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篇》
商业环境和竞争环境
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带来了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而这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决条件；它创造出人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而正是由于它，人们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像现在了解的那样多。所以，竞争是一个涉及数据不断变化的过程，它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完全被任何视这些数据为恒定的理论所忽视。
清一色的中国超市
正如当年“超级市场”是美国创业者用来称呼一种新型商店的名字那样，法拉盛大大小小十多家“有中国特色”的“超市”成为最具有兼容传统商业色彩和新兴竞争力量的典型。
2002年，缅街最后一家由韩裔经营的超市易主为“万兴隆”，预示其他族裔在法拉盛闹市区的缅街经营大型超市时代的终结和华人一统超市格局的开始。自那时起，缅街稍具规模的超级市场，成为清一色的“中国超市”。
近两、三年来，超市行业由来自温州、福州的后起之秀们悄然沿袭着、同时又改变着传统“超级市场”格局和特色。同样是“超市”，早先由港台商家开设并成为主导的诸如“金山超市”、“香港超市”，与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新兴超市”，如“中国城超市” 、“新中国超市”、“中美超市”、“黄金超市”形式上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固守”着原有的地盘和交易场所、按部就班地进行日常的生意，而后者在它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低成本、低利率、大流量见长，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扩展态势。任何在法拉盛采购食品的顾客，很容易区分前后两种超市的差别：把水果摊排在自家门口的店就是新兴的超市。
然而，在超市越开越多、业务越做越大、价格越来越实惠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恶性竞争和低工资、低福利的成本压缩，以及相应的街道的环境恶化。
2003年1月19日，上午7：00，黄师傅出现在“黄金超市”门口。他负责超市外边的水果摊。“早上要早起，法拉盛的很多中国人有早起的习惯，我们做的是他们的生意。现在竞争很激烈，我们店每天开到晚上11点”。黄金超市在缅街算是新开的，这个在原“黄金商场”旧址上重新改建的超市，一开张就打出了营业至晚间11点的口号，以期创出自己的经营和服务特色。“我每天7点到这里，在这里卖水果。水果是从布朗士批发有人送来的”。见有人来，黄先生似乎也愿意说几句，“这两天天气特别冷噢，你怎么不戴付手套？”戴着顶毛线帽的黄师傅在冰冷刺骨的风中不停地说着，毛线帽拉到把耳朵完全遮住，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声音在早上七点的缅街上显得特别清冽。他说话时嘴巴一张一合，一团团白气随之飘散。此刻的气温在华氏18度以下，黄不住地抱怨纽约今年连续的低温，没有人在意他的抱怨。最后，他象是自言自语：“这么冷的天，把水果都冻坏了”。
这是法拉盛一个普通的超市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想法。与“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有所不同的是，他希望天别太冷，别把他的水果们都冻坏了。
“超级市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是把“自取”方式、现金交易、种类广泛和高销售额等几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商业模式。半个世纪以前，只有年销售额在50万美元的商店才有资格被称为超级市场。而今天，法拉盛华人经营的超市，每个月的销售额都接近或超过当年的“年”生意额。现在的超市已经演化为一个生活化的大广场，经营的方向由单一食品走向综合性日用品；经营规模由小到大；经营品种由少到多。超市经营品种繁多，能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一次购足的需求。中国人把超市经营范围的多样性发挥到极致、把生意的灵活性发挥到极致。
龙胜行老板邓龙，就是一位新近崛起的新兴超市的成功代表。邓在经营模式和经营范围上将副食品和新鲜的瓜果蔬菜加以整合，在货源上加大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并依靠家庭成员中对于美国商业和进出口业务的法律法规的熟悉而成为今天华人经营的超市的领军人物。今天，邓不用出门就已经可以凭借他的行业经验和魄力，在他靠近海边的豪宅里或乘风破浪的游艇上运筹帷幄，将其业务拓展到法拉盛以外的诸多的华人聚集地。但是，华人超市的购物环境并未因为华商在此一领域内的空前成功而得以改善。相反，随着货物吞吐量和顾客人流量的增加，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市场”的购物环境正在被类似于中国大陆“农贸市场”的形态所取代。
从目前情况来看，像“香港超市”、“金山超市”一类的超市也有发展“瓶颈”，一是售价，与那些经营方式上更像农贸市场的超市相比较高，因为他们经营的生鲜产品从采购到进场，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进场后还要经过检测、分级、加工、包装等工序才能摆上货架；而“新兴超市”价格低廉，生鲜食品一般清晨直接从产地进货，品种丰富，使得其在价格上形成较强的竞争力，由此造成了前者的价格略高于后者。二是蔬菜鲜果的新鲜度赶不上后者。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尽管那些更像农贸市场的超市购物环境恶劣，但依旧人声鼎沸，收款机旁总是排着长队，生意红红火火。
由于缺乏商业的布局规划，在同一个商圈内大小超市挤在一起，各种经营类似商品的店铺轧在一起。仅从７号地铁口上来，沿缅街向南数百米距离内，就有瓯江超市、中国城超市、新中国城超市、黄金超市等１１家同类型的超市近距离搏杀，竞争的方式不外乎比拼价格。这与大型超市质量、服务、信誉、品牌等方面深层次的商业竞争，大相径庭。
业内人士认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价格已成为了商家吸引路人的法宝之一，尤其在法拉盛这样消费单一的移民城镇，价格更是影响着民众选择的重要因素。也许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认识，经营者忽略了商业环境对消费人群的影响。
李先生在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这天，来到“大学点”附近的“韩国城”超市。平时他一个人上街采购，总是到缅街上的“中国城超市”去买菜。但是今天这个长周末，他是带着一家老小开车来法拉盛的，除了停车容易这一点，他还要考虑孩子问题：两个孩子，老大自己能走但要顾及安全，老二还得抱在手上，走太长的路有些吃力，推着婴儿车挤进“中国城”简直不敢想象。所以他选择了“韩国城”。他把车停好，然后推上Shopping cart，把孩子放在手推车上，自动门开了，象是对客人做着“请进”的手势。没有停车的烦恼、没有吃罚单的危险、钱包被“挤掉”的可能性也很小、心情没有因拥挤不堪而产生的烦躁。
以上的悠闲和轻松显然不属于法拉盛。今天，到“中国城超市”或“新中国城超市”买菜，完全有别于普通的美国超市—那种轻轻松松推着车走在开阔的货架之间、那种情侣甚至可以“手牵手”进去的商店。在法拉盛，人们大多不得不象在沙汀鱼罐头里穿行，你挤我、我踩你、你撞我、我躲你。在这样的状态中，孩子无立足之地，家长也不能带着孩子从从容容选这选那。如果一个超市的购物环境，拥挤到会把顾客同他们的家人隔绝，拥挤到别人想来却惧怕来，那是否意味着也有可能会把无形的、更大数量的潜在客人拒之门外呢？
以皇后区为例，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本区2229397人口总数之中，亚洲人有391500，其中华人只有139820，不到总人口的10％。在收入和消费习惯上，占10％的华人人口是无法同另外的90％相匹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市的发展把顾客目标群盯在华人自身、拼命靠“拉动内需”来维持经营业绩并非长久的万全之策。黄皮肤的面孔多了，有两层含义：一是亚裔人口增加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其他族裔的人“不来了”。一位以前经常光顾法拉盛的美国人说：“我已经很久没来法拉盛了，这儿的秩序不是很让人乐意来这里”。一个在法拉盛汽车站等车的韩国人说：“从地铁出来，我不愿意停留，而是希望马上能搭上巴士回家”。一位非亚裔的驾驶者对记者说：“我每次路过这里，都想着赶快开车冲过去”。
以上的现象，对于中国人密集的法拉盛社区并非是很好的事情，起码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商业发展不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说明购物环境和交通卫生环境的恶化正在造成消费者的流失和购买力的隐形损失。起码，为了10％的购买力而将90％潜在的客人拒之门外是缺乏远见的。
“现在不象前几年了。前几年超市相对少一些，买东西的人里面老外也多一些，做这一行发财啦。现在过路的人不少，但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为了吸引客人，就要不停地减价”。黄金超市的黄师傅在1月19日的那个星期天已经在店门口的冷风里站了12个小时了。“下午的时候价格变动最大，水果不卖掉有的就要烂掉了，活的海鲜如果不卖掉，到明天就死掉了。所以要随时注意其他人家的价格变化、随时调整。我不用到11点、8点我就可以下班了。我们温州人吃得起苦，动脑筋赚钱。做超市这一行还算好一点的啦，大学点那边的衣厂，一半以上倒闭了”。
黄师傅8点钟可以下班回家，超市的另一位郑先生则不能。这位在纽约和外州开有30多家99C店的老板常常是第一个到店里，最后一个离开。经济不景气下购买力的衰退他最有体会：“到我店里的好多客人我都认得，有的人以前周末总要买120到160块钱的东西，现在最多不超过50块钱了。超市和餐馆一样：你吃一顿饭，100块也是吃，20块钱也是吃，挣钱容易的时候大家花钱手脚就大方一点，经济不好的时候花钱就紧一点。所以，现在大家都很难做”，郑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暖气通风口的叶片往下扳了扳，出口处，收银台上的半个柠檬很久没有被手指蘸过了。
从工人到老板，明知难做还要做，因为大家都要吃饭、都要求生存求发展。
一窝蜂的$16．95
2002年11月，《时代》杂志选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其中包括在美成功销售低价数字激光视DVD player“阿佩克斯数字公司”Apex Digital两名华裔创办人纪大卫与许安可。据称，APEX坚持低价战略，把DVD的价格一路压低到59美元，并因此赢得了市场。
拼价格似乎是中国商人的特色。比价格可能会与边际成本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有了强大的垄断，成本也会大大地提高。
餐饮业一向被认为是高利润行业，因此也是法拉盛华人从事的一个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
如果说纪大卫和许安可，靠价格战打下了北美DVD市场、赢得“全球具有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的称号，法拉盛众多餐馆一窝蜂的＄16．95引发的是怎样一种市场结果呢？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店家的菜单，以前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鲜和一些价格较贵菜的已经不声不响地从饭桌上撤退了
“80年代初，在我的记忆里，华人经营的餐馆只有两、三家：‘林市’听起来有点日餐馆的味道、‘状元楼’在现在信托银行的位置、还有一家叫什么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现任法拉盛华商会理事长傅鹤鸣一边看着前一天发来的、足有十几尺长的传真一边说，“但是现在以缅街为中心，东西几百米范围内的餐馆不下60家，如果把小的外卖店和小吃店都算进去，绝对超过100家”。
从3家到100家，法拉盛的饮食业经历了巨大变迁，同时也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法拉盛越来越多的超市和餐馆推出了3-4元的快餐。如缅街上的金山超市、黄金超市、东云阁外卖部、花旗饼屋，凯辛娜大道上有中美超市、阿宏饭店，大学点大道上有绿波浪、乡园餐厅等等，方便上班一族。为了争取客源、夺回被“快餐盒饭”分食的市场，也有相当一部分餐馆采取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中最流行的作法就是90％以上的餐馆都推出的实惠型“家庭套餐”。于是乎，整个法拉盛一窝蜂地“$16．95”，几乎所有的餐馆菜谱上都出现了“套餐”的字样，而$16．95，顷刻之间成为上班族和小家庭的周末的“时尚”。
“没有办法，我们上海滩也开16．95元的套餐了”。蒋璐（英文名Cindy）这位来自姑苏的年轻老板娘，和先生一起经营着有24名员工的“上海滩大饭店”，像这样的餐馆，过去在法拉盛被视为档次较高的饭店。“中国人开餐馆，跟别人学的水平很高，但是自己有Idea、有创新的很少。法拉盛餐馆越开越多，利润空间却越来越小”。
晚上近九点，来吃火锅的客人反而多起来了；电视里，周华健在唱着许多年前的流行歌曲。“冬天天冷，我们的羊肉锅卖得很好的”，蒋说。看得出，“上海滩”一直想方设法推出自己的特色，阿威（餐馆老板）几乎每隔一个月就到上海去品菜、学菜，这里的菜式基本上和上海同步走。
说到911之后生意上的变化，蒋璐有非常清楚的一本帐：“新州、康州的客人在逐年减少，广东的客人有所增加；最大的问题是外国客人不大来这里了，外国人收入高，也喜欢中国菜，但这里的环境差，人家不来消费你也没办法”。“外国人不来，中国人比较追求经济实惠，所以我们也只能推出16．95的套餐，大家都拼价格，我们也没有办法”。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以前被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鲜和一些价格较贵菜的已悄然从饭桌上撤退；有些饭店菜的质量越来越粗糙，而数量也越来越“简练”了。
蒋璐提起餐馆同业的竞争，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一言难尽。寒风中，门口鹅黄色灯箱上“上海滩大饭店”几个大字显得格外冷峻；店里，Waiter们手脚麻利地穿梭在客人中间，一切显得有些沉闷，只有周华健继续在无忧无虑唱着：黑夜又白昼、黑夜又白昼，人生悲欢又几何。
出血的牙龈和健康的牙齿
或许是职业特质和敏感，华裔设计家、建筑师陈作舟对环境和商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比喻：“商业环境和商业本身就象人的牙龈和牙齿，有谁见过牙龈一直出血的人，会有一口健康的牙齿的？”
“生活中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我们有时会不乘subway或bus，却连续走十几、廿几个Block；有时候，我们纯粹想散散步走走，而走一站路、两站路，为什么？走这么长的路不觉得累、不觉得烦躁么？不觉得。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感觉是在放松、在enjoy”。
“但在法拉盛，你说有几次大家是为享受环境而走上街头的呢？”陈先生反问。
陈先生对法拉盛的商业环境忧心忡忡，他对法拉盛的发展前景看得更远、投注了更多的专业上的关切：“同样的商业环境上的恶化并不局限于超市和餐馆。比方说“购物中心”，根据美国研究机构和媒体的统计，一般的社区，在２０英里的范围内，居住人口约230万，87万户家庭，通常这样的区域内有10个左右的Shopping Center可供居民选择。而纽约的皇后区，不出5英里就聚集了210万人口和大约81．7万个家庭，Shopping Center却只有Elmhust Queens Center一家，法拉盛的人口密度以及商业设施的缺乏，更是其间的典型。再看美国商业区衡量购物环境的“人均面积”：一般的地方是23尺，比较高的可达31尺，而我们居住的社区只有4尺。如此悬殊的消费环境差异，又如何吸引更具消费能力的外族裔消费者呢？”
住在法拉盛三福大道的裴女士在会计师楼工作，她并不象陈先生那样具有职业敏感，但她对于法拉盛的看法和感受却与陈作舟先生有一些相似之处。今天她有朋友自老家上海来美考察，她要当向导带朋友去逛街：“五大道”、“麦迪逊大道”、“时代广场”，“联合国”、“大都会博物馆”，“哪怕什么都不买，看看橱窗设计都是老惬意的”，裴女士谈着自己的看法：“法拉盛有啥好白相的？轧么轧的要死、龌龊么龌龊得要死，除了中国人面孔还是中国人面孔”。
的确，在法拉盛，大家通常面无表情、行色匆匆，因为每个人来这里都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吃饭，或者买菜。法拉盛的商业发展空间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单一。
人们有理由为这里买菜吃饭的方便而点头称许，但丝毫没有理由为这种狭隘单一的趋势而乐观，因为这种种的“方便”是建立在超市、餐馆“林立”和随处可见的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这样一种商业环境中，多元、主流和更大容量的这座无形的“商业大厦”正在轰然坍塌；人们有理由为这里物价的低廉而沾沾自喜，但丝毫没有理由为潜在着的恶性竞争而感觉轻松，因为盲目竞争最终只会导致商家和商家、商家和买家的“三败俱伤”。因为很显然，美国经济的大环境的萧条和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或是法拉盛地区的房价、地税、就业率、购买力等诸多因素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商家的经营困难。无论是超市还是餐馆，这些负担如果最终不是以工人劳动环境和福利待遇的恶化或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那除了关门大吉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么？
如果说，商业环境的恶化会造成购买力的流失、竞争环境的无序会加剧商家之间的自相蚕食，那么，投资环境的改变有可能导致顷刻间的倾家荡产。
环境，有时会象一个无形的杀手，杀得你片甲不留。
无形杀手
“导致安然公司崩溃的安德鲁·法斯托，被控诈骗、洗钱、串谋等78项罪名，是多个计划的主谋。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入狱几百年” （2002年11月1日美联社）。
徐先生（Zhijian Xu,译音），是在法拉盛靠近缅街一家证券公司的电脑的中文网页上看到这则消息的。他摘下眼镜，用手指和手掌搓揉着眼眶和脸颊，他对今天看到的报道已经木然。他知道，无论那个叫安德鲁的家伙判几百年，2000年以来，他一生省吃俭用攒下的二十万美元、连同他最初炒股赚的近三十万美元，都变成市值不到五万块的股票而无法“还原”了。
徐一度自称是法拉盛华人里面的炒股高手，2000以前因“成绩显著”而深得在指甲店做工的太太的敬佩与尊重，就读贝赛重点高中的女儿更把他当成“英雄老爸”。徐在股市买进卖出大把赚钱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句口头禅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春节还在“上海滩大饭店”和一大桌股友畅谈革命理想和美好前景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多月之后，他的噩梦就开始了，这次和他这个猎手斗法的，是一只叫做“投资环境”的隐形狐狸，这只“食钱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一旦和人性的贪婪结合，能量足以动摇美国建国两百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商业基础和诚信制度。
“跟我差不多的，大把中国人在”，徐先生在一家叫“鹿鸣春”的中餐馆吃晚饭的时候总结他的经验教训：“开始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很多中国人读英文财经分析报告都看不懂，怎么可能知道华尔街的内情呢？而且，一般老百姓，谁又会想到股市会这么黑、人心会这么黑？”，热腾腾的蟹黄小笼包端上桌来，徐没有动筷子，“哪个人如果能在三年前就看出股市的“环境”，知道自己正处在充满欺诈、毫无诚信的危险境地，那他就不会倾家荡产了。问题是华尔街幕前幕后、有形无形的的黑手大把抛股票的时候，我们还忙着‘承接’、‘买进’，和那些“老狐狸”斗，不赔才叫见鬼呢”。
自90年代以来，股市里翻腾的人很多，有人称之为资产文化（equity culture），也有很大数量的人以养老基金来扩充股票所有权，还有共同基金，有些存有共同基金并不直接投资故事的上班族同样遭受损失。杨女士（Huimin Yang译音），自90年从香港移民来美就一直在一家贸易公司从事财务工作，七年前开始买共同基金，2001年以前从来没有亏损过，但这两年却损失惨重。看不见摸不着的“投资环境”，三年来让绝大部分华人股民的钱包都缩了水，徐和杨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已。
美国经济大环境的“不良”，伤害着每一个把钱包交给“股市”和哪怕是相对保险的“公共基金”保管的投资人。投资环境象一个无形的杀手，能让你荷包满满，但也会趁人不备就把你洗劫一空。对于象徐先生这样的股民，显然不是他炒股的技能退步造成的失败，而是整个经济“环境”完全变了，整个维持美国企业和股市的信用制度变了，他没能预见其变，一味地“坚持”和不甘心，导致今天的全军覆没。
华灯初上，法拉盛进入霓虹灯活跃的时段。徐先生不象前几年那样股市一结束就想着回家，他常常漫无边际地在缅街闲逛。女儿继续着学业，但夫妻之间多了些忧郁和沉闷，有时也会有些彼此的不耐烦。
在来美创业的华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属于高智商，特别是众多的留学生和有丰富创业经验的老移民，人们常说，来美国的，都是人精儿，没点本事，也不可能到美国来。但IQ高并非意味着胜券在握，个人的精明有时根本无法抗衡恶化的美国经济。照中国人特点分析，华人的AQ（ADVERSITY，长期处于逆境的适调力）似乎也不差，中国人最缺的，是SQ（SPIRITUAL：精神上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象徐先生这样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亲人的理解和家庭的温暖，因为在面对突发性危机的时刻，临危不惧的冷静至关重要。
危机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ds）。法拉盛的华人是否具备足够的危机意识，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