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去世，使我一直觉得心头沉重，回到瑞典也没有从隐隐的忧伤中挣脱出来。今天，坐在希腊爱琴海中的凯菲罗尼亚的临海渡假小屋，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眺望无垠的大海，记忆的碎片象那鳞鳞的波光，在我脑中闪烁。关于母亲的一点一滴如这海水般汹涌在我心头。我写下这些朴实的文字，只为了纪念同样朴实无华的母亲。 喧嚣的小镇车站，熙攘的来往人流，没有人注意到墙角边一个被遗弃的小女婴，傍晚时分，曲终人散，简陋的车站更显它的荒凉，一个老太在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弃婴，也许是出于怜悯生命的天性，她还是抱起了这个婴儿，这才有我生命的延续。 福利院里，和我同样的两个弃婴在等待她们生命的转机，一个三十出头的妇人看了另外两个病怏怏的女婴有些失望，也许我的生母是个敦实健壮的农妇，她唯一留给我的是一张红扑扑健康的小脸和一双亮瞅瞅的眼睛，这一下就吸引了我母亲的注意，好象是缘份的牵引，同样是孤儿的她抱起了我，我的生命从此就出现了转机。 3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父亲所在的黄沙厂因而停工，工人们没有得到任何工资被遣散回家，家里仅存的一点点大米在清谈的几顿稀粥之后终于断炊了。母亲看着饥饿的小女孩和一筹莫展的父亲暗暗地叹气，她看着大雪纷飞中从门口走过的一拨拨去医院卖血的人，默默地抓起一把断了角的油纸伞，就跟着这群人向医院走去。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靠着从她身上抽出的血，我们一家终于侥幸地逃过了饿死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顿顿让我辛存活下来的稀米粥仿佛还渗透着她的血浆味。 父亲被抽壮丁当国民党兵的一段遭遇，使他在劫难逃，文革期间挨批挨斗不算，还要被罚下放农村。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恶梦般更加穷困的生活，每天清晨就被吹起的哨声集合，去田头干活。在休息时间，当地农民还有人送点心到田头，而我家却不能，因为家中只有7岁的我在看家。父母在歇息的时侯，就只能坐在田间的桑树下，盼着早点放工回家。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给鸡鸭喂食，突然见母亲在烈日下奔跑着赶往家里，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怔怔地望着气喘吁吁的她和她头上淋漓的汗珠，母亲还没站稳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卷着的、带着汗味的旧毛巾，又急急忙忙地从毛巾里取出一根棒冰，急促地对我说，快点吃，要化掉了。我一见是一支二分钱的白糖冰棍，惊喜地狼吞虎咽生怕冰棍融化掉了会浪费，母亲看着她的小女孩享受着她在农村里吃到的第一根棒冰，很欣慰地微笑着，天性的母爱使她忘却了酷暑的烈日和田间辛苦的劳作以及生活的苦难。 可是，无论怎样的辛劳都没能使我们一家三口摆脱贫穷，出乎意外地竟然还有比我们家更穷的，经常有人沿路乞讨而来到我家，母亲虽穷也总会设法找出一点点米饭施舍这些人。有一次，我也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经常挨饿的日子，对父母说，要不，我不读书了，我也跟着这些人出去要饭吧！母亲看着8岁的我竞然会出现讨饭的念头，哽咽着将我拢到怀里。良久，才自言自语般地说：“我就是因为没书读，才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罪，我自幼双亲病死，在庙里长大，你有父母，我们再穷也要让你读书！”。 文革后期，我们全家因落实政策重新回到县城，但没有安排住所，只能挤进被废弃了的郦家祠堂。父亲一个月拉黄沙的工资才39元，无论母亲如何精打细算，每月都是捉襟见肘。母亲为了补贴家用，也以临时工的身份干起了这种气力活，一车黄沙从江边拉到车站足足一公里得到8分钱。看着母亲每天和男人一样干重活，回家还要料理家务，我自告奋勇也要去干活，贴补家用。暑假的一天，太阳象烧红的烙铁，烧得地上直冒着热气，我用一天的时间拉了6车黄沙。傍晚回家，我将48分钱交到母亲手上时，她看着我被太阳暴晒后两只胳膊都脱了皮，整个背心都被汗水淋湿得象水里捞上来似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年我12岁。 我高中毕业，母亲喜出望外，她已很满足了！全家人都盼着我早点支工，早点挣钱，而我更是盼着能早日自立。很快，母亲为我考虑婚姻大事了，母亲说，你一定要找一位共产党员，因为你父亲是国民党，所以我们有了今天的下场。19岁的我已经不是原先的乖乖女了，反叛的年龄，再加上崇尚西方文学，从14岁就偷看禁书《茶花女》、《悲惨世界》、《呼啸山庄》，对共产党员毫无兴趣，母亲偷偷拭泪无奈而失望地说：不嫁共产党员你这辈子注定要吃苦头了。 一天，母亲在邻居那里听到自己含辛茹苦养大成人的女儿竟是一名地道的流氓阿飞。证据确凿：一、小镇里第一个穿白色连衣裙；二、第一个穿喇叭裤；三、第一个烫头发；四、画裸体石膏像；……母亲还没有听完，就已吓得脸色煞白，以为第二轮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第二天父母要求与我断绝养父母关系，没几天法院真的下了判决书。从此，我和父母一刀两断，反目为仇。 …… 九十年代初，我把父母接到北京，希望他们有一个安乐的晚年。母亲却象保姆一样，为我打扫房间，买菜做饭；她把小花园里的草坪锄掉，种上一些蔬菜，还有一棵桃树。看得出来，母亲是满意的。但这时我却经常在外景地工作，不能时常陪伴他们。加上父亲总是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和习惯，每次居住不超过半年就返回故乡， 母亲也跟着这样反反复复来回折腾好几年。九十年代中期，我飘洋过海来到北欧，这对母亲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头发一夜间变白了！命运就是这样：母亲慢慢地老去，而女儿却越离越远…… 今年七月十五日，七十六岁的母亲在我的呼喊声中合上了双眼，追随三年前离世的父亲而去！在简陋的殡仪馆里，我没有按当地风俗办事，我只希望亲朋好友能送一束鲜花给我的母亲上路。在众多素色鲜花中，有一枝耀艳的红色玖瑰，枝杆上佩着心形卡片，上面写着：献给救命恩人——谢香莲母亲！落款，养女：谢丽萍敬上。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父母，特别是那些在父亲去世后而我又远在他乡的情况下曾经关心、看望过我母亲的亲朋好友们！ 2008年8月20日 希腊kefaio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