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在一个农业社会中，你努力耕种的成果，绝大部分会被邻居抢走，而且这个社会的司法惩罚或道德劝说，无法有效保护你的收成。这会产生什么结果？答案很可能是：你和你的邻居一起饿死。因为与其从事“看得到、吃不到”的耕作，你可能会“理性的”一开始就连种都不种，甚至一起加入低成本的劫掠行为。结果是，每个人“理性的”决定，会让整个社会没有人耕种，当然就没什么可吃，也没什么可抢。这样的社会纵使沃土千里、风调雨顺，恐怕也难逃饥荒的命运。

换句话说，一个无法产生正确诱因的制度，会让个体的理性选择变成集体的不理性处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缺乏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绝大部分的人都会“理性的”等待免费收割别人的创意，而不会徒劳的投入资源、发展创意。结果是，就算这个社会充满IQ超过一百八的天才，也不会有多少的创新发明出现；或者是这些创新发明都会变成“独门秘方”，一直到失传为止。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看到集体的不理性结果时，解决之道可能不是去谴责个人的“不理性”，而是要找出：到底制度中出现了什么错误的诱因，让个人的理性选择如此不如人意？

举例而言，长久以来，在地方选举中，贿选一直是个不能轻忽的问题。如果买票能大幅提高当选的机会，而且查贿很难抓到确实据证，就会有人试图买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被买票的人为何要把票投给买票者？难道这些人只为了那区区蝇头小利，就出卖自己“神圣的一票”？这些人真的无知或冷漠，以致于不知道、不关心出卖自己这一票会产生何种后果？

我的观察是，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接受贿选的选民，其实相当在意自己这一票所产生的影响。只是他们身处的环境之中，公部门对于规则的解释与执行，相当“具有弹性”、经常“因人而异”。针对同样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做了以后要面对怎样的风险？承担怎样的成本？能得到哪些收益？在很大一部分视你的身分而定——你是谁？你的保护者是谁？他跟你的关系为何？他够不够力？

在这种情况下，当桩脚把“走路工”发到选民手中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传递几个重要的讯息：我跟这位候选人的关系匪浅，所以他肯把这一大笔钱交给我发放；以后有问题的话，只要找我，就可以召唤到所需的保护；这位候选人把这么多的钱投入我们这个区域买票，也就是他在我们这里投入很高的固定成本，为了巩固他的地盘，他将来一定会优先照顾我们这个区域的利益。如此推算，买票者给的钱越多，这一票投下去的价值越高！

如果被买票者不是无知与冷漠，更不是为了小钱而“出卖神圣的一票”，则用“理性投票，选贤与能”的诉求，想要遏止贿选之风，收效当然有限。如此，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恐怕是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规则与公平透明的执行环境。当人们不再需要召唤保护者的时候，买票自然会因为失去作用而销声匿迹。

【作者刘孟奇，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