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徵，是它的專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為了坐穩寶座，消彌任何動搖自己地位的威脅，總是有意識地製造各種政治陷阱，營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圍，以便於操縱權柄，上下其手。這樣一來，那些品質卑劣、心術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機會曲意逢迎，興風作浪，以售其奸了，這時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誣陷的圈套。而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達到的效果。於是乎，競相告密者有之，賣主求榮者有之，蓄意 相誣者亦有之。功臣宿將在這一問題上稍有不慎，便會身陷絕地，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遭遇厄運。輕則被剝奪權力、廢黜官位；重則陷身囹圄，授首刑場，誅滅九族。
“惟闢作威，惟闢作福”，身處權力頂端的君主，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慣了，最喜歡的就是有人處處曲意逢迎，給他吹喇叭、抬轎子，讓他充分感受君臨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會有奸佞小人瞅准機會，投其所好，緣夤而進，從事政治投機，騙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嗎，你辛辛苦苦殺敵建功，踏踏實實理政治事，到頭來遠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個諂笑、一記馬屁能讓坐在金鑾寶殿上的君主開心受用；你煞費苦心在君主那裡培植起來的一點好感，奸佞之徒輕飄飄一句讒言，就可以讓它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君子萬一惹犯了小人，雙方真的針尖對麥芒斗將起來，結局絕大多數可以預料：小人贏而君子輸。這也許是中國封建政治機制運作上的一個特點。

歷史上這樣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像戰國晚期趙國的名將廉頗、李牧，當年曾戎馬倥傯，南征北戰，為趙國的強盛立下過多麼大的功勞，可是讓趙王身邊的寵臣郭開、韓倉等人一玩手腳，便處處碰壁，大禍臨頭，一個倉皇逃命，流亡到異國他鄉當“寓公”，在百無聊賴中鬱鬱而終；另一個不幸遇害，抱恨終生。又如燕國名將樂毅，統帥五國聯軍伐齊，攻克齊國城池70餘座，幾亡齊國，為燕國一洗昔日遭齊入侵之國恥，功勳蓋世。可是讓燕惠王身邊的小人一挑撥、一搗亂，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沒奈何只好逃亡趙國，其徹底平定齊地的夙願就此付諸東流。再如唐代名將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受命扼守潼關，針對叛軍兵鋒甚銳、來勢兇猛的實情，持重待機，堅壁不戰。這在當時形勢下，應該說是正確的戰略部署，如能貫徹，則潼關或許可保，唐明皇或許不必“千乘萬騎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幾個奸佞之徒一攪和，唐明皇居然給高、封二人安上喪師失地、畏葸不戰的罪名，殘忍殺害，結果造成軍心動搖，大勢盡去，並逼得繼任者哥舒翰為避免蹈高、封兩人之覆轍，而投降了賊酋安祿山。潼關終於不守，京城長安終於落入叛軍之手，局面糜爛，不可收拾。小人亂政、奸佞受寵的惡果一至於斯!

其他像曹魏名將鄧艾之死，是他的同僚、無恥小人鍾會陷害的結果。鄧艾率敢死將士翻越人跡罕至的崎嶇陰平，出奇制勝，兵臨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這讓身為主帥、卻頓兵挫銳於劍閣的鐘會感到十分沒有面子。這個當年曾經誣陷過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場的惡人，此時妒火中燒，竟給鄧艾父子安上“謀反”的罪名，擅加誅殺。所幸的是“天道有常，報應不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鍾會自己也沒有獲得好下場，不久就死於心腸更歹毒的司馬昭之手，罪名與鄧艾相同，也是“謀反作亂”。而南齊名將、時任南兗州刺史的王敬則之死，則是他的東床快婿、著名詩人謝朓告密邀寵的結果。當時昏庸兇殘的齊明帝對功臣王敬則頗有猜忌，王敬則忠而見疑，不免乎牢騷太盛，雙方關係由此而日趨緊張。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倫、佳詩如泉的謝朓詩人，為了擺脫干係，從皇帝那裡討一份殘羹剩湯，遂不惜出賣親情，向朝廷告發其岳丈大人“懷有異志”，致使王敬則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謝朓卻用岳丈大人的鮮血從朝廷那裡換回一頂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為尚書吏部郎。這位能寫“二百年來無此詩”的大詩人，雖然才華橫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卻不無污點，同樣沾染了中國封建政治的惡習劣行——寡廉鮮恥，損人利己，投機鑽營，落井下石。

由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君子與小人鬥法，結果多是小人贏而君子敗。因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雖無一技之長，卻能憑着八面玲瓏、搖唇鼓舌而飛黃騰達、左右逢源。會做事的不如會做人的，有功勞的不如沒功勞的，英雄豪傑、功臣勛將四處碰壁、歷盡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無能之輩、奸佞之徒春風得意、稱心如願，或當大官，或撈大錢，這可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悲劇。正因為這個緣故，歷代的經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為人處世的，卻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們所要向人們提醒的，就是只要會做人，就等於擁有了一切，否則你能力再強，功勞再大，貢獻再多，也是白搭。中國封建政治條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齊，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攏。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齊，按照小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規範行動，則不復是君子了。這正是中國封建政治沒有希望的緣故。（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