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年都有人唱衰中國經濟，從來沒有停止過。但今年不同，大陸春季兩會期間，下調國家年GDP目標經濟增長速度至7.5%；溫總主動提及加強自由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實際上暗示某些政府經濟干預已經失靈。同時，中央政府在此時此刻處理薄熙來和重慶事件，槍打出頭鳥，是在危機來臨之前，突出強調組織紀律性與政策的一致性。各種跡象表明，政府高層正在緊鑼密鼓地安排，應對一場特大的經濟風暴。

誰是製造中國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

中國經濟成功的最大秘密是政府能夠掌握住了國家的經濟主權。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經濟底子薄弱，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鄉鎮企業，普遍資金缺乏，技術落後，市場不完善且貧瘠，所有完全對外開放的市場，無一例外，被跨國大企業占領和控制。因此，政府不得不擔負起保護民族工業，扶助民族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義務。政府控制着市場開放的程度，強迫外企合資與技術轉讓，一系列的出口補貼和匯率政策，讓中國成為了世界製造中心和出口大國。

可以說，是政府把一盤散沙式的中國企業，擰在一起，塑造成了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鋼筋水泥體。而沒有強勢的政府，即使某些民族企業得以在跨國企業的夾縫中生存壯大，一旦政治動盪來臨，整個國家也擺脫不了經濟拉美化的厄運。

但同時，保護神沒有不收保護費的。政府的權利為貪污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和許多社會問題埋下的惡種。政府的保護，從另一方面扼殺了企業的競爭力和創造精神，讓中國難以出現蘋果和谷歌式的創新企業。

如果現在中國出現經濟危機，人們認定的禍首一定是政府。政府看到了這一點，就認為，中國企業已經長大強壯了，經得住國際競爭的考驗，我不想當惡人，我要公平和正義，我要正常的市場競爭和秩序，我不想當製造中國經濟和社會危機的禍首，我該撤了。所以我們聽見有政府高官大喊：“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但問題是，政府不作惡就可以避免經濟和社會危機嗎？

罪魁禍首還是出氣筒？

本來，按亞當.斯密的解釋，市場經濟中，人人為自己的利益着想，可以投機，可以冒險，人人都在作惡。但幸運的是，始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以至於最終的結果卻是整體的善。在這裡，市場有起伏，但沒有所謂的經濟危機禍首。

然而，一次次的經濟危機，直到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人們看到自然市場經濟調節的徹底失敗。而在同時，國家強力干預的計劃經濟使得落後的蘇聯和其社會主義陣營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強國。儘管後來破產了，那是後事。蘇聯政府可以干預國家經濟，並取得不俗的效果，西方為什麼不能？這樣，西方出現了凱恩斯經濟理論，表面上是同計劃經濟對着來；實際上，它為政府堂而皇之地干預經濟建立起了理論基礎。

政府干預的副作用是高額的國債和赤字預算，通貨膨脹，壟斷加低經濟效率，與私營企業搶生意，等等，一大堆的惡行。

因此，奧地利學派，芝加哥貨幣學派等紛紛出現，重提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譴責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的惡。八十年代開始，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化占了上風，政府退出市場，解除政府對私人企業和市場的管制，成為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的秘方。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又出現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國家干預經濟和市場又成為不得已的一種選擇。

西方經濟史表明，現行經濟制度下，經濟危機是常態，是正常經濟循環的一部分。政府作為/作惡會有經濟危機，政府的不作為/作惡，也會有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是現代經濟的必然現象。

問題是，一旦經濟危機出現，人們總需要找出一位惡人，找到那1%，找到一位倒霉的出氣筒。

聖人還是惡人？

歷史表明，經濟危機總是要來的，但它來的總比人們想象的遲，持續的時間總比人們想象的長。中國也不例外。

有人說，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將是一場大經濟危機的開始。也有人一直說，歐洲主權債債務危機將導致歐元區解體，全球出現新的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無法自潔其身。有人說中國一直靠投資支撐經濟增長，光投資沒有相應的消費，投資回報無保證，經濟增長總有中斷的一天。人民幣匯率調整，失業率升高，通貨膨脹，可能突發的超大自然災害，戰爭，以及政治和社會動亂等等，都可能成為中國大經濟危機的引爆點。

但是，所有的經濟危機引爆點之中，最讓人難以接受的將是政府提前逃離危機現場，政改也好，市場調節也好，無論以什麼形式，什麼藉口。

按筆者的觀點，經濟危機是一個經濟自我調整機制，並不是多麼可怕的事情。面對經濟危機，政府應該出面，積極運作，解決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儘量緩解普通人民的苦難。

老子有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承擔全國的屈辱，才算得國家的君主。承擔全國的災殃，才算得天下的君王。-《道德經》第七十八章）。

讀到這裡，我們很容易想起鄧老爺子。“六四”事件中，他承擔了惡人的角色。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才是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