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鮑羅廷^揮舞紅布的鬥牛士
我的使命是掌控形勢，推動巨輪前進，隨着時間的游移，巨輪也推着我一道前進。我自己也成了這龐然機器裡的齒輪。——鮑羅廷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蘇聯伊爾庫茨克附近一個最殘酷的集中營裡，一名骨瘦如柴、頭髮和鬍鬚蓬亂的囚犯，痛苦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在古拉格的一個最尋常不過的編號。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一群跟他一樣等死的囚徒。
他熬過了殘酷的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能倖免於四十年代末新一輪的大抓捕。他被認定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是“外國民族主義者”——儘管他的前半生奉命在多個國家尤其是在中國拓展蘇俄的勢力，即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戰後那幾年，蘇俄的政治犯的數量更多了。新一輪的政治迫害、戰爭年代人口狀況的劇烈變化以及直接將政治犯排除在外的特赦，使勞改營裡政治犯的比例大大提高。在整個古拉格系統，超過百分之三十五的囚犯被判犯有“反革命罪”。在某些特別偏遠、冰天雪地的勞改營，這個比例甚至更高，遠遠超過百分之五十。 這名死者就是數百萬計的政治犯中的一員。
他像一條野狗一樣被草草埋葬，沒有葬禮，沒有墓地，沒有鮮花，沒有哀樂，更沒有十字架。此刻，他二十多年前在中國的學生毛澤東和周恩來，已成為新皇朝的皇帝和宰相，而他的死敵蔣介石則在台灣島上咀嚼失去中國的痛苦——毛澤東和周恩來算是幫他爲二十多年前的失敗報了一箭之仇嗎？他曾經朝夕相處的友人，如孫文、汪精衛、陳獨秀、張太雷、瞿秋白、鄧演達等人，早已經以或榮耀、或恥辱的不同方式，先他而去。
三年後，史達林死了，他獲得平反。那薄薄一紙平反通知書，對他躺臥在西伯利亞凍土中的軀體沒有任何意義，卻讓其遺孀的處境有所改善——她可以領取丈夫的養老金過活了。
他的名字叫鮑羅廷。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紐約時報》常駐莫斯科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獲淮了鮑羅廷去世的消息。這是蘇聯當局第一次向外界透露鮑羅廷的死訊，而他已經死去兩年多了。 鮑羅廷這個名字，在蘇俄已被人淡忘，在中國卻家喻戶曉。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來到中國，點燃了革命的火燄，一度成為大半個中國的“紅色教父”，然後他自己也被這火燄灼傷。他是蘇俄肆無忌憚地干涉中國的內政、顛覆中華民國政權的代表人物。近代以來，俄國是禍害中國最大的鄰國，沙俄時代窮凶極惡地侵佔中國北方的領土，蘇聯時代則以共產國際爲工具向中國輸出革命。
一八八四年，鮑羅廷出生在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的一個窮苦猶太人家庭，年幼時隨父遷居拉脫維亞的里加。十六歲時，他參加了猶太社會民主主義同盟（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猶太知識分子選擇激進左派的政治信仰）。十九歲時，他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參與了一九零五年失敗的革命，並遭到沙俄政府通緝。一九零七年，鮑羅廷遠走美國，住在芝加哥的貧民區，參加美國社會黨，並嘗試激進的新聞寫作。一九一七年，他回到俄國，看到了革命的勝利。一九一八年，他又奉列寧之命，遊走於美國、英國、荷蘭、墨西哥，到各國煽風點火。
鮑羅廷的最後一站是中國，他的人生大戲的最壯闊的舞台也是中國。一九二三年秋，他從西伯利亞進入滿洲，再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他從上海南下廣州。他乘坐的是一艘小輪船，為了掩人耳目，船上還順帶運送了兩百隻綿羊，他躺臥在綿羊之中，忍受着臭氣。途中還遇到了颱風，如果不是船長在台灣沿海找到避風之處，說不定鮑羅廷也逃不掉這群死得一隻不剩的綿羊的厄運。
救星：鮑羅廷之於孫文
正處於內外交困之中的孫文，視鮑羅廷爲從天而降的救星。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鮑羅廷抵達廣州，與孫文第一次會面。鮑羅廷在報告中寫道：“孫文非常熱烈地歡迎我，讓我和他坐在一塊，並且目不轉睛地凝視我長達數秒鐘之久。” 可見，孫文對鮑羅廷這個從蘇聯來的欽差大臣抱有巨大的期待。聯俄聯共是孫文的最後一場賭注，如果這一局賭輸了，他就真的一無所有了。孫文將鮑羅廷視為顛覆中華民國的秘密武器，他對中華民國的仇恨甚至超過了對滿清王朝的仇恨——他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日後居然被尊為中華民國之“國父”。
鮑羅廷到達廣州之際，孫文坐擁孤城、一籌莫展。鮑羅廷發現，廣州政權確實危在旦夕。首先，國民黨成分複雜、組織渙散，“它既沒有綱領，也沒有章程，沒有組織結構”，“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其次，“廣東人民對孫的政府持強烈反對態度”，市民厭戰，農民“不再納稅，不再把糧食賣給部隊，最終拿起武器在某個地方從後面襲擊部隊”；再次，孫文號稱擁有四萬軍隊，其實大部分是心懷不軌的僱傭軍，真正靠得住的只有一支兩百人的衛隊。 其實，孫文自己也意識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
短短幾天之後，兩人便情同手足、形影不離，孫文將鮑羅廷喻為當年援助美洲殖民地獨立戰爭的法國革命家拉法耶特。鮑羅廷帶來的不僅是金錢和武器，更是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方式。鮑羅廷提出將國民黨的組織改為金字塔結構的建議，也讓孫文保留其難以自圓其說的“三民主義”。 孫文內心早已對宋教仁打造的國民黨——適宜於議會政治的英美式政黨——感到厭煩，而鮑羅廷巧妙地利用孫文的好大喜功，在國民黨的新黨綱裡爲其安排了龐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孫文大喜過望，任命鮑羅廷爲國民黨改組委員會顧問。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新國民黨一大，全面吸收鮑羅廷的想法，通過打倒帝國主義和聯合農工的口號。這個脫胎換骨的新政黨，表面上的黨魁是孫文，實際上的掌舵者是鮑羅廷——而在鮑羅廷眼中，孫文只是一個需要“挽救”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家”而已。
孫文慷慨地安排鮑羅廷和妻子、兩個兒子住在廣州市中心的一棟寬敞的兩層樓房裡，這棟房子正面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部。鮑羅廷一家人住樓上，秘書和翻譯住樓下。這裡的訪客川流不息，儼然是孫文府邸之外另一個權力中心。除了妻子范婭，鮑羅廷的心腹是中共黨員張太雷，其秘書回憶說：“鮑、張倆甚至同住一房，鮑羅廷絕對信任張的翻譯，一定要他陪同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
隨着鮑羅廷在廣州的事業蒸蒸日上，蘇俄派遣大量軍官和文職人員來到廣州，廣州變成蘇俄的一處非正式的殖民地。每個地方，即便是政治和軍事機器之中微不足道的小齒輪，蘇聯的影響力也無所不在。美國國務院在一份秘密報告中指出：“鮑羅廷這位第三國際派駐廣州的特使，是這個陰謀網絡幕後的邪惡人物，他出手闊綽，散發軍火和金錢。”
在這場交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孫文。孫文充分利用這群蘇聯政治、軍事顧問的專業技能鞏固權力，即便充當史達林的“兒皇帝”，也好過那些淒風冷雨的流亡日子。黃埔軍校指揮的部隊從一九二四年的不足一千人猛增到一九二五年底的三萬人。而國民黨已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政治組織，蘇聯駐北京政府的大使加拉罕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信中如是說：“國民黨正在便成一個有生命力的、積極的、真正有組織的國民革命政黨，這是我們在任何一個別的國家都沒有遇到過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還是波斯，都沒有這樣一個政黨，像現在（我強調的是現在）國民黨這樣舉足輕重；像國民黨這樣，受我們的影響如此之深；像國民黨這樣，尊重和崇拜我們的權威；像國民黨這樣如此順從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 加拉罕毫不掩飾地揭露出了國民黨與蘇聯之間的僕從關係，也就是孫文與鮑羅廷之間的僕從關係。
對於國民黨的起死回生，胡適在《主義與飯碗》一文中指出，南方“採用俄式組織之後，全部民黨，恍若節制之師。政治上之主張儼成宗教上信仰，此爲國民黨勝人之處”。不接受共產主義的胡適也承認，西方給中國帶來了現代科學和文明，但迄今為止中國人僅得到皮毛，並未真正學到什麼東西。只是通過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中國人才第一次學到一些實質性的內容，特別是蘇俄政黨那種善於組織的功夫。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孫文在北京彌留之際，簽署了關於國事、家事及致蘇聯政府的遺書。蘇聯政府是唯一支持他的外國政府，鮑羅廷是他惟一的“外國朋友”。鮑羅廷對孫文的輔佐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難怪一九二八年三月有個傳教士對胡適說，“此時中國需要一個英美式的鮑羅廷”。胡適略帶挖苦但又不無怨恨地告訴對方：“可惜英美國家就產不出一個鮑羅廷。” 英美國家為什麽產不出一個鮑羅廷呢？英美國家沒有發明出一套瞞天過海的“國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只能訴諸於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原則。列文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常常爲中國抗議者提供反對中國統治階級之思想資源的西方自由國家，往往支持那些民心盡失的中國政權；而對於民心盡失的中國政權來說，承認外國人的要求是從外國人手中得到鎮壓國內敵對勢力所需武力援助的關鍵。”
孫文當然感激蘇俄和鮑羅廷對他起死回生的恩情，在給蘇共及蘇聯政權的最後告白中，一往深情地說：“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這一定是鮑羅廷樂於看到的一段文字。
死敵：鮑羅廷之於與蔣介石
孫文去世後，蘇聯在廣東扶植傀儡政府的決策並未改變。據軍事顧問卡列亞金回憶，僅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莫斯科就向廣州政府提供了二十四架飛機、一百五十七門野炮、四十八門山炮、一百二十八門迫擊炮、二百九十五挺重機槍、近七千四百枝步槍、十一萬枚手榴彈、一點二四億發步槍子彈、五萬發抱彈等。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符合當時的最高標凖，具備優異的技術性能，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軍閥部隊的同類武器。比如，中國軍閥在那些年裡幾乎沒有空軍，剛剛學會使用重機槍。同時，一艘艘輪船滿載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統運至廣州。蘇聯政府還向廣州政府貸款一千萬元用於開辦中央銀行。 若沒有這些源源不斷的武器、戰略物質和金錢，此前無比孱弱、屢戰屢敗的廣東政府，怎麼可能在短短兩年就“麻雀變鳳凰”？
鮑羅廷的地位建立在來自蘇聯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上，他像魔術師一樣，點石成金。史達林授予鮑氏在中國的專斷之權，“蓋因華人程度幼稚，而鮑氏等則從事於社會革命已歷二十餘年，就此經歷一端，自宜服從之也”。 一九二七年，黨軍北伐佔據半個中國，鮑羅廷在中國的事業達到頂峰，然後瞬間跌入谷底，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是其中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鮑羅廷和蔣介石最初發生矛盾，是對何時北伐看法不同。蔣希望儘快北伐，鮑羅廷則希望做更充分的準備，擔心軍事失利會讓多年的心血毀於一旦。鮑羅廷更知道蔣介石急於北伐是想建立個人功勳，他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我們認為蔣介石是個性格獨特的特殊人物，他貪戀榮譽和權力，並渴望成為中國的英雄。他一意孤行，脫離群眾，無論如何，未了爭取榮耀，達到他的目的，他有時也會利用群眾，利用中國共產黨，利用我們。”
這一次爭論，羽翼已豐的蔣介石占了上風。北伐在軍事上取得意料不到的勝利，鮑羅廷轉而支持北伐。很快，雙方圍繞遷都一事再次發生衝突。蔣介石的行營在南昌，南昌成為新的軍事和政治中心。鮑羅廷提出儘快遷都武漢，迎汪精衛入駐武漢，以實現“以汪制蔣”之策略。 這場遷都之爭，背後乃是權力之爭。
一月十二日，蔣介石乘軍艦由九江抵達漢口，武漢方面為其舉辦盛大的歡迎式。然而，這天晚上蔣介石與鮑羅廷發生了最嚴重的衝突。蔣在日記中記載：“晚，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鮑羅廷說了什麼話讓蔣介石如此憤怒？鮑羅廷講了一個小故事諷喻蔣：一個古代的專制君王不聽別人意見，不許大臣們講話，大臣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鮑羅廷甚至指名道姓地威脅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
蔣沒有當場發作，卻視之為奇恥大辱。蔣在武漢停留一周，仍未緩解雙方的對立，他離開時，街上已出現“打倒蔣介石”之標語。很明顯，在武漢掌握軍權的唐生智和掌握政治權力的鮑羅廷已成為蔣的死對頭，“鮑羅廷是左派的神經中樞和催化劑，唐生智則為鮑羅廷提供了軍事力量”。 蔣四月二十日在對黃埔同學會發表訓詞時對鮑羅廷的公然羞辱仍然念念不忘：“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乃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裡面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麼一個事？……你不止是欺負我個人，不止是壓迫我個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哪裡可以放過你！”
此時，鮑羅廷又下了一步臭棋。他寫信給李宗仁，建議李取蔣而代之，出任北伐軍總司令，並答應給予軍火和金錢支持。但李擔心若逼蔣下台，中共會乘虛而入，遂予以拒絕。李痛恨共產黨，也為了自保，極有可能向蔣報告了鮑羅廷的建議。對此，蔣十分憂心，一連幾天失眠，四度在日記中吐露自殺的念頭，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
蔣介石當然不會坐以待斃，自殺之說亦不可當真。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不顧痢疾重病，在南昌與軍政要員商談驅逐鮑羅廷事。蔣提出：“必欲去鮑爾廷顧問，使政府與黨部能運用自由也。”但蔣的提議並未得到眾人的支持。何香凝、顧孟余、戴季陶等人認為驅鮑事關重大，“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蔣甚為失望，嘆曰：“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其實，當時的國民黨離不開蘇俄的援助，沒有人敢跟鮑羅廷撕破臉。
然而，鮑羅廷急不可耐地公開抨擊蔣介石，痛斥蔣是窮兵黷武的新軍閥。他從來瞧不起蔣介石，以為蔣“一無所有，他是光杆司令，而我們擁有一切”，但他很快就嘗到輕敵的苦果。二月二十一日，武漢方面自行召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由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分別在漢正式辦公。蔣介石認為武漢的行為由鮑羅廷操縱，將所有的憤怒歸罪於鮑羅廷一身：“鮑氏之罪，不容於天地之間”，“奸黨之計毒極矣，鮑氏之肉，不足食也”。
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會談（蔣已知曉維經斯基與鮑羅廷不和）。蔣徑直向維經斯基發問：共產國際是要國民黨團結呢，還是要國民黨分裂？國民黨現在所有糾紛，“皆由鮑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橫暴卑污，思之憤恨”。蔣並揚言，“政府遷期乃待第三國際撤鮑之電與已回去方定”。這等於是要脅共產國際撤回鮑羅廷。維經斯基立即向史達林作了匯報。
莫斯科支持武漢政府和鮑羅廷，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沒有參加。會議通過許多鮑羅廷的主張，對蔣介石的權力進行限制，蔣所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常會主席職被免，僅保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實職。
與檯面上的動作相配合的，是幕後更大的陰謀。四月十日及十一日，鮑羅廷在漢口跑馬場後面四川軍閥楊森被沒收的住宅內，召集祕密會議，商討暗殺蔣介石事宜。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不同意這一計劃，加倫將軍的一名侍從叛逃之後，在上《字林西報》發表文章，披露有關情形。
鮑羅廷在會上說：“同志多人，曾經建議吾人除去蔣介石，並已有人將擔任執行此項使命。”他接著告知，蘇俄間諜披脫老夫已準備擔負此事之全責，甚至願意為此犧牲生命。而共產黨人李立三更提出具體建議：他熟悉蔣介石司令部之路徑，可毒斃蔣氏，甚爲易事，只囑一醫生出而證明其爲患心弱而死即可。
鮑羅廷的暗殺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蔣介石就已決定利用其掌握的軍隊作出最後一搏。鮑羅廷的祕密會議之後的第二天，蔣便在上海發起“清黨”屠殺。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發布的第一號命令是通緝共產黨首要，名列榜首的就是蔣恨之入骨的鮑羅廷。
太上皇：鮑羅廷之於陳獨秀
鮑羅廷的對外身份是蘇聯羅斯塔新聞社駐華特派員，真實身份是蘇聯政府派駐孫文“淮政權”的“永久的全權代表”。有過在歐美生活經歷的鮑羅廷，風度翩翩，文質彬彬，絲毫沒有一般蘇俄官員身上的僵硬和土氣。有西方記者形容他說：“站在我前面第這個人身材高大，體態勻稱，年約五十歲，他舉止從容、優雅，講話慢條斯理，嗓音低沉、和諧。他的一雙眼睛深邃、炯炯有神，仿佛是屬於夢想家、發明家，這雙眼睛令他消瘦、滿面皺紋的臉龐熠熠生輝。”就連廣州神學院院長香雅各（James Henry）博士也認為，鮑羅廷“個性討人喜歡，誠懇真摯，令人印象深刻，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香雅各問鮑羅廷是否喜歡中國人，鮑羅廷對這個提問驚訝萬分，思索片刻之後說：“我從不考慮這個問題。” 這是典型的外交家口吻，鮑羅廷內心真實想法或許是：我才不會像你們愚蠢的傳教士那樣愛中國人，我來這裡只是要讓曾在蘇聯燃燒的革命之火席捲這片東方的土地，進而將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國。蘇俄對中國的每一筆投資都要加倍地收回，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鮑羅廷的同事加拉罕曾要求鮑羅廷“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他所“固有的隱蔽性” ，但長期在歐美國家過着“隱身”生活的鮑羅廷置若罔聞，他要站在舞台中央，要成爲在中國最高調的蘇聯顧問。在廣州，他被稱為“廣州王”；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他又變成“武漢王”。
鮑羅廷竭力排擠加倫等其他蘇聯顧問，建立起“鮑羅廷同志的個人獨裁”，不僅控制政治事務，也將軍事部牢牢控制在其手中。蘇聯顧問赫梅廖夫認為：“所有電報只能以鮑羅廷的名義發出。甚至連給北京寄什麼樣的郵件這樣的問題，鮑羅廷也把決定權留給自己。這種情況顯然不正常。” 鮑羅廷統治著數百名蘇聯的政治、軍事顧問，以及通過他們所指揮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鮑羅廷對他的蘇聯同事盛氣凌人，對國民黨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將領“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對毫無實力的中共領導人更是不屑一顧。鮑羅廷認為，他有足夠的“草料”飼養這群“嗷嗷待哺的牛羊”。加倫將軍的侍衛披露說：“人皆以為中國共產黨當然有重要華人爲首領，得加入莫斯科中央委員會之機密會議，並由其指導一切活動，然不知由莫斯科方面之眼光觀之，其視名義上之華人首領，不過如小學生之流，實際上指導之責任，操諸鮑羅廷等人之手。其手下尚有多人助之辦理一切事務，對於華人，殊少信賴，偶爾不關緊要事，始與之商議而已。”
然而，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倔強和固執絲毫不亞於蔣介石。陳獨秀被後輩形容為永不服輸的“老頭子”，而他自詡為“龍性豈易馴”。陳獨秀基本上還是一名舊式文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人士。他沒有參加中共一大，卻被缺席選舉爲總書記，與會者多半是他在北大的學生以及被《新青年》啓蒙的年青人，他們景仰他崇高的聲望。陳獨秀卻不甘於做一名垂拱而治的黨魁。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由共產國際指導剛剛成立的中共展開工作時，他斷然拒絕：“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幹這個書記，但中國共產黨絕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黨員無比崇拜蘇聯不同，陳獨秀一開始便對蘇聯存有深刻的不信任，這就使得他與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關繫緊張。
一九二七年四月，陳獨秀來到武漢，他立即發現，這裡是鮑羅廷的天下，他的中共總書記的職位是個空殼子。中共政治局會議在鮑羅廷的府邸召開，鮑羅廷在會上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指手畫腳。兩人常常在會議上針鋒相對：蔣介石翻臉前，陳獨秀不同意鮑羅廷對蔣的讓步政策；蔣介石翻臉後，陳獨秀更不同意自取滅亡的暴動計劃——鮑羅廷傳達了史達林要求中共組織一支七萬人的軍隊的指示，陳獨秀評論說：“這簡直是在尿桶裡洗澡。”然而，中共維持運作的每一分錢都來自蘇俄，身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沒有一兵一卒。鮑羅廷通過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控制了中共中央，“陳獨秀如同小媳婦”。 這一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七月十二日，鮑羅廷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傳達莫斯科的命令，將陳獨秀免職。此前八天，陳獨秀的長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下令處死。 此後三天，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進行“分共”。
鮑羅廷及其主子史達林將所有的罪責都推到陳獨秀身上。鮑羅廷要求陳獨秀赴莫斯科匯報工作。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隨後退出政黨政治，恢復書生身份，以“撒翁”爲筆名撰寫政論文章，一發而不可收拾，他找回了《新青年》時代的激情睿智和鋒芒畢露。
鮑羅廷與陳獨秀最後的來往，是讓瞿秋白去勸誡陳獨秀不要公開批評蘇聯和中共，但陳獨秀不為所動，他不願在出讓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廖。晚年的陳獨秀以“終身的反對派”的身份對抗國共兩黨。從國民黨的牢獄中獲釋之後，在抗戰的硝煙裡困居四川江津，卻在思想上回歸五四時代的民主自由價值，“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猛烈抨擊中共及其依附對蘇聯所施行的獨裁專制制度，“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達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他已經預料到毛澤東會是一名中國版的史達林，所以拒絕去延安的邀請。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六十四歲的陳獨秀孤獨地辭世，臨終囑夫人潘蘭珍“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獨立”。陳獨秀去世七年之後，胡適看到陳獨秀晚年的文稿和書信，如獲至寶，將其編輯爲《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在香港自由中國社出版。 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國民黨的敗局和共產黨的勝利已不可避免，陳獨秀的真知灼見將在黑暗中閃閃發光，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政權的崩解，而且還將等到日後中共政權的覆滅。
財神爺：鮑羅廷之於馮玉祥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直接對政治局負責的中國委員會，隨後決定援助馮玉祥大筆軍火和金錢。 蘇聯利用馮玉祥影響中國北方政局的做法收到了明顯的成效，馮玉祥赴蘇聯考察，看到蘇聯的強大，羨慕不已，決定全面投靠。
馮玉祥的軍隊是軍閥中裝備最差的部隊之一，他盤踞在貧瘠的西北，財源枯竭，無力招兵買馬。自從跟蘇聯拉上關係，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馮玉祥的國民軍從蘇聯獲得大量的步槍、彈藥、大抱、飛機、藥品等，數量甚至超過蘇聯對南方國民革命軍的軍援。蘇聯派出教官幫助馮玉祥開辦軍械廠、軍校、軍醫院。馮玉祥任命在蘇聯陪同他訪問的烏斯曼諾夫任政治軍事顧問，在各軍成立政治處。中共也派遣兩百多名黨員到國民軍中工作，還從北方區委、莫斯科、廣州和上海調遣了不少得力人士入伙。
此前，鮑羅廷在土倫與馮玉祥暢談三天三夜，彼此情投意合。當鮑羅廷發現蔣介石不可靠之後，又將牌押在馮玉祥身上，力主武漢方面進軍河南，與馮軍會師中州。 鮑羅廷認為，跟桀驁不馴的蔣介石比起來，對其畢恭畢敬、奉其爲導師的馮玉祥，似乎更容易駕馭。然而，鮑羅廷固有縱橫捭闔之才，卻沒能洞悉城府更深的“倒戈將軍”馮玉祥的心機——由於馮氏一生中時常背主倒戈，有人將其字「煥章」改為「換章」（換章意即打麻將換牌之意）。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寧漢分裂，馮玉祥成為寜漢雙方爭搶的“香餑餑”。馮玉祥先在鄭州與汪精衛會面，後在徐州與蔣介石會面。當蔣介石向馮玉祥承諾給予更多的金錢、武器和地盤，“紅色將軍”立即改變顏色，支持蔣介石清黨。
不過，馮玉祥畢竟與蘇聯淵源太深，他不敢與蘇聯決裂，至少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馮玉祥對轄區內的中共黨員和蘇聯顧問，沒有趕盡殺絕，只是“禮送出境”——在離開者當中，有一個名叫鄧小平的留蘇歸來的共產黨幹部。馮玉祥若是殺掉包括鄧小平在內一批共產黨人，文革之後中國的歷史會不會因此改寫呢？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蘇聯輪船“紀念列寧號”赴漢口裝運茶葉，在浦口被奉軍張宗昌部查出載有鮑羅廷的夫人法因•娜鮑羅廷娜及其他三名蘇俄間諜，還有大量宣傳品。張宗昌命令一併扣留。 蘇俄駐北京使館向北京外交部發出抗議，外長顧維鈞駁斥說，被扣俄人來華宣傳共產，企圖破壞中國之社會組織，必須澈底追查加以處分。五月，四人被押送到北京接受審判。律師坎托羅維奇在法庭上指出，這件案子“是中國針對蘇聯公民乃至所有無條約關係的外國人的第一樁重大政治訴案”，“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七月十二日，負責審判該案的法官霍沖據說具有“民主傾向”，對涉案人員作出無罪宣判。後來，鮑羅廷娜在回憶錄《在中國暴君的刑訊室裡》承認，霍沖並不具有“民主性”，而是得到蘇聯政府二十萬美元的賄賂。然後，法官和四人都逃之夭夭——盛怒之下的張宗昌將法官的親人投入大牢，北京警備司令部懸賞三萬美元捉拿鮑羅廷娜。 從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可看出，北洋政府對司法系統的控制多麼鬆懈。換一個角度來看，司法獨立在中國已初具雛形——儘管司法腐敗難以杜絕。
就在鮑羅廷娜獲釋的同一天，武漢政府向鮑羅廷發出逐客令。宋子文陪同鮑羅廷上廬山休養，並商定離開中國的行程。海路已不安全，東北在奉軍控制下。天無絕人之路，馮玉祥許諾爲鮑羅廷提供從西北經過蒙古回蘇聯的安全通道。十八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當天以密碼文件形式發往武漢的一封電報：“按照黨的紀律命令鮑羅廷立即回莫斯科。未經上級淮許，鮑羅廷不能給自己任命副手。從現在起加倫按照由此發出的預先指示支配錢款。” 鮑羅廷已失寵，回蘇聯凶多吉少，但他在中國已無立錐之地，作為蘇共黨員，又怎能抗命不從呢？
二十七日，鮑羅廷離開即將變天的武漢。汪精衛等武漢方面的大員客客氣氣地前來送行，言不由衷地高度評價鮑羅廷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臨行前，鮑羅廷抓住最後的機會，與一些將領商談，希望他們繼續接受蘇聯的援助和指揮，然後他知道這些努力已無濟於事。他的同伴說，這些將軍非常友善，真心熱愛蘇俄。鮑羅廷反駁說：“他們還很年輕，他們年輕時，個個是好人。”
在鮑羅廷抵達鄭州馮玉祥的轄區後，中共在南昌發起暴動。感到受欺騙的汪精衛大怒，給馮玉祥發去電報，命令名義上服從國民黨中央的馮玉祥抓捕並處決鮑羅廷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
馮玉祥心想：你要殺他，你為何不在武漢動手？汪精衛想學曹操的做法，想殺禰衡，自己不動手，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假手於黃祖而殺之，馮玉祥在日記中寫道，“可是我決不是黃祖”。他連夜催促患惡性瘧疾的鮑羅廷動身，若鮑離開鄭州，他就可以用“鞭長莫及”敷衍汪。
八月三日，鮑羅廷一行的專列到了鐵路的終點——陝州。然而，他們組成五輛轎車和五輛卡車的車隊繼續往北。九月六日，他們翻過長城，離開中國國境，進入蘇聯的保護國蒙古，他們這才鬆了一口氣。九月十八日，鮑羅廷一行安全抵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
因為放了鄧小平，也放了鮑羅廷，馮玉祥與蘇聯和中共仍保持藕斷絲連之關係。二十一年之後，在海外遊歷的馮玉祥接受中共邀請，搭蘇聯輪船「勝利」號，返國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殊不料，「勝利」號正向敖德薩港口進發時突然失火，馮玉祥被煙燻窒息致死，時年六十六歲——死在蘇聯的輪船上，是不是他的宿命呢？
替罪羊：鮑羅廷之於史達林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作為“一個被打敗的人”，鮑羅廷回到闊別四年的莫斯科，死裡逃生的他，卻沒有喘息的時間。
鮑羅廷將陳獨秀當作替罪羊，陳獨秀沒有乖乖就範；史達林將鮑羅廷當作替罪羊，鮑羅廷卻束手就擒。史達林曾輕蔑地說：“我知道蔣介石在向我們玩弄陰謀詭計，但倒霉的會是他。我們將會把他當檸檬來擠，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干之後就扔掉。”然而，不願成為檸檬的蔣介石卻先發制人，將中共和蘇聯當作檸檬擠干後丟棄。
史達林的遠東政策遭到毀滅性的失敗，但他不會承認失敗。他的黨內最可怕的對手托洛茨基，正以此爲突破口向他發起攻擊；如果他示弱，首先倒下的就是他。於是，史達林將鮑羅廷當作羔羊拋出來，再對托洛茨基發出致命的攻擊。鮑羅廷上交了一份數萬字的中國工作報告，卻未得到諒解，甚至有人將“鮑羅廷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併列。
史達林網開一面，給了鮑羅廷一份無足輕重的工作：一份新的報紙《莫斯科每日新聞》的主編。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蝸居在莫斯科簡陋的公寓裡，無權無勢的鮑羅廷一定時常回想在中國風光無限的日子。剛來中國的時候，窮人家子弟的鮑羅廷連坐人力車都感到害羞，而在成為中國革命高高在上的“教父”之後，他迅速懂得如何掌握、運用和享受權力。武漢剛剛成為國民政府的權力中樞，他就搬進一所富麗堂皇的大宅邸，房間內有錦緞窗簾，昂貴的家具，還配有中央暖氣。
鮑羅廷在這座“准總統府”裡發號施令。他有衛隊二十人，終日武裝，以防不測。鮑羅廷同其秘書、譯員和衛隊，住在頂層。進出該棟房屋的訪客，必須有特別徽章，其記號爲一種磁質紅星，而且還要在樓梯下接受盤問和搜身。得到許可之後，保鏢會按電鈴告訴樓上，有來訪者即將上樓。在此宅邸內，還設有一印刷所，發行日報《人民論壇報》，其權威地位甚至超過武漢政府的機關報。
當時，有一名西方記者用隱晦的筆調描述了鮑羅廷到中國兩年間的變化：“他對每件事都興緻勃勃，他以耐性，幽默、縝密的態度來處理每一件事。就這點來看，他不像那種典型的革命家——從欣賞美景到綁鞋帶都不忘階級鬥爭、毫無情趣的狂熱之徒。鮑羅廷具備列寧那種疏離的人格特質，從人事的大方向來明察秋毫。”列寧刻意與其他革命領袖保持距離，鮑羅廷更是將所有的中國革命者都視為他的奴僕。如果中國革命成功，他豈不可以充當中國的“攝政王”？
然而，失敗的降臨出其不意，而且是一敗塗地。一九二七年夏天，鮑羅廷離開中國前夕，一位瑞典記者連夜採訪了他。這位記者如此描寫當時陷入沮喪之中的鮑羅廷：
鮑羅廷往後仰，身陷扶手椅中，正在一旁的燈光，灑落在他身上那件寬鬆的熱帶套裝上，他那蒼白的臉龐在陰影中輪廓分明，尤其是下顎、深邃的雙眸以及稀疏的黑髮，鮑羅廷紋絲不動，沉思良久，緩緩摸着鬍鬚，最後用低沉、壓抑的語調說：“我來中國是爲理想而奮鬥，解放東方人民，實現世界革命的夢想將我帶來此地。但中國本身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社會問題龐雜，無限的可能性，都令我驚愕萬分，也將我淹沒其中，我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漸褪色。”
中國左右了鮑羅廷，讓他認清這世上有些事情是他和史達林無法一手控制的。在中國的經歷，是他一生中的亮點和污點，也成為史達林對他動了殺機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鮑羅廷的老朋友、美國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將一部寫中國革命的書稿帶給鮑羅廷，鮑羅廷在莫斯科四處熱心推薦這本書的出版。而蘇聯宣傳部門認為，書中沒有提及蘇聯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不能出版。
那時，史達林正因為南斯拉夫鐵托“不聽話”，對共產黨陣營內部的“民族主義”問題十分敏感。當克格勃將鮑羅廷和斯特朗的活動報告給史達林，史達林被激怒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四日，鮑羅廷和斯特朗先後遭到逮捕。五天之後，斯特朗被驅逐出蘇聯，鮑羅廷卻永遠消失了。
鮑羅廷不是惟一的犧牲品，史達林幾乎將當年與鮑羅廷一起派駐遠東的高級外交官、情報人員、軍官和共產國際成員全部抓捕並殺害了：越飛，與孫文聯名發表《孫越宣言》的蘇聯特使，以自殺結束生命，抗議滅絕政敵的行徑；加拉罕，蘇聯第一位駐中國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不經宣判就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克格勃總部盧比揚卡被槍決；布柳赫爾元帥（加倫）與副官一起於一九三八年在莫斯科被殺害；擔任過駐北京武官的葉戈羅夫元帥因圖哈切夫案被槍決；幫助中共建黨的雅科夫列夫，此前曾經負責押送和處決沙皇一家，沒有料到自己也成為古拉格群島的囚徒，並於一九三八年被處死……這張名單可以無窮盡地開下去。 這些禍害中國的兇手，被更大的惡魔史達林無情地吞噬了。
在古拉格勞改營死去的鮑羅廷，臨死之時念叨的或許是那段他親筆寫下的關於中國革命浪潮的感慨：“爲了革命信仰，四年的奮鬥犧牲已付之東流。歷史總是一再重演。它起先是以悲劇的面貌出現，第二次則是悲喜劇。革命力量已推至長江流域。人跳進這濁流中，浮起來時是滿腔破碎的希望。”
注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