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有利於”與新儒學

新儒學熱熱鬧鬧很有一段時間了，某些大學還建立國學研究中心。儒學和國學不是一回事兒，要是把兩者的關係搞明白，估計也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情。但大致上，國學的中心是儒學應該沒有異議。

主張復興儒學的人和反對這種思潮的人，各持己見，爭論不休——自從中國人被英國人打得鼻青臉腫，爭吵就沒有平息過。悲觀的估計，只要中國人不死光，這場“學術”之戰就會繼續演繹下去。

我無意參加爭論。或者說，爭論的辦法應該變一變。以前的爭辯之所以沒有結果，原因在於，正反雙方始終沒有找到一個中立、客觀的評判標準，“沒有規矩，難成方圓”，所以，比辯論更重要的是，正反雙方要首先要制定一個彼此認可的評判標準。

小平1992年南巡的時候，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著名準則，能不能用“三個有利於”來評判儒學的價值呢？我想，最容易讓人攻擊的是，“三個有利於”是儒學出現2500年之後的標準，用現代的眼光褒貶古人的是非，好像“關公戰秦瓊”一樣滑稽可笑。我可不這麼看，因為，“儒學復興”就是“古為今用”，即把傳統中的精華繼承下來，用之現世，傳之後人，既然這些老古董要為現代人所用，鐵定要用21世紀的標準。要是再用大清朝，或者大宋、大唐、大漢的“尺子”，才是南轅北轍呢。

關於標準，就說這些。

“三個有利於”的核心是：第一，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第二，是否有利於綜合國力的提高；第三，是否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這三個準則，是儒學價值的試金石，把號稱“博大精深”的儒學精華放在這面鏡子下照一照，儒學的本來面目自然會顯現出來。

先看第一條。儒學在中國社會獨占鰲頭，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自西漢開始，到1911年民國成立，儒學猶如“永遠不落的太陽”一直照耀着九州大地。可是，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究竟有怎樣的發展呢？1776年，亞當.斯密在撰寫《國富論》的時候，曾經非常精闢地指出：中國社會的富裕程度已經達到了其能夠承受的極限，若干世紀以來，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停滯了。20世紀初使用的農具，與馬可波羅遊記中所記載的農具幾乎一模一樣。從這個角度觀察，儒學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沒有值得記載的貢獻。此其一。

再看第二條。綜合國力的提高，更是笑談了。宋朝是儒學復興的一個朝代，人才輩出，文化燦爛。可是國家的綜合國力卻是羸弱不堪，先是被遼，再是被金打得丟盔卸甲，不得已龜縮在中國的東南一隅，苟延殘喘。有一段時間，整個朝廷不得不在大海上四處飄流，堂堂的皇帝和叫花子差不多，最多算是丐幫幫主。明朝也是一樣，朱元璋識字不多，可是，對於儒學的虔誠要勝過歷史上所有的其他帝王。可是，就在這個儒學昌盛的王朝，帝國的勢力卻是弱不禁風，東南沿海的幾股倭寇就讓整個朝廷雞犬不寧，人人膽戰心驚。至於後來，被數十萬人口的滿族八旗軍風捲殘雲一樣橫掃，更不是什麼光彩的歷史。

最後一條，儒學是否有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這種說法本身，已經給儒學增添了光彩。因為，正統的儒學裡面，從來沒有“人民”兩個字。人民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亂年代，都不過是皇帝的殉葬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看看秦始皇和歷代皇帝的陪葬，就知道所謂的“民為重，社稷為先，而君為輕”，不過是統治者和善於拍馬屁的儒學腐儒騙人的鬼話。

好像我們有過“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以及“康乾盛世”。我們不妨作一個最簡單的推測，在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準之下，以土地產出為主要財富來源的中國農民能有多麼快活的生活。就算漢朝人口較少，只有6000萬人不到，可是，依照2000年前的種植、灌溉、耕作技術推算，豐年有餘，歉收不至於餓死就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再有，國人歷來特別能吃苦，多麼艱難困苦的生活也能忍受，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們就該知道“文景之治”不過是夢囈，而“康乾盛世”更是康熙乾隆“大頭症”的最好註解。

輝煌的儒家文化，2000年來沒有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沒有增強了中國拳頭的“硬度”，也沒有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樣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要他做什麼。或者退一步講，“皇帝輪流坐，今天到俺家”，儒家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寶座上已經端坐了2000多年，也改“改朝換代”，讓其他的先進文化一試身手了。“三個有利於”的準則可以讓我們引進所謂資本主義的技術、制度和文化，同樣，它也能夠指導我們拋棄早已應該拋棄的“精神污染”。

我祈禱儒學倒閉、破產，而且永遠也不再重建。離開儒學的日子，中國人的生活會越來越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