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我們所期待的時代轉變

2014-06-19 10:09:45

劉再復/文

此次韓國“世界作家節”擬定的討論題目為“夢想時代的轉變”，這是一個很有思想的題目。題目出得好，我作為會議參與者，就會產生思想，就想說一些新話。

二十年前，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與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開始《告別革命》的長篇對話。那時候，我們在開篇中就說，雖然我們不再追求“理想社會”，但還是要有一點“社會理想”。或者說，不再相信烏托邦，但還是要做點夢。當時，我們就作了“時代轉變”的夢。所謂“時代轉變”，是指時代基調與時代大思路的轉變。我們期待時代基調的轉變是從獨語走向雙音、從對抗走向對話，即從單向性思維走到雙向性思維的轉變。我們認為，當下世界有三種哲學在較量，一是鬥爭哲學，即“你死我活”的哲學；二是“和諧哲學”，即“你活我也活”的哲學；三是“死亡哲學”即“你死我也死”的哲學。第三種哲學是同歸於盡、“與汝皆亡”的恐怖主義哲學，我們當然要拒絕。而第一種“鬥爭哲學”，屬獨斷、對抗的單向性思維，也應揚棄。總之，我們還希望用妥協、讓步、協商的“你活我也活”方式替代打倒、顛覆、暴力解決的“你死我活”方式。我們希望，歷史的平台應從“戰場”轉向“飯桌”(談判桌)，人類應放下槍炮的語言而使用談判的語言。中國的古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我們期待世界能進入君子時代，即不動刀槍和原子彈、只動文明語言和人性語言的時代。即走出革命的時代、戰爭的時代、政治意識形態主宰一切的時代。

大約十年之後，我和另一位朋友、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高行健在香港又作了一次共同的演講，題目是“走出二十世紀”。我們的共同意見是：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這不僅意味着“自然時間”的轉變，而且意味着“時代內涵”的轉變，生存思路的轉變。我們認為，應當正視二十世紀曾有過的歷史性錯誤，例如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人類經歷了兩次空前規模的集體死亡體驗；例如發明並使用核武器從而帶給世界以永久性的死亡陰影；例如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造成地球東西兩半的對抗性分裂從而消耗了數不盡的人力、財力與資源。走出二十世紀，就是要走出對立、對峙、對抗的陰影與噩夢。我們還認為，二十世紀產生的各種大思潮影響了文學和藝術的質量和成就，以至出現了以理念取代審美、以政治取代藝術、以現代性取代永久性的現象，從而造成相對於文藝復興時代水準的藝術大退步。走出二十世紀，包括走出“現代性”新教條和各種時髦的思潮。

無論是與李澤厚先生的對話，還是與高行健先生的對話，其思想的基本點都是反省的。今天，我們在這裡夢想時代的轉變，思想的基本點也應當是反省的。我們不僅要反省二十世紀，而且還要反省新世紀(二十一世紀)的開端，就像正視二十世紀的偏差與錯誤，我們也要思考當下世界的大思路、大格局、大理念是否又存在着偏差與錯誤。例如，當下世界正在過度開發、過度消費的路上急速行走而不自知。人類社會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不生產只消費的消費階層。人類神經正在被金錢和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所抓住，地球變成一個繞着“財富太陽”轉動的消費體。消費取代生產而成了世界的原動力，人類成了愈來愈浮華的消費群落，不僅在消費機器、電腦等，而且在消費文化，消費自然，甚至消費上帝，即把文化、自然、神明也當作商品，而最為可怕的是把人本身也當作商品，有才賣才，有貌賣貌，有肉賣肉，有靈賣靈，有八卦賣八卦，有知識賣知識。學校變成產業，文化變成“經濟軟實力”，一切都是交易。人在全球化的商業狂熱中失去自身的價值與尊嚴。如果用意象性語言表述，可以說，地球正在發生四項嚴重傾斜：(1)在精神與物質的天平上，向物質傾斜；(2)在資本與人本的天平上，向資本傾斜；(3)在武化與文化的天平上，向武化傾斜；(4)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傾斜。在此歷史大背景下，人類正在發生集體變質，即變成欲望愈來愈膨脹、靈魂愈來愈衰弱的另一種生物，這種生物可以稱作“肉人”即只有肉體沒有靈魂的人，(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文子所概說的二十五種人中最無價值的第二十四種人)也可稱作“金錢動物”。面對地球傾斜與人類集體變質的大現象，面對“人類未來”這一基本問題，政治活動家們實際上無法反省，因為專制政治只有權力情結與地位情結，沒有普世關懷；而民主政治已變成黨派政治和選票政治，他們只能考慮淺近利益(三、五年間如何贏得多數選票)，沒有長遠的憂患意識。媒體也無法反省，因為當下的媒體在生存的壓力下只能着眼新聞效應，迎合讀者現實需求，無暇顧及人類的終極前途；至於銀行家，他們更是唯利是圖，腦子裡只有經濟數字，全然沒有子子孫孫與千秋萬代。能夠冷靜思考、理性反省的只有天生就充滿人間情懷的、超功利的作家、詩人與思想者，因此，我們今天應當義不容辭地面對人類的生存困境而提出一些真問題，例如，一味消費、一味開發、一味競爭的習慣性思路是否正確？消費模式、發展模式、競爭模式是否還要繼續走下去？佛教講“觀”與“止”兩大法門，人類社會是不是可以考慮停止習慣性的大思路？即是否可以選擇另一種走向，例如不把“消費”作為動力、不把發展作為“硬道理”、不把“財富無限增長”作為“絕對精神”、不把“改造世界”作為“社會目標”、不把“暴力革命”當作天經地義、不把“劫富濟貧”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手段等等。我覺得，當下世界各地所發生的經濟危機，其背後乃是人文思想的危機，也就是面對生存困境未能擺脫思維老路的思想危機。如果我們的作家都能面對現實，跳出已有的思維框架，那麼“危機”就不是壞事，它正好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提供我們找到“轉機”的可能。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儘管期待時代的大思路應當有所轉變，但我並不希望中國和人類世界發生戲劇性的大變動，尤其是戰火紛飛的戲劇性大變動。這種所謂戲劇性變動，便是通過大革命、大戰爭的手段改變現存的政權形式、制度形式、歷史形式、領土形式的暴烈行動。這種變動與行動雖然壯觀，卻只能讓人類重複二十世紀的各種災難性悲劇。而我們所期待的時代轉變，恰恰是希望二十一世紀能夠成為沒有大戰爭、沒有大革命即沒有巨大死亡體驗的世紀。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寫於美國，作為在韓國“世界作家節”(2013年10月2日)開幕式上的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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