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我们也有家庭作业，是课堂教学内容中必要的练习与巩固。我下午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做作业，一小时左右就能完成。有时我们也会相约去同学家做作业、玩游戏。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手机可玩，我家有台熊猫牌收音机，收听少儿节目“小喇叭”是重要的娱乐，妈妈为我们订的期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是仅有的两种课外读物。后来我们发现住家大院办公楼里有一乒乓球台，于是那里也成了课后的活动场所。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只有音乐学院的子女有条件从父母那里学习器乐，班里有位男同学被要求跟他父亲学小提琴，记得我看过他的日程表：早上拉琴、下午拉琴，晚上拉琴，周日也拉琴（那时只有周日一天休息）！

学校负责孩子的教育，孩子负责自己的学习，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不仅学校的班主任到学生家访问，同学们记得数学老师、音乐老师也曾经家访过。除了查看每学期的成绩单与老师评语，父母基本不过问我们每天的细节，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具体指导，除非我们提出需要帮助。记得有一次爸爸帮我背乘法口诀表，背不下去时我开始流泪，爸爸说：“背嘛，哭什么。” 这是记忆中学习上和爸爸唯一的一次互动。妈妈更是早出晚归忙自己的工作。1948年四川大学教育系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的她，从未过问过我们教课书的学习。良好的学习习惯、自主思考的学习态度，这或许恰恰是成功教育所追求的。

当年龙小的老师们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几十年，想来也早已退休。记忆中的他们是： 校长谢国光，教导处吴主任，体育老师常思淼，美术老师彭先诚（彭老师离开龙小多年，现在是四川省著名画家），自然课老师温树安。1965年春节，特级教师袁丽华妆扮成圣诞老人，用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向同学们祝福新春，一开口便被同学们认出引来哄笑。谁能想到，三年之后的“文革”中，袁老师不幸被迫害惨死，年仅38岁。这是龙小历史上永远的伤痛。

2017年2月，我在回成都的飞机上巧遇同乡，一位带着幼女出国旅游的年轻父亲。聊到我16岁下乡后便离开故乡，越走越远，他问道： “你在北京上哪个大学？” 我迟疑了一下，答 “XX”，他惊讶了，又问：“中学呢？” “XXXX”，又是一声惊叹，他想了想，再问：“哪个小学呢？” 啊哈，这位同乡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串闪光的校名，而龙小，便是起点。

龙小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家姐弟的母校。姐姐在龙小上六年制，与五年制的我同时毕业，两个弟弟也先后上了龙小，我们有着或共同或各自的龙小记忆。或许有一天，我们姐弟4人能一起回母校参加校庆。

2020年，是实验班的同学们从龙小毕业55周年纪念，五年一贯制早已普及多年，龙小也已有了分校。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不断地与时俱进，龙小在成都市教育界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如果说，当年的我们在遭受 “文革 “十年对学校教育的摧残之后，尚能依凭龙小给予我们的信念和知识，自律自强、勤学不倦，成为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材，那么，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教师对学生欣赏鼓励的重要，普通孩子可以培养成为正直善良、能经风雨、健康快乐的社会良材，就是龙江路小学教学成功的最好证明。

本文撰写过程中，龙小实验班（5.2班）同学提供了宝贵的记忆与帮助，在此一并谢过。

秋韵 2020.10.21 于美国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