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蔡司相機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架蔡司120摺疊相機，那是我爸爸上大學後，我爺爺送他的禮物。所以至今我能看見爸爸在頤和園的留影和體育場的矯健風采。不過三十年代初的相機除了蔡司鏡頭外幾乎無一是處。所有功能全部手動，距離用步量，光線憑感覺，速度靠經驗。還有景深，速度和光圈的關係，不用幾卷膠捲練手還就真掌握不了相機性能。早在我上初中的時候，父親就給我講解了相機的功能，還把他的一本攝影教材給我看，那是新華社攝影記者的內部教材，我的攝影知識和對照相機的了解基本都是從這本書裡學來的。

大學一年級我把照相機帶到北京，拍了不少照片。那年頭膠捲可不便宜，德國阿格法Agfa120膠捲正品4，5塊一卷，連我爸爸都捨不得買。我只買得起汕頭產次品膠捲，一塊多一卷，最多照16張，沖卷三塊。照一卷再衝出底片，十天的伙食費沒了，這還不算洗照片。所以說，照片裡一定要有人才值得，那叫留影。風景照基本不敢想，太奢侈不說，還得被貧農出身同學諷刺為“資產階級情調”。不過我還真拍了兩張風景，實在是被景色迷住了，忍不住按下快門。五十多年後，景色消失，這兩張照片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文革開始後，父親怕受牽連，讓我把相機帶到學校。那年頭相機是稀罕物，那些貧農幹部看見知識分子有照相機，就懷疑有間諜嫌疑，是美蔣特務用來偷拍國家機密的。到1968年10月，軍宣隊已經着手畢業分配，同學們也開始做離校準備了。那時候，我已經被隔離審查，限制離校。我認識的一個高二女生要下鄉，希望我去北京站送行，我向軍宣隊軍官請假，被他臭罵一頓。那時候班裡的同學都知道我有照相機，只要開口我都借給。後來外班的學生也來借，但他們不會用，要我一起去。因為他們出身好，有他們監督，軍宣隊就同意我和他們一起去，條件是同去同回，不得擅自離開。回來後我把膠捲沖洗成照片送給他們，其中大約一半是他們的，一半是我的。我計算出每張成本就向他們要錢，沒想到這倆傢伙翻臉不認賬，就是不給錢。他們知道我已經咋班裡被監督管制，他們賴賬白賴，沒人會為一個“反革命”說話。我一下損失5塊多錢，又不敢向家裡要，只好從伙食費里省。這倆傢伙一個河南人叫吳增喜，一個遼寧人忘了字，都是貧農出身。

那年頭大學生里有相機的學生鳳毛麟角，不是高幹就是高知子女，我也認識幾個，有機會就交流一下攝影心得體會，或者互相交換照相機使用。我曾用過一個攝友的135相機。畢業前，一個同寢室同學想讓我出面借那台135相機給他用。我覺得自己沒那個面子，就試着去問了一下，居然借來了。沒想到那個傢伙不會用135相機，膠捲裝錯位擰不動就使勁擰，把捲簾快門擰斷了。我拿去相機商店修理，要20塊，我要他修理，沒想到他也賴賬，說是舊相機，早就壞了，拒不賠償。我當時的處境根本沒資格和出身好的同學計較，只好把我的冰鞋拿到寄賣店賣了12塊，剩餘的每月從伙食費省點，好幾個月才還清。魯迅說過：“借着自己地位的升降看別人嘴臉的變化，不僅有趣，也有益。”我算親自體會到什麼是牆倒眾人推了。

1968年12月，六八屆畢業分配方案下來了，我繼續留校審查，不予畢業。然而畢業方案公布的當天晚上，我的照相機就被偷了。相機在箱子裡，從來不鎖，放床底下一年多也沒事，偏偏一公布畢業方案就丟了。看來這些人的道德都是裝出來的，不過是為了讓自己像個北京的大學生。一旦無須再裝下去，在老家村里養成的刁民惡習和貪婪本性就都暴露無遺了。由於我的出身和處境，報案根本無人理睬，軍宣隊軍官聽完一聲不吭。只有系裡的一個老員工給我做了記錄。畢業離校前有個同學悄悄告訴我，他知道相機是被一個貧農出身的同學偷了。因為他自己也有把柄攥在軍宣隊手裡，不敢承擔責任，所以在離校前才告訴我。幾年後遇見老同學聽到，這個偷相機的出了車禍，終生殘廢。這個賊大學五年一直以出身好對我冷嘲熱諷，貶低侮辱，臨走還順走我的相機，真是蒼天有眼啊。

圖一：1964年夏天，主樓前荷花噴水池。1968年被軍宣隊以“走資派黑黨委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填埋，用麥苗種出“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字樣。

圖二：1964年10月，現在萬壽山上樹木長高了， 已經拍不到這個景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