、為兇手引路的那位少年，這時候浮出水面了。

　　馬的父親也是政治部幹事，在組織機關幹部回憶、提供偵破線索時，他突然想起了案發當天早上曾經有人敲門讓他兒子去為他帶路找人，於是向組織作了報告。偵破人員很快找來少年對詳細情況進行了詢問。問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誰？馬說，他只知道那人的兒子叫什麼什麼而不知其父親為誰。七十年代那會兒，幹部宿舍設施條件都很簡陋，從無家庭衛生間一說，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共用澡堂。馬蘇紅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齡相近，總喜歡一起打鬧。偵破人員迅速查閱了戶口簿——軍區人員都登記公共戶口——很快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親，叫王自正。

　　發現這個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審查的保衛科副科長嗎？他不正關押在西壩嗎？身被羈押，他怎麼能夠順利實施如此驚天大案？……馬蘇紅那年十一歲，記憶力正好，他確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親，而且他確信他可以指認出來。

　　童言無欺。兇手這一下被罩入法網了。

　　接着就帶小馬去了西壩。破案人員讓他站上當院小樓的二樓陽台，然後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到院子當心去打掃清潔。馬蘇紅沒有猶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認了出來。偵破人員問：確實嗎？他說，確實。於是馬上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在操場上集合排隊，讓馬蘇紅從隊首向隊尾走一遍，對所有人員再過一遍——馬又一次準確無誤地把兇手辨認了出來。幾十年後，馬已身任雲南省建設廳處長，他對筆者說起當時情景還記憶猶新。“那一剎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恐慌，驚訝，可怕，非常絕望！好象汗水都嚇出來了。”他說。

　　這算不算一個非常不聰明的做法呢？兇手確實被指認出來了，但顯然又已打了草，驚了蛇，後來抓捕兇手時出現重大失誤，就毫不足怪了。

　　應該說，抓捕王自正是並非草率的。把王圈定為重點嫌疑對象之後，還做過相應而必要的證據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筆者就親自看見許多兵士赤腳涉進西壩河，排成數路橫隊，在冰涼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尋找。保衛部有“五九式”手槍遺失，而“017案件”現場發現的就是該型手槍的子彈。後來聽說西壩河冰涼的河底沒有撈出什麼結果，而在“學習班”牆外的垃圾堆中確實找到“五九式”手槍一枝——王行兇後返回時把槍扔進廁所，被掏糞農民和糞便一起掏出，堆在那裡——再加上其他一些證據，認定王自正為兇手，應該沒有問題了。

　　抓捕是在深夜進行的。派了許多兵士在屋外實施包圍，然後由兩個保衛幹事進門將王喚醒。內部傳聞對抓捕過程敘述如下：

　　王問：“幹什麼？”

　　答：“請你跟我們出去一下。”

　　王問：“我可以穿皮鞋嗎？”

　　答：“自便。”

　　王俯身佯作穿鞋狀，突然從床下掏出另一枝五九式手槍，對準來人便射——垃圾堆里發現的手槍確實是王扔的，但是，保衛部丟失的手槍卻是兩枝，那麼，兇手手上肯定就還有一枝了，不知破案人員為何將如此重大的線索疏忽了——兇手共有七粒子彈，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還剩三粒。這時，他迅速地對來人一人一槍，彈無虛發，一重傷一輕傷，趁二人撲倒在地，他便往門外直奔而去。但他已無路可逃了，門外全是荷槍實彈的軍人，他於是將槍口迅速對準太陽穴，摳動槍機，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了自己。

　　　　　　　　　　　　　　關於兇案的餘音

　　王自正飲彈自盡——而且很多證據都足以證明“017案件”確實就屬他一人所為，兇案應該於此告破了。但事實上，該案在理論上卻遲遲沒有結案，專案組一直存在。

　　譚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寫進中共“九大”新《黨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機出逃，摔死外蒙溫都爾汗，所謂“四野派”隨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讓趙澤莽擔任破案組長顯然不合適了。專案組領導權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軍區的人來擔任，趙的專案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對象。死一個像譚甫仁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是不多見的，這個題材當然必須用夠。不言而喻，誰抓住了破案權，誰就爭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動，而案件破與不破，反倒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七十年代，整個國家都在“翻燒餅”——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過身來又整甲派。專案組“翻翻燒餅”當然不足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了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復出後主政，才由公安部副部長趙蒼壁前來雲南重新審理此案，算是對“017案件”做了最後了結。譚的被刺，是那個特殊年代不可避免的悲劇；案件偵破過程本身，也折射着那個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劇。

　　如果按當時的標準來劃線，那麼譚甫仁很可能被算作林彪線上的人物。據當時所知，一九七○年的廬山會議上他也是一個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身亡，那麼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後，他的日子肯定是不會好過的，被算作上了“賊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對他本人來說，也許還算上天眷顧，免去了一場政治劫難。

　　再看兇手這邊，據說王自正系河南內黃縣人氏，當時的傳聞是，王家庭出身富農。乃父被革命政權鎮壓，王故而身懷殺父之仇，用菜刀手刃當地村鄉幹部，而後“混入革命隊伍”。直到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才被當地群眾來信揭發了“罪行”，遂從五月底開始將其“隔離審查”。隔離前，已決定將其調離昆明，派赴邊疆文山軍分區保衛科工作。這就出現了令人疑惑不解之處：王被隔離之前是何原因被決定調赴邊疆？隔離後，已明知其有血債在身，足見案情非同一般，那麼為何“審查”半年多了還不繩之以法，反而還繼續將他與眾多審查對象一起留在“學習班”內？而且對他的監管如此放任，以至於他輕易拿到槍，輕易實施了刺殺，大家尚且蒙在鼓裡？

　　當時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清理階級隊伍清得“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可恰恰就在政府大員自己身邊，卻千瘡百孔，漏洞百出。聯想到當今社會，很多領導者會上一套會下一套對人一套對己一套，如成克傑之在《東方之子》節目採訪中痛心疾首地表白：廣西三千萬人民的溫飽問題不解決，我睡不着覺呀，而私底下卻和情婦李平幾百萬幾千萬地貪。譚甫仁那個年代倒是沒聽說誰貪污誰腐敗的，但領導者把所謂革命理論僅僅當做一種工具，對人對己，兩種玩法，這荒唐卻又非常危險的種子，早已經播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