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自白陳述檢討到或不到處

南方周末　 　2003-01-16 14:55:00 　

　　一個人的自白
　　陳述檢討到或不到處
　　沈從文1969年病中所寫，生前從未發表

　　沈從文【遺作】

　　“我想印個選集了，因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辦法拒絕。我不驕傲，可是我的選集的印行，卻可以使些讀者對於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個印象。
　　———沈從文1934年回湘西途中致張兆和的信

　　“我每晚除看《三里灣》也看看《湘行散記》，覺得《湘行散記》作者究竟還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作者。這麼一隻好手筆，聽他隱姓埋名，真不是一個辦法。但是用什麼辦法就會讓他再來舞動手中一支筆？簡直是一種謎，不大好猜。可惜可惜！
　　———沈從文1956年12月10日致張兆和的信

　　我名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工作，快廿年了。並無任何一門專長，只不過是個常識比較豐富的文物工作者而已。一個國家歷史博物館，問題多，雜事多，對內，對外，要的常識也格外多。所以我始終不離開。工作十分瑣碎寂寞，通無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被稱為反動專家“權威”，快三年了，要承認，沒有這個資格；要否認，沒有分辯能力。血壓長在二百以上，心壁磨損已無復原希望。寫檢討，寫來寫去只是消極認錯，積極性卻在相對消耗，不是辦法。因此寫這個信，陳述一下檢討到和不到處，供上面參考。
　　我是個五四以後舊文人，卅年中寫了幾十本壞小說，在舊社會起過一定有害作用，對於促進新社會的產生，無絲毫貢獻可言。解放挽救了我。經過長期學習，几几乎每年都自寫份“自我檢查”，而用一個“補過贖罪”心情，在歷史博物館午門樓上陳列室和庫房轉了整十年。一切常識就由於這個實踐基礎上得來的。給我機會再去人民大學教書，怕犯錯誤，不敢去。勉勵我再去寫小說，缺少新生活經驗，不敢去。雖有個作協會員名分，在博物館則算是“研究員”。除了六二年在參觀井岡山時，寫了幾首舊體詩，發表於《人民文學》，此外只在最近寫了首《巴黎紅五月》（被小將搜去了）半新不舊詩，還像個樣子，別的全說不上！事實上，我整十年中，實心安理得極其樂意一面學習，一面作個普通“說明員”，進行自我改造的。即或在某些公眾場合，為外面集體觀眾介紹商討某一專題性文物問題時（例如外來大專史學系或陶瓷學院、絲綢學院實習生介紹材料，或帶絲綢去寧、蘇、浙為工人展出協助生產時），也首先不忘說明自己身份位置，只是一個“普通說明員”，“普通工作人員”，既不是什麼“專家”，更不是什麼“領導”。因為除做事外“名”和“權”對我毫無意義。我生命是黨所給我的，能少做錯事就好了。
　　過去在寫作上我“自以為是”，犯過極嚴重錯誤，在新的工作中，總希望不再出亂子就好。即或遇事相當謹慎，並且永遠是用《實踐論》指示求知識的基本方法，去反覆求證。實物不足，再結合文獻去相互印證。由於學習主席著作理會不深，應用到工作實踐上，只是點點滴滴，特別是個人過去史部學底子極差，因此實物接觸雖比較多，而到結合文獻互證時，取得的成果，還是極其零碎。且不斷的會犯提法上或結論上錯誤。學習為人民服務，雖熱心有餘，但認識不足，例如正當新歷史戲流行時，我對於好幾個新歷史戲，如《屈原》、《蔡文姬》、《膽劍篇》、《文成公主》、《武則天》等等服裝道具，都提供過材料。
　　文化大革命運動一來，工作組時期，說我是“反共老手”，後來群眾改成反動專家“權威”。直到如今。
　　照我自己認識，過去寫作上所犯錯誤，除五○年即寫過較長檢討公開發表，且經港報轉載外，此後還不斷在別的方式上，一再檢討過。這一次又向革命群眾作過幾次較深刻書面檢討。關於近十八年工作中的大小錯誤，又另外檢討，舉出大小六十事例。有不夠處，也難免有過分處。比如檢查中自以為是“蔣介石王朝的點綴品”，和事實即不盡符合。五四年從香港《文匯》或《大公報》傳來消息，即提起過，我“所有作品，在台灣均禁止”。受禁止顯然即可說明問題，對他們不利才受禁止！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作品，似即並不聞有同樣遭遇！所以說，我一切作品都有利於國民黨，給三四十年代人說來，似不可信的！
　　我生長於湘西苗鄉小縣城，雖來到大城市已半世紀，還在幾個大學鬼混了二十年，鄉下氣質始終並未去盡。對工作還有熱情和耐心，能克服學習方面的種種困難，最初即一無所知，到一定時期，總可望把它搞通、學好。做事從不走捷徑，投機取巧。但應付人事，卻極端拙劣，無知無能，毫無機心，不會處理，不明世故。比如本館有五位館長，十八年來就有好幾位館長家中，我始終還未到過一次。即此一事，便可知我那裡會對館中“爭權”“爭位”有什麼野心興趣？
　　“能處常而不善應變，能任勞而不善任怨。”缺點顯明，無可諱言。因此弱點，在衝擊中報廢，也十分自然。
　　比如說，我搞的綜合文物，是種十分費力不討好，科學院或大專院校史學家照傳統習慣，從不承認這也算得是什麼學問的。至多叫個“萬金油”，毫不覺得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切文物制度常識，若比較豐富踏實，對各方面都還有幫助。除本館陳列說明應用得上這種“萬金油”，其他專題性博物館，如軍事博物館古代部分，除兵器本身外，如何應用作戰，以及如何作戰宿營，步騎配合……都得從形象取證！此外樂舞博物館，服裝博物館，陶瓷、絲綢博物館，有需要時，我的常識，都或多或少可提供些資料，配合服務。此外常識當成副產物，至少還可用於兩方面。
　　一是大專院校文史系教古代文學或史傳文章，會遇到一系列東東西西，說不清楚，注不明白。查書無可查，查到了還是不明白。事實上博物館卻有上百萬實物睡在庫房中，無人過問。教書的永遠是停頓到抄來抄去階段，從來不會有人想到鄭玄、劉熙博學注不清楚的事物，我們生長在毛澤東時代，認真學習《實踐論》，能有所會通，就會把它弄得十分明白清楚。而且還可以成為“常識”。記得為解決科學院文學所註解古典文學的麻煩，即曾正式向何其芳建過議，要正視這個問題。從所中抽調個年輕研究員，來館中學習，或帶着問題學，或廣泛學，有二三年時間，幫同他搞點資料，用處大而多！不重視，因為前無此例。事實即是老辦法抄書，極省事。新方式，一樣一樣學去，較困難。所以也可以說這份副產物雖有用，還不得其用。這裡也似乎即有唯心唯物兩條路線的鬥爭！
　　其次，即用來破除歷來傳統鑑定字畫舊方法形成的一切老迷信，用處更大。不問是什麼“徽宗”“高宗”“章宗”“乾隆”的皇帝題字作詩，還是近千年來的名士專家題跋鑑定，一用衣冠器物制度常識作新的綜合分析判斷，許多名畫珍圖產生的年代、作者，就成了問題。或許有的“國寶”，便成為假的破爛，成為“參考品”或“處理品”。這從實際說來，我用的新的唯物的鑑定方法，正是破除帝王名流專家“權威”迷信最有力的工具，工作是值得鼓勵，值得推廣，還可望從不斷充實改善中，成為毛澤東時代用《實踐論》為學習求知識基礎，來破舊文化中字畫鑑定法積習迷信十分有效的。是用土方法戰勝洋教條舊傳統一項新試探。工作本來是進取的，向前的，同時也近於革命的。可是若盡把我向反動專家“權威”名分上推，我既毫無能力來作任何分辯，也不可能來和這種傳統荒謬進行鬥爭了。不過心理殊覺得“真可惜，這一衝，別人可不當回事，我這脆弱神經可全崩潰了。許多對於打權威共同提高所作的努力，全完事了。對國家說，似不大經濟！”因為據我所知，訓練一個文史教授或專家，還比較容易，訓練一個“有常識”的文物研究員，而這份常識又純粹奠基於一個“物”的基礎上，實在不容易。這從國內文博現狀也可以明白了。學院式學考古，懂金石文玩的人，有的是。有文物常識能有所會通，應用到工作上能有所發明，有所發現的可並不多。
　　據我所知，文物界鑑定字畫方法，是有路線鬥爭的，目前還是在舊式唯心論或經驗論專家“權威”占一面倒勢力。一切聽他們的意見，浪費了許多國家錢財，收了許多時代有問題，作者有問題，又或從個人趣味出發，用高價收了許多不必要的文人寫意畫。皇帝全死了，專家“權威”也死了，他們共同對這幅畫作成的荒謬鑑定，卻並不失去作用，無人敢於懷疑。
　　前幾年，舊文化部花了許多錢，聘請了幾位海內著名字畫鑑定家，去全國鑑定“國寶”時，我只除了看本館藏畫，可以列席，過故宮看重要名畫，即請求列席，也不許可。至於跟着全國去學習，更無可望了。即明白知道，一談起“南唐”、“宣和”、“紹興”等裝裱、隔水、引首、冊頁面等等，必然會要牽涉到綾錦時代、名目問題，無從含胡。有關這部分材料，我應當有較多發言權，不見過不明白的，也應分讓我有機會看看。因為明明白白國內懂這一行，學這一行沒有幾個人。何況我去對他們工作有顯明幫助，還是不讓我去。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懂字畫。事實上，有千百種專家“權威”不易判斷時代的畫幅，特別是人物故事畫，或有車乘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子畫，從衣服制度和身旁攜帶日用傢伙等文物常識，都可以得到許許多多有力旁證。可以幫同判斷出相對年代。
　　例如馬匹裝備，從頭到尾，都充滿時代特徵，更容易併合其他材料，判斷年代。即或只是一隻孤立的鷹，鷹腳下站的那個錦墊，若上有花紋，也即是一種線索，還可以估計出年代！但要的是對這樣那樣都“有常識”，若極端輕視常識，那自然就只好大家圍着畫猜謎子了。就我所見，《洛神賦圖》、展子虔《春遊圖》、韓氵晃《五牛圖》、《韓熙載夜宴圖》……有的花了幾百兩黃金買下，有的還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萬港幣收回，目前都當成“國寶”看待。用我的常識來破，時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問題。有一畫還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專家特別稱讚的《五牛圖》。
　　正因為舊文化部領導人，只知重視專家“權威”，而輕視文物“常識”作用，所以從不要專家也認真學學“常識”。記得歷博十多年來曾舉行過一系列文物展，對於古文化史有千百種新材料出土，千百種新問題發現。我長時期在陳列室作說明員，就從無一個什麼“藝術家”或“專家”或大學文史教授向我提過一個問題，大多溜了一轉，就不見了。似乎什麼都不必學，一看即懂，這是可能嗎？
　　例如故宮有個鑑定字畫大專家，有一年，把一幅元人畫戴罟罟冠小畫，照什麼“御題”“御覽”稱作契丹畫家胡虔作品，陳列出來。我曾好意告他：“這不會是胡虔。”
　　當時就悻悻然說：“你怎麼能斷定它不是？”“因為帽子不是。”“胡虔時女人就不戴這種帽子？”我明白他一面是不承認我對字畫有發言權，其次是相差三百年契丹和元蒙婦女帽子的區別他毫無興趣，就不便告他“那帽子用的是什麼材料做的也知道”，不再說下去了。
　　這小小事例，並不妨礙這個專家的真正長處。但也可以看出，用《實踐論》求知識方法學來的廣泛文物常識，作為有力的武器，來攻打文物界字畫鑑定“權威”頑固堡壘的工作，還未真正開始。工作也還十分艱巨。因為首先是搞文物工作的人，即還有大部分不知重視文物常識，依舊迷信“權威”，絕想不到罈罈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事事物物，若分別明白它個別歷史發展性，和彼此相關性，用來鑒名畫，打權威，判真假，定時代，是種有力武器。用得其法，即或不起主要作用，也還可以起輔助使用。若搞文物的還多不知手中有武器可用，至於寫美術史的，居多手中只是一支筆，除了結論照抄，自然就更說不上特殊眼光了。這人文筆越好，即只能越會誇大胡說，更加引人走入迷途，擴大藝術批評中唯心論市場。這市場，且因中央美院美術史系的設立，而加速擴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的鬥爭，還是很不容易進行，可能還得經過些曲折，並不是短時期即可見功的。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時期又不至於被高血壓心臟病收拾報廢，幸而能活得稍久一點，搶搶時間，挑幾十幅被專家“權威”奉為“國寶”的名畫，試用土方法學來的文物常識破一破，就這個領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較量，看是誰有道理，即可證明嚴格遵照主席《實踐論》所指示我們學習知識的方法，得到的常識，將顯示無窮威力。而所謂一堆皇帝和專家“權威”的鑑定，都可以懷疑，都可以推翻，還它個本來面目。
　　文化大革命運動已進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勝利。藝術方面八個樣板戲劇歌舞成就更為世界所公認。惟在文物系統方面，直到如今為止，多隻聽說某某金石專家“權威”，某某字畫鑑定專家“權威”假公濟私，營私舞弊，低買高價售出一經揭發，便搞垮了。從資產階級思想行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種掃蕩。但是他們在國內的“名家法眼”權威性，還是並不曾動搖分毫。甚至於在他們死去以後尚有長遠影響，附着於那些名畫中，流毒下去。
　　如條件許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個小文，先試來破一破。他們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發，不待說了。即談本業，從講道理出發，也一定會把一些帝王名士、專家“權威”對於若干名畫共同作偽造成的假象，用常識判斷為“呀呀嗚”，這個破便大大不同了。這是不甚費力即可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盡長遠擱在反動專家“權威”名分上，這種破的工作，是不可能進行的！
　　（選自《沈從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北嶽文藝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