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文化是一棵樹，它結出共產之果，是因為嫁接了馬列主義。問題是，西歐誕生的馬主義，一生下來就死了，西歐拒絕了。列寧奪權成功後，他的軍隊向東歐推進，被波蘭人民擊敗了，東毆後來的共產化是斯大林的軍隊強加的；緊接着，列寧從其南面向西亞推廣其主義，被拒絕；他最後向日本中國等遠東地區推廣，中國人主動的接受了。國民黨的高級人士，以及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早年都是儒學之士，他們主動接受共產文化，說明中國文化適宜於共產。把共產的責任全部推給蘇俄，缺乏對本國文化的反省批判，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義。習當局的“文化自信”已經表明，傳統文化有利於一黨專政。那些鼓吹傳統文化崇拜的人恰恰成了當局的同盟者。

一，野蠻的國奴制社會無法認識“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

幾千年來，中國就一直就是個亞細亞生產方式國度，人們當然不可能認識“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根本就談不上文明的、道德的生活，有的只是蠻橫與專斷。這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度是共產土匪主義的深厚土壤，儒家、道家的理想也是公有制社會。

中國社會一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國奴制階段。這裡，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或家族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整個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萬眾都是他的奴僕。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一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所有的土地都歸皇帝一個人所有，所有的官僚都替皇帝一個人效勞。所以，中國幾千年裡沒有實質性的社會進步，是一種專橫的、獨裁的、貧富不均的怪胎。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農業人口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是世界上僅次於非洲的貧困地區，有的地區甚至比非洲還窮；因此，絕對不是在古代是先進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中國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社會中，政府隨意剝奪私人財產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在政府權力不保護私有財產而且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財產的地方，絕對不會有文明，而只會產生流氓惡棍、貪官污吏、太監妓女這樣一些殘暴無恥、醜惡骯髒的敗類。結果：導致最需要監督制衡的公共權力最缺乏監督制衡。由於全社會的權力崇拜情結，助長了國家權力的惡性膨脹。

從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開始，連年的混戰，中國的私有產權只能在夾縫中偷生，並且不斷地非正常地更換主人。由於相對於以前的皇朝和和以後的紅朝，這段時期管制較為寬鬆，私有制因素也特別活躍，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護。這只不過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階段。自從民國二十年代頒布《土地法》以來，土地私有就已經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可以沒收土地。任何國家的法律都絕對不允許共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哪怕土豪的田地來歷不正，也不能以打土豪的運動方式來解決，應該用法律在尊重財產權的基礎上解決。

在西方，私有財產的制度健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深入人心，共產主義就只能是一種理想，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再到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於書本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而具休的實施步驟則是藉助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沒收私人財產。但是這一宣言在西歐和北歐一直都沒有獲得響應。然而《共產黨宣言》發表70年以後在俄國、100年以後在中國卻像蝴蝶效應一樣掀起了消滅私有制的翻天風暴。而這一消滅私有制的運動，在俄國的表現和中國又不相同。斯大林的集體農莊運動在許多地方遇到強烈反抗，引起流血鬥爭。蘇維埃政權調動軍隊，屠殺了一個又一個用生命保衛土地私有權的村莊，而把另外一些村莊夷為平地，將村民流放到西伯利亞。而在中國，只需藉助1955年夏季“肅反運動”的稍稍震懾，農民就敲鑼打鼓地乖乖把土地證交了出來。中國人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而蘇聯的農民卻沒有這種怯懦觀念。

1949後中共實行的是“天下國有”的國家中心主義。政治上高度集權、經濟上高度集中、國家壟斷了一切資源和機會，社會沒有一點自由，國家吞沒了社會、公吞沒了私、政府吞沒了民間。中共對資本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把小業主與獨立勞動者也作為資本家處理。據稱，民族資本家及其代理共76萬人，其實，前者只有16萬人，後者為60萬人（《1949-1989年的中國》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42頁）。這反映中共執政的粗野和混亂。即使把兩者合在一起，其共有資金，據1965年周恩來宣布，也不過22億人民幣。強令充公後，每年付予5%的利息，10年共付11億元，從此一刀兩斷，未付的11億元被蠻橫拒絕，誰也不敢提及。1957年只是由於提出“定息不是剝削”的人就統統被劃為“右派”。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到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文革的抄家，都是在公開、全面、系統地侵犯私有財產。因此，可以說：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就是不斷侵犯私有財產的歷史。

所以，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等歐洲國家的成功只是一場歷史的誤會，而在中國的勝利卻是有其歷史的根源和社會基礎的。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等東歐國家的倒塌才這樣迅速、乾淨、徹底，而在中國卻這樣困難。

二，馬列共產主義與中國的“大同”理想吻合，故被中國人接受

有人說，“馬列文化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純粹是外來的異端與邪教！”試問，為什麼馬列在中國成功了？在歐洲等地都失敗了？這就說明，中國文化與馬列主義臭味相投。正如王蒙所說：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於我們信服共產主義學說。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會使人想到理想社會的圖景。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老子與孔子都提倡的“無為而治”，與馬恩國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遙相呼應。20世紀的中國接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絕非偶然。

《黃帝四經》裡的黃帝曰：“唯餘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為之若何”（見湖南馬王堆出土的《黃帝四經.十大經.果童》）。這表明黃帝有平均他所有財富的意思。《詩經》中的《碩鼠》篇（產生於公元前 611年以前），罵官員是大老鼠，並且發誓要逃離兩極分化的社會，因此要“適彼樂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

春秋末到秦漢之際，產生出各種各樣的關於理想社會的設計：農家的“並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國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這一時期大同思想的3種主要類型。

農家“並耕而食”的理想是人人勞動，有商業欺詐，不存在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的社會分工，連君主也和人民“並耕而食”。

道家的理想是小國寡民，每一小國的人民都從事着極端落後的生產以維持生存，廢棄文字，儘量不使用技術工具，人人滿足於簡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進；同外部世界斷絕一切聯繫，即使對“雞犬相聞”的“鄰國”（實際上是鄰村），也“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車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老子》的天道平均主義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僅僅在民之間實行，因為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大於眾人享有特權，《老子》的天道平均主義成為此後農民求“大同”的重要思想旗幟。

東漢末張魯據有漢中後，推行反映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的設施和制度達30年之久；其措施包括：廢除官吏，設“祭酒”分管部眾；廢除私有制，財產共有，把糧食平分給居民，各祭酒的轄區設義舍，放置義米、義肉，供旅人無償取用。毛澤東對吃飯不要錢情有獨鍾，在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間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里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里搞。他統治30年，人們都高興這個制度。道路上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1600年的時間了。貧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於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毛澤東《為〈三國志.張魯傳〉所寫的序文》說：張魯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徠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後行”(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

中國文學名著《水滸》以其典型的大秤稱金、大碗喝酒、大快吃肉的軍事共產主義而迷倒了多少中國人。《水滸》宣揚的是：群眾在官逼民反的狀況下，應有替天行道與忠、孝、節、義等道德思想；然而他們卻視人命如草芥、殺人如麻並搞黑道文化，過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為理想的共產生活方式。

1920年代共軍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是對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思想的繼承，共黨不敢承認是對農民起義的繼承，非要抬出馬克思這個洋和尚來當神以便於獲得蘇俄的援助，實在是欺詐之舉。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農家、道家的理想更詳盡，更完整，也更美好。在《論語》裡，孔子要求所有人都按照禮制的規定各出其位，各行其事，全社會貴賤有等，上下有序。經濟上是“均無貧”，其方法是“博施濟眾”。《禮運》篇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儒家大同的理想沒有私有制，人人勞動而不是“為己”；老弱病殘受到照顧，兒童由社會教養，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沒有特權和世襲制，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員都由群眾推選；社會秩序安定，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對外“講信修睦”，鄰國友好往來，沒有戰爭和國際陰謀。

大同思想是中國牌的烏托邦，它經過了康有為的改裝，更具有現代色彩，所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與馬列“烏托邦”所幻想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簡直是一對孿生姐妹。難怪毛澤東把它們捆到一起，惋惜康有為只是寫了《大同書》，卻沒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這條路毛澤東當然找到了，那就是，“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論人民民主專政》)。烏托邦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馬列“烏托邦”也不例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同中國婦聯黨組談話時說：“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毛主席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前後娶過6位妻妾的康有為在《大同書》裡主張要破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產…；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毛在大躍進時，多次萌生消滅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為一樣堅信，不消滅家庭，便難徹底消滅私有財產……

三，中國史學家們把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功勞獨歸於李大釗，過份誇大了李的影響力

事實上，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甚至也包括國民黨人，對俄國十月政變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已趨熱烈，後來成為共產黨領導人的一些知識分子當時只是加入了這一時髦的“大合唱”而已，他們既非歡迎俄國十月革命的“先鋒”，也非鼓吹十月政變的“主角”。

孫中山受儒家的“大同主義”的影響，強調“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 孫中山屢言，“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而居，又共產主義之矣。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他手抄《禮記.禮運》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他甚至用“大同主義”去理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性質。宋教仁也認為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

孫的追隨者朱執信在1906年《民報》二、三月號上連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事跡，翻譯《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並用文言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此後他讚譽“俄國的赤衛軍，就是國內勞農階級的乳母”。朱執信在還運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和剩餘價值學說，來分析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性。

孫的追隨者如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均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其均分財富的理想，這就是廖仲愷在黃埔軍校大力引進共產黨人的思想基礎。國民黨的《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利用《民國日報》極力鼓吹共產主義。1917年俄國十月政變爆發，邵力子即在《民國日報》頭版頭條的突出位置報道這一消息，他在復旦大學講課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類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蘇俄宣布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後，被騙後的邵力子認為蘇聯是中國的真朋友。他在《民國日報》上一直吹捧蘇俄。孫中山的秘書戴季陶1920年參與了蘇共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還起草了最初的中共黨綱草案。

1907年6月22日，李石曾、吳推暉、張靜江等就在巴黎創辦了中文的《新世紀》周刊向國內宣傳無政府主義，後來蔡元培也成為其中的要角。1912年惲代英開始信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通過援引《禮記.紀法篇》“黃帝明民共財”之言宣傳社會主義學說，認為“共財”二字“足證太古以前確為共財之制”，並主張“財產廢而為公共，無食人與食於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概括說，社會主義的形態是“三無”、“二各”，即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師復被看作是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無私產、無家庭、無宗教、無政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養、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沒有貧窮，也沒有剝削的“大同”共產主義。1918年11月16日，在慶祝協約國勝利的大會上，極具影響力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這和蘇聯共產黨口號相同。正是由於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存在着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時的很多人，都是從無政府主義陣營進入馬克思主義者行列的。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盛行，恐怕不是少數激進份子的鼓動，而是有它深刻的社會歷史的緣由。1、辛亥革命失敗與袁世凱稱帝這一慘痛教訓，使許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國。2、產生這一誤區的直接原因，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果的巴黎和會，給了中國人巨大的刺激。梁啓超的研究系刊物《解放與改造》就說：“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指資本主義文明)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既然如此，我們理所當然地要追求社會主義了。3、俄國政變的成功，終於“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瞿秋白語)，使“烏托邦”的氣球在中國思想界的上空升騰起來。於是，“走俄國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選擇。這是陳獨秀轉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因。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搞了一次民意調查，在對各種主義的回答中，被調查的1007人中，贊成社會主義的就有291人之多，贊成民主主義或民權主義的僅有69人，其它幾種主義，除了三民主義，大多僅有幾人。這就說明，社會主義成了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