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為知識分子

主筆◎舒可文

來自 三聯生活周刊 2002.4

朱正琳

　　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策劃人

　　王小波對“有趣”的強調是針對那種死板的、教條的批評，這一點到現在仍然有效。五年過去了，情況並沒有變。現在的多元化，到處都在追求“有趣”，那麼多的媒體也都想辦法“有趣”，好像天天都想辦周末版。現在可以來澄清的是，在這裡“有趣”的成分是什麼？王小波強調的有趣是思維的樂趣，而現在到處都是的有趣是娛樂化的有趣，把肉麻當有趣，把搞笑當有趣，而把思維的樂趣、獨立的思想抹殺掉了。在弱智的意義上，這種追求娛樂化的搞笑和那種死板教條是相輔相成的。即使是“益智”節目的所謂益智，也只是知識性的。知識是思想的結果，也可以啟動思想，思想的樂趣是追問人生，獨立面對自己的存在，對世界感到驚奇。如果你把知識當成藥丸子吞下去就不是獨立思想了。王小波反對無趣，在各種各樣的有趣中，他看重思維的樂趣，這是現在追求有趣的人不夠重視的。

　　另外，王小波關於沉默的大多數的論斷至今還是精闢的，沒有失效。沉默的大多數因為沉默而弱勢，因為弱勢而沉默，今天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的時候，在關鍵的地方還是沉默的。所以王小波過去的論斷是應該再去溫習的。

　　很多自由狀態的人，自由職業者，並不是自由思想的人，就和王小波不是一樣的人。自由職業是一種經濟生活，自由撰搞人、牙醫甚至盲流都是出於生計的選擇。當然這裡面有一些人有意識地脫離體制，選擇自己的生活狀態，這好像看起來是和王小波“一頭兒”的(按王小波的話說)，但他不一定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有批判性的思考，有表達的責任。

　　王小波在思想史上、文學史上一定會有地位，這只是憑我的直覺。要評估他的思想和地位應該在一段時間之後，由史家來評估。但能夠肯定的是，他不會是過眼煙雲。在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中，如果要追隨誰的話，我追隨他。從他的思想，到言論，到人格，他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沒有分裂的，這是很難做到的。他的雜文使他在知識分子中有一席之地。

　　陳嘉映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小波作為現代知識分子，人做得很正，文章清楚機智，他對大多數事情的看法我也同意。我感興趣的是他說的那些常識性的事情，常識性的東西的確經常不被人注意的。比如《論戰與道德》裡講不要把論戰與道德這兩者結合在一起，這的確是中國學術爭論總是嚴肅不起來的原因之一。但倫理問題、政治問題與我們的情感也的確有關係，更多時候，立場就是和所思所想有聯繫，這種矛盾就常使我困惑。而王小波的論證卻基本上就停在那裡，沒有往下走。

　　當然我們的確是在各種不同的層面上談論問題，他談的很好的是在他的層面上，在常識的層面上，但在更深的問題層面上就沒有討論。在討論問題的兩個層面中，常識性層面針對的是流行的愚蠢觀點，而更深層面的就是真正搞清楚道理是怎樣的。應該說，這兩個層面都重要。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更深的層面上的工作特別之少，可能是覺得事情總是太緊急。我的一個朋友，80年代也是很有名的學者，他是有很深刻的思考的，但他老是寫時論，因為連常識上都出錯，他就着急，就急於去評論。太多這樣的評論，時間長了，我們就會發現不能產生精神果實。

　　如果你逼着我說，我會說，可能就是因為急於談論常識，長期缺少深入的思考，反而更容易出現常識性的愚蠢。因為在討論常識性問題時，就會有簡單化傾向，尤其如果選擇對沒經學術訓練的讀者說話，就只能這樣。但久而久之，問題就會被簡單化。作為一個思想者，一個基本的要求當然是應該有健全的常識，但很快就會感到常識背後的東西，思想者本能地就會這樣深入下去。王小波的雜文基本不談事情“為何如此”，而止於對與錯，所以比較容易有激情，聲音很響亮，但無助於我們理解那個事情。知識分子在該說話的地方都不說話，王小波不再沉默，也許他覺得中國最缺的是沒人說常識，這是他的選擇，是他的勇氣。而我覺得，中國最缺的是深入的思考。站出來說話需要勇氣，將心比心，承擔做研究所遭遇的冷遇所需要的勇氣比之不小。即使在現實中我們的學者都是狗屁，但那裡還是有一個空間讓人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也許王小波是最棒的了，但我們應該知道，思想還有很大的空間。

　　鄧正來

　　社會學家

　　王小波對時弊的批評是非常敏銳的，但他寫的只是雜文，所以沒有論證。如果要論證就會發現其中矛盾重重，當然這是從他涉及的問題，從學術的角度看。雜文其實是口號的另一種形式，很多問題在這種形式中表達就顯得極端。這個社會需要這樣的形式來交流，但當它構成某種信念時，就要出毛病了。放到後現代環境或前工業化時代，這樣的信念會變得毫無意義。就我了解，王小波本來沒想做思想家，他的意義就在於一種私性的表達，他沒想把問題說清楚。

　　所以，不應該把王小波往思想的高度引，他寫雜文是他個人的內心完善，把他架到觀念意義上、社會意義上就把他扭曲了。他的很多表達是很私性的東西，不能被公共化的。也許在被公共化的轉換過程中起了某種作用，但我不會去評價這個作用。對同一種狀態的人群起什麼樣的作用都會有，問題在於那還是王小波嗎？就像雷鋒，經過那樣的公共化，那還是雷鋒嗎？我們有沒有必要樹立一個“獨立思考”的模型，要知道王小波憎惡的就是公共化的模型。

　　至於為什麼會有王小波熱，這和知識生產的模式有關，和社會環境有關。社會需要公共空間，在陌生人的社會裡，需要一些符號把人們串連起來。

　　盛洪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我在1996年寫過一篇評論王小波的文章，現在說起來，我仍然認為很多人對他的評價過高了。他是個有才氣的作家，也有一些見解，但在他所涉及到的很多問題上他並沒有相應的認識。作為一般見解，今天一個說法，明天一個主意是可以的，但是談論那些很需要嚴格論證的問題時，沒有完整的理論支撐，沒有內在的邏輯，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認識。對他經常談論的中國文化的認識也是很膚淺的，而且對一個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文明，以那麼一種簡單的態度來談論有失深刻。他表達的很多思想內容其實是已成套路的，並無創意。

　　說到自由地思想，我覺得，我們很多知識分子都在自由地思想，作為“自由知識分子”，主要是指思考沒有局限，不被束縛，我們思考的可能是社會的狀況、經濟的結構或哲學的問題等等，不一定是做一個單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