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書生：詩情做伴好還鄉？

(共識網)

 　　關於毛澤東1959年回故鄉，筆者曾寫過《1959年毛澤東回韶山：一次不成功的農村調查》一文，本不想再談。近讀胡新民的《韶山風物耐人思》(以下簡稱“胡文”)以及曾擔任過毛澤東衛士的王明富的《毛澤東1959年回韶山》(以下簡稱“王文”)，總覺得他們都在刻意掩飾着什麼——毛澤東當年回鄉的歷史背景。對此，筆者只好再羅嗦幾句。

一

1949年以後，毛澤東曾多次到南方視察，卻一直沒有榮歸故里。1959年6月24日，他在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陪同下抵達長沙，下午到湘江游泳，上岸後突然向秘書高智提出要回家鄉看看，並於第二天下午5時在公安部長羅瑞卿、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及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抵達韶山沖。第二天，他一早起來為父母上墳，又去視察了韶山學校，去韶山水庫游了泳，晚上擺席8桌，招待了鄉親和各路官員，飯後留下部分老人開座談會。據《毛澤東十二次南巡》說，27日上午，毛澤東召開座談會，接見當地幹部群眾，聽取對韶山生產、生活情況的匯報及群眾的意見(第106頁)，具體內容不詳。吃完午飯後，毛澤東返回長沙。

關於這幾天的經歷，當事人毛澤東留下一首《七律·到韶山》，附言“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離別這個地方已有三十年了。”

詩曰：“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在百度上查了查，有相關的白話譯文，大概代表了人們對該詩的通常理解：“離別後多少夢境在詛咒歲月的流逝，我的故鄉啊與你一別已過了三十二年。紅旗漫捲吹動農民的武裝，而敵人卻高高舉起霸主的皮鞭。因為太多的壯志才會有犧牲，但我敢令天地翻覆換一副新顏。再喜看大片莊稼如浪濤滾滾，儘是農民英雄們在暮色中收工歸來。”作為離家30多年的中國大陸最高領袖，革命成功後還鄉，撫今追昔，感嘆成功來之不易，很正常。但8行詩句中，談到家鄉故土及闊別已久的鄉親友人的內容只有兩句，如此惜墨如金，則別有深意。

果然，9月1日，在廬山會議上罷了為民請願的彭德懷的官，掀起全國範圍的反右傾政治運動的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詩刊》編輯部。信中說：“信收到。近日寫了兩首七律(筆者註：指七律《到韶山》和《登廬山》)，錄上呈政。如以為可，可以上《詩刊》。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投機分子，他們裡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夥，簡直要把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着‘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投機分子，不過揀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着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幾首詩，也是答覆那些忘八蛋的。”可見毛澤東是在特意勾勒一個田間莊稼波浪滾滾，公社社員在傍晚的蒼茫暮色中從地里回來的歡樂情景。按照“文革”時的說法，他“滿腔熱情地讚揚了三面紅旗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有力地抨擊了國外一切反華反共的小丑和國內、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我們黨的猖狂進攻!”(參見三木《毛澤東詩詞<七律· 到韶山>》)

二

韶山的鄉親們沒有毛澤東堅決捍衛“三面紅旗”的偉大目標，也沒有什麼浪漫的詩意情懷。他們祖祖輩輩早起晚歸，土中扒食，汗水育苗，要求很實在——圖個溫飽。

說實話，“龍興之地”韶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還是沾了些光。1950年代初，毛聽說湖南省政府打算專門為韶山修一條到長沙的公路，立即寫信勸阻不要修。但這條公路後來還是修了，所以1959年毛才能乘汽車還鄉。廬山會議前，彭德懷特意到韶山去了一趟，發現它吃了“偏飯”，經濟上受到照顧。儘管如此，吃不飽飯仍是韶山鄉親們面臨的最嚴峻問題。

26日晨，毛澤東破天荒地一反平時上午睡覺的習慣，大清早就出門祭掃父母之墓。祭掃後下山，走到土地沖李文貴家的坪里，李慌忙拖出幾條條凳讓大家坐。

《毛澤東十二次南巡》一書說：

“你們每天吃多少糧食?”毛澤東見李家橫屋的門框上貼着“食堂”二字，便問道。

“每人每天一斤半老秤。”李文貴答。實際上只有老秤12兩。他見公社幹部在場，便多講一點。

“咯一點糧食!你們看，難怪不餓得刮瘦?”毛澤東指着一個前來看熱鬧的面黃肌瘦的社員說。

公社幹部和旁人默默不語。

毛澤東轉身對周小舟說：“小舟，現在糧食到戶，要閒時少吃，忙時多吃;年老的吃稀點，壯年的吃硬點。”

周小舟回答說：“這個要求，社員是能做到的。”

“你們每畝田能拌多少谷?”主席問。

“每畝田四百斤呢。”其實是三百多斤，李文貴又多講了一些。

“怎麼只有這麼多?我過去也作過田，每畝田可拌半桶四擔。”毛澤東說完叫隨行人員算一下有多重。隨行人員告訴他是480斤。

毛澤東嘆了口氣說：“現在水平還不比不了過去!”(第77—78頁)

隨後，毛澤東等人來到謝家屋場，屋主毛霞生是韶山生產隊的隊長。

正在坪里踱步的毛澤東指着謝家屋場的堂屋問：“那裡是在搞什麼?”

“食堂。”毛繼生答。

“走，到食堂看看。”毛澤東邊說邊走進堂屋，看到貼在牆壁上的標語，便念了起來：“公共食堂好，飯菜樣樣香，男女老少喜洋洋……”並問：“你們食堂的飯到底香不香?群眾吃了滿不滿意?”

“托福黨和主席，生活過的好，群眾都滿意。”毛繼生回答。

“生活過的好?”毛澤東半信半疑。“少數人滿意不行，要使大多數人都滿意。”毛澤東強調說(第80頁)。

社員鄒長衛是毛澤東過去的同學、朋友鄒普勛的兒子，在土地沖已見過毛澤東一面，因為“食堂”伙食吃不飽，此時端了個飯缽來謝家屋場向主席告“御狀”。

毛澤東見他手裡拿個飯缽，便問：“你每餐吃多少飯?”鄒答：“每餐吃四兩米。”

毛澤東說：“現在餐餐還有三、四兩，總比過去吃百家飯(指討米)好。”

鄒長衛不做聲了。

“吃飯是要抓緊的事情。我們要節約糧食，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啊!”毛澤東加重語氣說：“閒時少吃，忙時多吃，很好節約，計劃用糧。”(第81頁)

毛霞生的父親叫毛福村，外號“神六花”，是毛澤東少年時的朋友，大革命時期參加過“雪恥會”。

“你在隊裡擔任什麼職務?”毛澤東問毛霞生。

“擔任生產隊長，食堂管理員。”毛霞生答。

“那好，你講真話，畝產多少斤?”見毛霞生不敢講，毛澤東勸慰道：“不要怕。”“畝產800斤。”毛霞生終於憋足勇氣答道。

“是一稻800斤，還是兩稻800斤?”

毛霞生遲疑地道：“一稻。”

“要講真話啊!兩稻才800斤哩。”

毛霞生臉紅了。“主席，一稻只有400斤。”

“那怎麼講800斤呢?”

毛霞生指着在場公社、大隊幹部說：“是他們要我這樣講的，我要是講真話，你走了，他們會批評我的。”

毛澤東臉上的神情嚴肅起來：“你們這些幹部要實事求是，才能受到人們的尊重。講假話，不僅欺騙了國家，欺騙了人民，也欺騙了自己，人民會埋怨我們的，也會埋怨你們的。”

“你們現在每人每天吃多少糧食呢?”毛澤東問道。

“十六兩秤，全勞力每餐半斤，中勞力每餐四兩，婦女、小孩每餐三兩。”

“你當隊長，幹活要帶頭。你說，每天到底要吃多少糧食呀?”

“主席，說實話，我每天的糧食一餐吃了還不夠啊!”

“我們韶山原來是一身一口，七擔一斗，就是說一個人一年要7擔2斗稻穀。每擔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糧，才勉強滿足口糧要求。現在這點糧食，當然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囉。” 毛繼生插話道。

“為什麼不多種雜糧?”他轉身和周小舟問道：“你們湖南的糧食是怎麼管的?”

“管15%——管那些不會管家的。”周小舟答道。

毛澤東又問毛繼生：“你們公社是怎麼管的?”

“集體管糧，分月發糧，每人定量，節約歸己。”毛繼生把上面提出的辦法講了一遍。

“像你們這樣管糧，農民沒有一點權，就跟瓜瓢一樣，‘把’全被你們抓了。”毛澤東嚴肅地說：“一個人從娘肚子裡出來就要吃飯，吃飯是要抓緊的大事，沒有飯吃人不要餓死了!”停了停，他又說：“世上只有10%的人不會料理家務，幫他們管管就行了”(第82—83頁)。

晚上，毛澤東請韶山的“老地下黨員、自衛隊員、烈士家屬、親屬、老貧農及鄉村幹部代表一起開座談會，並宴請他們。”(《毛澤東生活檔案》，第841—842頁)晚宴後毛澤東留下部分老人座談，鼓勵大家大膽發言。鄉親們又把話題集中到吃飯的問題上。

心直口快的毛順清終於開了腔：“意見是有，如今講不得，講了要挨批評，挨鬥爭。”

“我保險，哪個敢?”毛澤東為他壯膽。

有了“尚方寶劍”，加之喝了幾杯酒，毛順清的膽子大了，話也多了：“原先犁田要過鐵板，踩田要過腳板，你老人家在家作田的時候，咯大一兜禾。”說到這裡，他站起來打了個手勢，接着說：“有句老話，一腳踩到底，石谷八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腳都進不得，產量降低了。聽說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們沒得辦法，您到底是怎麼講的?”

“我沒有要這樣搞。今天下午在田邊，我還同大家商量如何合理密植的問題。我問大家，插六七寸，六八寸，四九寸是不是更好些。”

“密植密植，越插越密，沒有個邊。”毛順清插了一句話。

……

有人說：“韶山過去糧食比較足，山上種玉米、紅薯，種經濟作物，可現在不種了，為什麼不種呀?讓農民餓肚子!”又有人說：“田裡產量不高，幹部硬要插板板寸;過去一直是稀植，產量比現在高一些。”還有人說：“農民糧食不夠吃，還要交各種各樣的糧，什麼征糧，購糧，愛國糧……剩下的就不多了，好些人連飯都吃不上!基層幹部瞎指揮，橫招蠻，不交糧或交不起，就打人罵人。主席，要是您不回來，我們都快餓死了呀!”

毛澤東收斂了笑容，但很快臉上平靜下來，並示意鄉親們繼續講下去。

“現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開住。歷來是各家各戶，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顧。現在男女要分開，像個什麼世道。請問到底是主席要搞的還是誰要搞的?”又是毛順清發言。

“要讓夫妻住在一起，使群眾滿意。”毛澤東答道。

“我還想講一點，”毛順清繼續說：“毛澤東呀!食堂糧食硬是少了一點，要吃兩斤米一天才行!”

“你們不能多種點蔬菜嗎?蔬菜半年糧嘛。”

“集體出工，都吃食堂，蔬菜種得不多……”

毛順清還想講下去，被另一位老人毛裕初打斷了：“你歇歇氣，讓我也講幾句。”他吸了口旱煙，一邊往凳腳上敲去煙灰，一邊慢條斯理地說：“去年以來，浮誇風很嚴重，說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深耕要翻幾尺。我們不同意，就說我們是老保守，如今對老人太不尊重了。有‘保守’傾向就要挨批評，挨鬥爭。韶山還好一點，聽說外地更厲害!”(《毛澤東十二次南巡》，第101—103頁)

在關於吃飯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建議多種雜糧，建議集體對農民的口糧管的不要那麼死，建議要閒時少吃，忙時多吃，年老的吃稀點，壯年的吃硬點，搞好節約，計劃用糧。卻有一個問題始終在迴避——到底給農民留多少口糧?因為“瓜菜代”也好，“精打細算”也好，包括後來搞的雙蒸飯、小球藻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在糧食統購統銷的體制下，農民每年吃多少口糧都由中央決定的。如果盡在“螺絲殼裡做道場”，不增加農民的口糧數，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廣大農民普遍營養性缺乏的實際問題。

在毛澤東與鄉親談話時，韶山公社書記毛繼生的一段插話頗耐人尋味：“我們韶山原來是一身一口，七擔一斗，就是說一個人一年要7擔2斗稻穀。每擔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糧，才勉強滿足口糧要求。現在這點糧食，當然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囉。”這段話一針見血地點破了當時農村最緊迫的矛盾。筆者曾讀過一本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出版的《毛澤東生平》的書，作者是毛的老鄉、詩人蕭三，也有同樣的話。可見“一身一口，七擔一斗”的說法在當地農村流傳甚久。毛澤東從小生活在農村，又曾務農兩年，對這一常識不會不知。但他還是把用糧食向國外換機器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在他寫信給《詩刊》編輯部的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之後不久，中央於1959年9月17日正式批轉甘肅省委關於糧食工作的報告給各地，同意“農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糧400斤上下，最低不少於365斤”。據學者楊奎松分析，農民即使能夠按照官定的口糧標準拿到全部口糧，每天也只能吃到7兩-8兩糧食，更何況其中還包括雜糧、地瓜乾等替代物。

三

毛澤東出於捍衛“三面紅旗”的政治需要，為了反擊那些咒罵“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的“忘八蛋”，迴避了父老鄉親們反映最強烈的“吃不飽飯”問題，在歸鄉詩中描繪自己想像的田間莊稼波浪滾滾，公社社員在傍晚的蒼茫暮色中從地里回來的歡樂情景。站在當年毛的立場上，可以理解。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胡新民、王明富關於這次毛澤東歸鄉的敘事，不僅錯訛滿篇，更有意遮掩粉飾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毛在韶山與鄉親們會面的真實情況，這就令人想不通了。

先請看“王文”：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視察湖北武漢工作剛剛結束，就在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和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的陪同下，從武漢登船東下江西九江。登岸後即乘汽車在一條公路上馳行。前面是到哪裡，作為隨衛人員，我們未被告知。經過一段時間的顛簸，才知道是到了毛主席久別的故鄉——湖南湘潭韶山。這時所有隨員無不興高采烈。

到達韶山，已近傍晚了。毛主席的座車開到他的故居對面，一座新建於南山坡上的房子旁邊。這裡就是當地為他準備的住處。此處青山環抱，顯得十分寧靜。也許是毛主席回故鄉來得突然，也許是他事先打了招呼，不要驚動鄉親，不要搞什麼歡迎儀式。只有時任省委書記的周小舟和村幹部、村中長者在那裡迎候。

32年前，毛主席就是從這裡告別父老鄉親，衝破重重危難，走向革命征途。經過幾十年的鬥爭，革命取得了勝利。新中國已成立十周年了，如今才得以抽暇回歸故里。回到韶山的當天晚上，警衛局沈同處長告訴我們，今天到了毛主席的故鄉了，晚上毛主席請客，我們從北京來的警衛、秘書、醫務等服務人員也都在邀請之列。平時我們總覺得自己和毛主席是一家人，今天怎麼成了客人了?不由多思就以客人的身份去赴宴了。我們到時，毛主席邀請的宗親鄉鄰已是高朋滿座了。客人到齊後，毛主席舉着杯，十分親切地到每個桌前同客人們碰杯，以示對客人誠摯的歡迎。雖然席間沒有更多的祝酒、歡迎等客套話，但大家都沉浸在喜悅和幸福之中，當晚吃了什麼飯菜，都記不得了，但毛主席熱情舉杯同自己碰杯的情景，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王先生老矣，不免把當年的事情記錯。比如說什麼毛在王任重、羅瑞卿的陪同下，從武漢登船東下江西九江，登岸後乘汽車赴韶山，都是他的個人幻覺。據王任重當年的日記記載：毛於24日在王任重的陪同下乘專列抵達長沙。午後，王陪毛澤東到湘江游泳，在船上由湖南省委接待吃晚餐，第二天午後赴韶山。根本不存在從九江乘汽車赴韶山之事。

說毛到韶山的當天晚上就請鄉親們吃飯，還加上從北京來的警衛、秘書、醫務等服務人員，更是無稽之談。毛到韶山時已經是下午5點多鐘了，離開家鄉30多年了，誰的情況怎麼樣，誰健在，誰已去世，都要花點時間搞清楚，才能開列宴請名單，等到把人請來，起碼八九點鐘了;宴請這麼多鄉親，還有隨行人員，飯菜來得及做嗎?據26日毛宴請鄉親時參與做菜的毛家“小灶”廚師程汝明說：“在長沙(應為韶山)的八桌飯，是湖南省委主辦的。八桌飯中，大部分是湖南省委、長沙市招待所、賓館的廚師們做。我們去了就是靠他們給我們搭配。長沙最好的廚師協助我們，因為他們不了解主席的飲食習慣。不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5頁)請8桌客尚且如此大費周章，毛25日到韶山的當天晚上就大擺宴席，需要忙到什麼時候才開飯?事實上，毛到達韶山的當天晚上根本就沒有招待鄉親。據王任重《日記》記載：“晚飯以前，主席坐在住地的院子裡，與羅瑞卿、周小舟和我談起了中央蘇區和遵義會議前後的事情。晚飯後，還在主席住的院子裡，談了當時組織軍隊和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一些情況”(《毛澤東在湖北》,第12—14頁)。隨後毛繼生、毛華初等韶山當地幹部來訪，才開始商量次日(26日)請客的對象。

王先生說自己“沉浸在喜悅和幸福之中，當晚吃了什麼飯菜，都記不得了”。沒關係，有菜譜。據記載，毛到韶山的當晚吃了辣子雞、炒臘肉、燉羊肉、燒水魚、蒸青魚、炒空心菜、燒豆腐、煎苦瓜和炒辣椒(《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134頁)。不過據筆者判斷，王先生恐怕真的吃不上這些湘味菜。因為毛在韶山只請過一次客，是26日晚上。如果王先生屆時有幸赴宴的話，可以嘗到香腸、鹹蛋、滷味;雜燴、木耳炒雞、回鍋肉、炒雞雜、燒鮮魚、燒絲瓜、炒豆角、排骨等幾十種豐富菜餚(《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6頁)。而那正是河南、安徽、山東、四川、甘肅、貴州以及湖南本省廣大農民飢腸轆轆，甚至因“營養性缺乏”(按某孫教授的說法)而痛苦地死去的時候。

更為關鍵的是，上述敘事文本中，曾經在毛澤東祭掃父母墳墓時站在後排右5位置、且有護衛之責的王先生似乎從來沒有隨毛到過土地沖李文貴家坪里，沒有到過謝家屋場，沒有聽到毛澤東與毛霞生、鄒長衛、毛繼生的對話，也不知道韶山的鄉親們曾為吃不飽飯向偉大領袖反映情況。他的記憶里，只有“主席告別了韶山，告別了沿途的鄉親，駛向遠方，隨着車輪的轉動，一幅幅人民群眾真誠熱愛人民領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關心人民熱愛人民，同人民休戚與共水乳交融的情景，永久地留在了大家的記憶里。”這個記憶並非大家的，只是王明富個人的。這個記憶有選擇，那些不符合頌聖要求的情節被永久地刪除了。

真乾淨。

胡新民並非當事人，只是個歷史敘述者。但其大量文章也存在着選擇性使用史料的傾向。這在“胡文”中也可以看到。該文並沒有完全迴避當年韶山鄉親們的強烈訴求，卻只舉了浮誇風、公共食堂的例子：

毛澤東白天走訪時就聽到了不少群眾對於農村的浮誇風，農村基層幹部的唱高調，講假話和吃不飽等問題的反映。在便宴開始前，毛澤東專門召集幹部群眾開座談會。他鼓勵大家講真話。當場一些人，特別是老年人紛紛對浮誇風、公共食堂等問題提出尖銳的意見。毛澤東為了表示對“忠言逆耳”的鼓勵，特地讓攝影師為他和幾位敢“直諫”的老人單獨合了影。最後，毛澤東說道：

“鄉親們，你們提意見是對黨的熱愛，對政府的支持，希望你們今後還多提，大膽講。回到北京後，中央要開會，好好研究，向全國下個文，統一解決食堂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是才搞，沒得經驗，出了問題，中央要負責，特別是我要負責。”

6月27日，毛澤東又接見了部分群眾和幹部，聽取了有關生產、群眾生活等情況的匯報和意見。下午離開韶山返回長沙途中，先後在寧鄉縣高橋村、望城縣曹家坳村停車，下到田間地頭查看。當他看到有些田中插着“衛星田”、“躍進田”的牌子，畝產指標都在數千斤以上時，便搖頭。他對圍觀的幹部和農民說，這樣的田早晚兩季能打800斤就謝天謝地了。在曹家坳村，他問聞訊而來的村支書楊仲秋他們的一畝田能產多少斤。楊支書回答大概600斤。毛澤東點點頭說，這還有點像。接着對陪同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那些畝產千斤的都是吹牛的。

關於毛澤東談公共食堂的那段講話，筆者曾見於《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一書，但認為它並不可靠。因為對照毛在此前和之後的言行，要麼這段話根本就是偽造的，要麼毛澤東就是個說一套做一套的人。筆者曾在《1959年毛澤東回韶山：一次不成功的農村調查》一文談過這個問題，現抄錄如下：

6月22日至23日凌晨，毛澤東乘專列到湖北廣水車站，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上車匯報工作。王談到最近自己到“麻城、新洲參加勞動，看到農民面有菜色。去年大豐收，為什麼農民反到挨了餓呢?說明我們工作上出了問題，我心裡很難過。主席說：‘你們估產估高了，用糧用的太多了，提倡敞開肚皮吃飯，不妥當。富日子要當窮日子過。’”“提倡敞開肚皮吃飯，不妥當”這句話，指的就是公共食堂。在韶山期間，除了《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所述這句“辦食堂是不符合實際的，將來要停辦”的話，未見在其他場合否定過公共食堂。《毛澤東十二次南巡》甚至根本就沒有這句話。

再看毛澤東後來的態度。

在乘火車返回武漢的路上，毛澤東與羅瑞卿、王任重說，辦公共食堂不要強求一律，要允許群眾自願參加，有的可以辦“農忙”食堂。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支持大辦公共食堂，嚴厲批評了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董謙帶領的昌黎調查組的報告——《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

至於所謂“回到北京後，中央要開會，好好研究，向全國下個文，統一解決食堂問題”的承諾，後來再也沒有提及。

毛澤東最終否定公共食堂是在兩年之後。1961年5月他在北京主持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辦不辦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口糧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實際上同意了廣大農民解散公共食堂的要求(參見程中原《毛澤東納諫：同意解散農村公共食堂》，《縱橫》2004年第12期)。

其實，有關幹部作風的浮誇風以及農民飲食形式的公共食堂，都是1959年農民面臨的細枝末節之處，口糧標準的多少才是決定他們生死悠關的大問題。

1961年4月14日，奉命到毛澤東家鄉搞農村調查的胡喬木在給毛澤東寫信說：“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華初同志、省農業辦公室賀炳賢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鄰近韶山的原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情況嚴重(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個大隊死七百零七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為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賡公社的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匠兩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達百分之二十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去年約死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至一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病情尚未停止。”

1961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回鄉調查，家鄉炭子沖大隊幹部王昇平告訴他：“拓木沖食堂剛辦時有一百一二十人，現在不到八十人，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還有患水腫病住進大隊臨時醫院的好幾個。”劉主席問：“這些社員是怎麼死的?”王昇平直率地說：“冒飯吃，吃樹皮，啃稻草，屙屎不出，有的肚脹腹痛死了!您哭不相信，外面那幾隻梧桐樹的皮都剝光了。上級怕中央來的人看了出醜，就叫人除了一層黃泥，用草繩纏住包紮了。”劉主席又問：“食堂餵了豬嗎?”王昇平回答：“過去按戶計算每戶平均有兩頭豬，三隻雞，現在全隊僅只一條母豬，毛有五寸長，皮有三分厚，只見骨頭不見肉。雞嘛，因為人都沒有吃的，哪有東兩餵雞?!全隊連一隻報曉雞都沒有了。”(劉)少奇到趙家沖看望姐姐，外甥女魯新秀也說：“舅舅，想起父親就難過，吃糠粑粑，屙尿不出，他是活活閉死的。”劉少奇問她：“你們食堂死了幾個人?”新秀說：“僅這兩個月就死了十一個。”少奇姐姐也說：“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給人家飯吃呀?”少奇問她：“你現在吃多少呀?”“每餐二兩老秤米。一天至少要吃十三兩才夠，一餐不飽餐餐不飽呀!”(周德民《湖南寧鄉大躍進“五風”回憶片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長沙文史資料》第七輯)

這些都不會出現在胡新民的敘事文本中。他乾淨利落地全部刪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