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今天的知識界越來越失望，民主鬥士和痞子成為同義詞。都會背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維護你的發言權。但背的滾瓜爛熟的人的行動是拳打腳踢的維護。更糟糕的是民主人士自己搞出來的劃分標準不是行為而是站隊的程度，依靠站隊劃線成就了一批不能批評的人，誰批評他們就是五毛；誰調子比他們低誰就是五毛。說60年代餓死二千萬萬的可以稱說餓死一千萬的是五毛。說三千萬的同樣可以說餓死二千萬的是五毛，現在已經有說四千五百萬的了。許志永無疑是站在最前線的一批人之一，因此許志永的失陷很是讓一些人糾結，究竟是把線劃得靠後一點，還是乾脆觸線而死來彰顯自己的鬥志。以我來看這些所謂民主鬥士多數是沒有這個擔當的。

許志永等人在互聯網上的影響一般，不及當前活躍的一些大V們，但在“維權”的特定圈子裡較為知名。與當局對抗似乎已成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也像是陶醉於自己的“勇敢”里，不太可能妥協。應當說，存在這樣一個喜歡對抗的異見人群，已是中國社會的現實。他們總是給社會帶來觸動，也同時給社會治理帶來挑戰。他們做事不是以合法不合法、對社會治理實際有益還是有害為出發點，而是只認自己的價值判斷，把與當局尖銳對抗看成道德上的高尚行為。

許志永帶領着公民的一群政治投機商上躥下跳，妄圖製造第二個俄羅斯，然而公知中流行蘇聯是一夜變天是一個錯誤和有破壞力的說法，這個說法導致很多人失明和盲動，投機者大量湧現；夢想在一夜變天前豪賭一把的人層出不窮。而改革開放後的多元化和後極權主義的鎮壓不再如前有力，使得作為政治反對派的生意越來越紅火；可惜做生意的多不肯付出只想收穫。最明顯的例子，在公盟逃稅案上，為逃避責任，許志永無恥栽贓公盟出納莊璐，致莊璐被拘留20多日。莊璐不過一個小小出納，既非志永所稱“財務主管人員”，亦非志永所稱“直接責任人”；在公盟工作期間，莊璐不僅無罪，且有功於公盟，結果卻被無情拋棄，許志永將政治投機商人的無恥表現得淋漓盡致，責任擔當卻分毫不見。

知識分子應該是議政而不從政，議政可以原則性的說話而不考慮操作往往會高調，從政就必須考慮現實必須懂妥協。許志永以議政為幌子，行從政之實，口號卻高調的離譜，完全不考慮現實，究其根源不過是用高調坑蒙拐騙，抬高自己的身價，流氓變公知真是太容易了。

民間對他們的態度也是複雜的。他被拘留被審判的遭遇很容易得到同情，但了解他的人中很多也認為他們有些“極端”，並不希望他“做大”。實事求是說，這些人的社會群眾基礎並不好，他們的主張容易在媒體上炒作，但與老百姓的切身民生改善關係不大。

對抗性的異見人士也應清楚，中國處在轉型和進步的特殊階段，無論他們出於什麼目的，過於激烈的對抗行為有悖社會根本利益，遭到法律追究和限制是必然的。如果他們的對抗是不顧一切的，他們等於選擇了非正常的人生。

也許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註定少不了一些對抗導致的社會代價，但儘量減少這樣的代價，比“用對抗改變中國”更應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理想，因為前者才是中國人緊迫的共同利益。對抗遍布今天的世界，它們帶來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巨大社會痛苦。減少對抗對個人以及對社會都具有重要的人道主義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