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缺乏起碼的公德，國人行事無道德底線，善人做好事反被誣陷，有毒食品泛濫成災，國家牆角被有權有勢的人濫挖，人們賴以生存的家園被肆意污染，生活其間的所有中國人都成了受害者，這便是我們當下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境況。

儘管中國經濟發展一枝獨秀，人們生活日趨富裕，但是許多中國人就是不覺得幸福，央視“你幸福嗎？”的街頭採訪，竟然成為社會笑柄。一些公知和名流去過台灣以後，回來大讚台灣社會保存的民國遺風。這是為什麼？

有人總結道：“今日之中國，無處不流氓”，此說法雖然極端，卻一針見血。目前有句流行語：“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其中的五味雜陳，不得不讓我們回頭去探究形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

一、

1949年，舊社會被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之後，社會開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運動一場接一場。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把大批地主、鄉紳當作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一隊隊拉出去槍斃了。

一些在國名黨統治期間出生入死做地下工作僥倖活到共和國成立的精英，在懷疑無極限的指導思想下，也難逃一死。比如，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其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勵淬學友會成員，被定性為“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8人被槍斃，1人失蹤，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追隨中共抗日，受中共指派參加了國民黨軍隊，曾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成功。他既無民憤、亦無血債，卻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處死。金庸的父親、梁羽生的父親都被當作反共地主殺掉（改革開放後，政府已為兩人的父親平反）。

掌握當地武裝的馬劍秋，解放前夕，通電四川忠縣全縣起義，他親自徒步數里路出城迎接解放軍。當他獲知死刑後，流淚寫了一份“刑場上的演講”。表示終於盼來了共產黨，可是卻要被槍斃，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在最後執行死刑的時刻，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主席萬歲，斯大林元帥萬歲！

此外，許多辛亥革命元勛和國民黨將領，他們放棄遷移台灣，解放前後自願返回家鄉，然而不管他們是辦學、隱居，還是散心、療養，凡居住鄉間的，差不多都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成了刀下鬼。目前已知的被鎮反又被平反的民國高官人數，就以數十、上百計。

有些人並不在農村，但也擺脫不了死神。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是國軍15兵團司令、著名起義將領羅廣文的堂兄，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以兄長身份冒險前往羅廣文司令部勸說羅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鎮壓反革命期間，他家鄉派去的民兵，從成都把他押解回來，不顧其妻的苦苦懇求，毅然槍決。

槍斃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村長或駐村工作組長點頭就殺。對此，四川有個黑色幽默說法-----“敲砂罐”，意為打碎一個人的腦袋就像敲破一個砂罐般簡單。後來披露的一些地方報告顯示，當時為完成鎮反任務，不少被定性為“惡霸”的人，甚至連具體的罪行都羅列不出來，反正只要有人指認，即刻殺掉。

在不到1 年的時間裡，到底鎮壓了多少“反革命”，數字不甚統一。1989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的昨天與今天》一書表示，被鎮壓人數是71萬。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殺了100萬。

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了保衛新生政權，殺一批對手不可避免。然而，歷史證明，大批被殺的“反革命”，許多都是無辜的精英。農村有文化、有思想、有教養的人，幾乎都在這場運動中被斬殺了。未受過教育的、無產的、盲流的，其後紛紛登台主持鄉務。結果，農村原有的秩序和規矩，亦隨地主和鄉紳一起帶入了墳墓。

更為可怕的是，老實巴交的農民看到辛辛苦苦積攢的家業可以頃刻間化為烏有，有學有識的富人可以轉瞬間化為屍首，這種強刺激，給他們樸實善良的內心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還在不斷發酵。

二、

解放前，中國農村盛行宗法制。中國古語有“欲治其國，必先齊家”的說法。宗法制，讓中國形成了家與國不分的結構，即所謂“家國同構”。即使到現在，我們經常提及的仍然是“國家”和“家國”，這一概念可謂根深蒂固，滲透到了我們的血液里。

宗法制中，各個小家庭由宗族控制，宗族長老掌握着族權，而族權是僅次於政權的存在，它與政權有互補作用，是中國數千年來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但它某種程度上，也會出現與政權的微抗衡，所以共產黨政權不能容其存在。

中華傳統文化講究“君、臣、父、子”，由“忠”和“孝”組成倫理本位，其核心就是一個“德”字。這個德，就始於宗法制。宗法制起於夏朝，建於商朝，興於周朝，其後一直延續到中華民國。

清朝被推翻後，雖然一些城市開始建立法律體系，但中國的廣大農村，依然是宗法主導，族權遍布農村社會各個角落。有德望的族長依託祖法，組織和管理族群。族群由血緣親屬關係確立，它規定了宗族成員各自不同的權力和義務。

宗法制度非常重視孝悌觀念，講究長幼尊卑，村子裡廣設祠堂。祠堂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祭祖，另一反面是為了管理。宗族成員在特定時刻聚集祠堂，由族長行使族權。祠堂在維護家族榮譽、解決家族糾紛、遏制家族惡行、懲戒不孝子孫方面起到了政府無法替代的作用。

新政權用暴力砸掉了這個“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枷鎖”後，卻沒有進行有效的填空建設，共產黨大而空的口號式教育，根本不具備深入人心的功效，結果農村出現了“德”的空白。人們喪失了對祖宗長者的敬畏，喪失了對自然環境的敬畏，喪失了對安分守己的敬畏，變得粗野暴戾，敢與任何事物鬥狠，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

因此，人們現在經常感到“古風不在”、“人心不古”。

三、

農村的文化人和教養人被消滅以後，城市的知識分子迎來了淒風苦雨。

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發起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政府號召全國人民 “大鳴大放”。 此舉讓許多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振奮，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了不起。

著名學者儲安平提出意見，中國當前是“黨天下”，“黨在國上，人在黨上”，有必要修正。有黨外人士建議，“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可以輪流坐莊”，這樣便於彼此監督。諸如此類的鳴放言語激怒了毛澤東，他於1957年5月15日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用毛的話說，叫“引蛇出洞”。

毛澤東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萬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

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萬多人。他們被勞動教養、監督勞動、撤職降級、留用察看等等，許多人被發配到邊疆、農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以及1960年開始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此後再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批鬥和磨難，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只剩下10萬多人。

不到十年後，又開始了一場更加恐怖的浩劫。1966年5月，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火，從此大字報滿天飛，文攻武鬥瀰漫全國。中國所有知識分子陷入到痛苦不堪的魔窟：學生批鬥老師、下屬陷害上司、兒女揭發家長，抄家、打人、砸物、搶掠、處死，一切暴行都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不算違法。

那些和共和國一起誕生的十幾歲的孩子們，從天真無邪變的兇殘暴戾。他們可以不上課學習，可以隨便打罵老師，可以任意破壞學校。這些保衛毛主席的“紅衛兵”，個個腰扎武裝帶、臂掛紅袖章，連女孩子也“不愛紅裝愛武裝”，男女同學中，誰表現的兇狠，誰就被大家擁戴。

這個號稱“文化”的大革命，恰恰革掉的是文化之命。大學不辦了，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科學、教育、文化被整的一敗塗地。家譜被燒，族譜被燒，祠堂被毀，廟宇被毀，無數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被洗劫搗毀。由此，中華文明延續幾千年的一些精華被生生碾碎。文化之脈和歷史之脈被割斷，這無疑是最大的惡，因為它們無法再生。

四、

那年代，人們推崇的是無法無天，比賽的是斗惡鬥狠，傳統的仁義道德和慈悲憐憫，統統當作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情調被批倒批臭，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青少年最重要的價值觀建立期間，善惡美醜好壞完全被顛覆。不僅如此，知識分子還被冠上侮辱性的“臭老九”頭銜，被大老粗們任意羞辱欺凌，成為中國社會最卑賤的階層。

“老九”一詞，最早始於元朝。蒙古人統治的元朝，為了臣服龐大的漢人群體，在中國大地搞等級制，把臣民分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回族）；三等是北方漢人，四等是南方漢人。元政府同時依照職業性質，把臣民劃分為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排在社會第九位，比娼妓的地位還低。元朝低視儒生（知識分子），就是擔心他們有思想、不盲從。

中共建國以後，每搞一次運動，務必打壓一批群體，比如，鎮壓反革命打到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人）、右（派）”，文革大革命打到了“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八個群體統統倒掉後，目標終於輪到知識分子了。

知識分子雖然沒有被完全打到，但是卻受到更大的侮辱，他們的地位排在了“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位列第九。蒙元外族帝國統治時，儒生獲封的“老九”，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後，“老九”更進一步，變成了“臭老九”。

一連串殘酷的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讓中國知識分子悲哀至極。無力抗爭的自殺了結，許多尋死人是知識界的佼佼者；有心諫言的被判處死刑，遇羅錦、張志新是代表。更多的知識分子不得不變成保全自身的識時務者，開始泯滅良心、同流合污、陷害忠良……

從此，數千年流傳的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貴族精神”被徹底葬送，知識分子的自尊和良知被掃蕩殆盡，打砸搶的“流氓行為”橫行四方，儼然成為一種國家風氣：怎樣不道德就怎樣做。

這一代人完全被污染，不遵紀，不守法，在校不學無術，被灌輸暴力革命，被鼓動告密揭發，被告誡“知識越多越反動”。他們離開學校後，被打發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結果發現農村的現實與政治宣傳完全不是一回事，於是他們看破紅塵，破罐破摔，偷雞摸狗，他們進一步把農村的風氣帶壞，農村的陋習也進一步把他們的風氣帶壞，壞壞相加，農村和城市都深受其害。

即使那些沒有趕上插隊的中小學生，在校期間也沒有接受有價值、有素養的教育，不是 “批林批孔”，就是批“師道尊嚴”，然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還經常被組織起來高吼着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們的最好年華被浪費掉，長大成人缺乏知識技能，因而對社會抱有滿腔的不滿，年老後更是以低素質無道德來報復社會。這便是“壞人變老”的由來。

從1949年到1976年，當近30年的運動截止時，中國社會已經不僅僅是經濟行將崩潰，更悲哀的是人心業已崩潰。時至今日，經濟修復已經很見成果，但是人心修復卻遲遲不見成果。究其原因，就像張藝謀最近拍攝的電影《歸來》一樣，被政治運動搞壞的人，已經永遠歸不來。

安徽的張紅兵，文革時因母親在家私下同情走資派，質疑毛澤東，15歲的他和父親一起大義滅親，不但去派出所揭發母親，而且堅決要求政府把母親槍斃。迄今，他為母親的冤死和自己的不孝後悔到想要自殺，但是這一切政府並不管，一切都必須他自己承擔。

文革期間，到底死了多少人，眾說紛紜，社會上流行的“葉劍英數字”是：“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但諸多學者研究後認為，文革非正常死亡340多萬，失蹤55萬左右，總計500多萬人。

前一陣，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向文革中被中學生打死的副校長卞仲耘致歉頗引關注。她在文革時紅極一時，曾登上天安門給毛澤東獻紅袖章，毛還要她把“宋彬彬”改成“宋要武”。然而，宋彬彬這種個人性質的道歉，能挽回歷史的悲劇和人心的淪喪嗎？

五、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社會爛到如此嚴重的程度，是前三十年“紅hong色se恐kong怖bu”種下的惡果，被毒害的兩代人至今是這個社會的主流，所以人們至今仍然不得不繼續品嘗惡果。雖然台灣也有過“白色恐怖”，而且現在政治上仍有藍綠之爭，但政治並沒有影響台灣民間社會的正常生活，“溫良恭儉讓”一直是他們保持的傳統，而這些傳統曾經是大陸這邊嚴厲掃除的“四舊”目標。

現在，時常會看到農村發生滿門抄斬的新聞，這與農村“宗法”和“鄉紳”的消失不無一定關係。農民信仰和道德的空虛，讓他們苦悶的找不到方向，所以農村地下教會盛行，甚至一些地方邪教大行其道。

事實上，歷朝歷代均有社會問題，但哪朝哪代的社會倫理道德也沒有喪失到如此沒有底線的地步，今天簡直是全社會的崩壞，人心和社會都爛透了。

中國社會什麼時候才能走出禮崩德壞的陷阱？這不僅需要每個國人的努力，更需要政府行之有效且深入人心的道德重建。（馬玲 201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