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娘――
――給七十年代的同齡人看

我是在政策的夾縫裡出生和長大的。我出生在計劃生育政策剛開始的那一年，與我同齡的一代一半有兄弟姊妹，另一半是獨生子女。渴望得到兒子的父母因為我和姐姐都是女孩子，硬是打了政策的擦邊球生了第三個孩子，可惜是個妹妹。我家所在的那個小村子恰好座落在城市與農村的邊緣。改革開放之初，城市的風氣對農村影響很大，首先就是對父母的稱呼上。可能由於父系社會的緣故，父親的稱呼便優先得到改造，我姐姐那一代便開始流行不喊“爹”而喊“爸爸”，但是“娘”卻遲了一兩年才改為“媽”。我那一代凡是獨生子女的，都喊父母為“爸爸”、“媽媽”，而我和我妹妹，卻都隨了我姐，喊“爸爸”和“娘――”。

這樣一西一中、不倫不類的一對稱呼我一直喊了近三十年。

我小學的時候班裡一大半是城裡的孩子，一小半是農村的。城裡的孩子不僅衣服穿得漂亮，學習成績也好。我是班裡的一個特例。學習成績一直是第一，卻是農村的。我人緣兒很好，不管城裡鄉下的小朋友們都喜歡往我家跑。在學校里，我在同學面前都是說“我爸”怎麼樣，“我媽－”怎麼樣，可是當着母親和小朋友們的面，我卻不知道怎麼喊母親，只好缺省。小孩子總是怕別的小孩子恥笑的，為了守住我那可貴的一點尊嚴，我一直隱瞞着這個秘密，不讓別人知道我居然是喊“娘”的。我十五歲開始就一直在外住宿求學。每次給家裡打電話，無人在場時，我總是肆意地喊“娘”，如果有別人在場，我每說到“媽媽”處就卡殼。倘若偶爾喊了一聲媽媽，總是感覺自己的聲音怪怪的。

“改革的春風”很快將我原來生活的那個寧靜的小村子變成了全市最繁囂的地區，酒店燈紅酒綠，路人搡搡攘攘，我家的房子也從地面移升入高樓。爸爸由於工作調動，我們姐妹三人由於升學，都早就轉了城鎮戶口，但是俺娘到現在仍是農村戶口。她覺得沒什麼不好的，也沒有必要轉。爸爸和姐姐是跟我一樣虛偽的人，早就以地道的城裡人自居，如果有別人在場，都說她是我“媽媽”。甚至連母親她自己給我寫信或留言時，都冠以“媽媽”的稱呼。奇怪的是，比我小三歲的妹妹始終如一地都喊“娘”，當着客人的面吃酒席時也高聲喊“娘”，令我五體投地。

俺娘如她的稱呼一樣，是家裡保持中國傳統最醇最厚的一個人。俺娘集京戲、山東呂劇、秧歌舞、腰鼓、魯菜等各項絕技於一身，她的山東方言更是純正，出口皆歇後語或鄉俗典故，讓人忍俊不禁，如果中文系的語言學家想去山東作鄉野調查，採集俚語的話，俺娘絕對是一個活標本。我家所在的小區里，曾盛傳了關於俺娘的一段趣事。小區裡的阿姨們有晚上聚在一起跳舞健身的習慣，一天，有個阿姨穿了一條下垂感很強的褲子，大家都問從哪兒買的。那個阿姨也不謙虛，說是親戚從韓國買來的，南韓絲的料子呢！大家都嘖嘖稱讚那條褲子很“得呼”（“得”念dei一聲），山東話就是說走路飄啊飄的，很好看的意思。俺娘說：“再‘得呼’也‘得呼’不過××村兒那個唱戲的小閨女”。大家問那個小閨女怎麼了？俺娘就學那個小閨女唱道：“小閨女，年十六，臉上沒有四兩肉……”，又指着褲子說道：“當時小閨女的那個褲擺啊，讓風一吹，得呼得呼得呼得呼……”大家絕倒。以後那個阿姨再也沒穿那條褲子去跳舞。

如今人在美國，我經常給家裡打電話。獨自一人住一間臥室，隔壁的外國室友也不懂中文，電話一通，“娘――”總是我的第一聲問候，但這聲問候早已遠離了童年時的那種由城鄉歧視導致的自卑。現在我跟別人依然說“我媽”怎麼怎麼樣，然而，“媽媽”似乎永遠只是個漂亮的“Title”，只有喊到“娘――”的時候，再加上女兒將尾音特意地、撒嬌式地拖長，我才一下兒找回了母女的那股在心底里燙燙的親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