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结束后，我和《站台》的女主角赵涛一起辗转法国，准备去多伦多影展做宣传。在巴黎逗留时，我从《解放报》上看到了杨德昌(左图)新片《一一》公映的广告，画面上是一个小孩儿的背景，他正在拾阶而上，攀登红色的高高楼梯。

　　单从广告上看，我以为杨导又在重复以前电影中的毛病。他从前的作品不太敢恭维，即使是最出色的《牯领街少年杀人事件》也多意气而少控制。杨导喜欢弄理念，我不喜欢这种气味。

　　赵涛听说是华语片便想去看，我陪她坐地铁一路拥挤去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影院买票。没想到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细雨中等待入场的观众极其安静。我被这种观影气氛感动，顿时觉得电影圣洁，有欧.亨利小说中流浪汉路过教堂时听到风琴声的意境。

　　但我还是暗自在笑。小赵曾经说过，她最喜欢的电影是《狮子王》，便想她肯定无法接受老杨这部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哲学电影”。想想自己也不是杨迷，便有了中途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电影开演后，我一下跌进了杨德昌细心安排的世俗生活中。这是一部关于家庭，关于中年人，关于人类处境的电影。故事从吴念真饰演的中产阶级扩展开去，展示了一个“幸福”的华人标准家庭背后的真相。我无法将这部电影的故事一一道出，因为整部影片弥漫着的“幸福”真相让人紧张而心碎。结尾小孩一句 “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更让我黯然神伤。杨德昌的这部杰作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我无法将《一一》与他从前的电影相联系，因为杨德昌真的超越了自己。他可贵的生命经验终于没有被喧宾夺主的理念打断，在缓慢而痛苦的剥落中，裸露了五十岁的真情。而我自己也在巴黎这个落雨的下午看到了2000年最精彩的电影。

　　影院的灯亮以后，我发现赵涛眼圈微红。我没想到像她这样喜欢卡通片的女孩会看完这么长的电影，也没想到满场的法国观众几乎无一人退场。大家鼓起了掌。面对银幕，面对刚刚消逝的影像，我们都看到了自己。做舞蹈教师的赵涛问我大陆为什么看不到这样的电影，我无法回答。我们的电影不寻找真相，幸福就可以了，幸福没有真相。

　　转眼到了九月，《站台》要在釜山影展做亚洲首映，我和摄影师余力为前往参加。《花样年华》是这次影展的闭幕电影，余力为也是《花样年华》的第二摄影，但还没有看过完成片，等待闭幕的时候一睹为快。

　　在酒店碰到王家卫，墨镜后一脸坏笑，说要去北京一起喝酒。谈下去才知道他非常得意，《花样年华》在大陆已经获准通过，我知道这是他真心的喜悦，想想自己的电影公映遥遥无期，多少有点惆怅。釜山到处弥漫着“花样年华”的气氛，年轻人手里握着一个纸筒，十有八、九是“花样年华”的海报。我没有参加闭幕式便回国。据说闭幕那天突然降温，《花样年华》露天放映，几千个观众在寒风中享受流行。

　　流行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中午一到北京，下午便买到了《花样年华》的VCD。当王家卫的叙事中断，张曼玉和梁朝伟在高速摄影和音乐的双重作用下舞蹈般行走时，我突然想起了古代章回小说中承接上下篇的诗歌。原来王导演熟谙古代流行，一张一弛都露出国学底子。不能说是旗袍和偷情故事吸引了中年观众，但王家卫拍出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使中年观众也接受流行。

　　再次回到巴黎已经到了十月底，巴黎地铁站都换上了《卧虎藏龙》的海报。市政厅的广场上立着一面电视墙，电视里周润发和章子怡在竹林中飞来飞去，看呆了过路的行人。我猜他们正在回忆自己的力学知识，琢磨着中国人怎么会摆脱地心引力。这是《卧虎藏龙》的电影广告，精明的法国片商将片名精简为了“龙和虎”。我从初二开始看港台武打片，这些意境早在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和《侠女》中有所见识，但神秘的东方色彩还是迷住了观众。因为美国还没有上片，便有纽约的朋友来电话，让我寄去盗版“龙和虎”。

　　几天后在伦敦见到李安，全球的成功让他疲惫不堪。大家在一家挂满沃霍尔作品的酒吧聊天，我怀疑空调都会把他吹倒。谈到《卧虎藏龙》时他说了一句：不要想观众爱看什么，要想他们没看过什么。我把这句话看做李安的生意经，并记在了心中。

　　杨德昌、王家卫、李安的电影正好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而这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向，显现了华语电影在不同模式的生产中都蕴藏着巨大的创作能量，呈现了良好的电影生态和结构。今天我们已经无需再描述这三部电影所获得的成功，在法国，《一一》的观众超过了30万人次，《花样年华》超过了60万人次，而《卧虎藏龙》更高达180万人次。了解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使华语电影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日渐低落的华语电影声誉被他们挽回。我自己也在得益于他们三位开拓的局面，《站台》卖得不错，也就是说会有观众缘。

　　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三位导演两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广阔的大陆似乎已经沉没，而拯救华语电影的英雄却都来自潮湿的小岛。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国产电影就失去了创作活力和国际市场信誉。那些国际大导演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几乎没有了国际发行，靠着媒体炒作装点门面。而那些以为自己有观众的导演也只能操着京腔模仿阿Q。巨大的影像空白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我们能看什么？

　　我们看到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三个导演在开创华语电影的新世纪，而其中大陆导演的缺失似乎并未引起从业人员的不安。他们的这种“从容”，让我确信一个新的时代必须马上开始。贾樟柯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