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毛鄧

  最近在國內的互聯網上見到這樣篇文章。讀罷覺得作者還是相對客觀的。因為國內的政治形勢，文章的口吻沒那麼露骨和激烈。其實我們評說歷史人物，把個人感情色彩拋到一邊就更容易理解當時歷史的真相。

  以下段落或句子之前打*號的，是我作為編者的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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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歷史，是以二個人的名字，即毛澤東和鄧小平，為標記的。雖然這二個人屬於同一個政黨的領袖，但他們所象徵的歷史內涵，卻很不一樣；其領導的政黨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也大相庭徑。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雖然已經執政，骨子裡卻依然停留在革命黨階段。該黨真正變成執政黨，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個革命家，而鄧小平最後存留於青史的，卻是改革家形象。毛澤東時代是革命時代，鄧小平時代是改革時代。同樣二個共產黨人，背後的歷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澤東身後站着的是孫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鄧小平形象上溯，卻是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歷史人物。

  *個人感覺，文章對鄧小平的評價過譽。鄧所起的作用得從客觀效果來評述，他本人當時未必對他的所作所為有清楚的認識和前瞻。鄧其實沒什麼理論水平；最多，他也僅僅是個革命的產物。至於毛，他確實是個革命者，但因為思想的局限性，他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缺乏根本的了解，潛意識裡崇尚專制。在他老年的時候精神上是極其病態的。

  明白了鄧小平的歷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與其說是開創性的，不如說是回歸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後的中國晚近歷史，基本上沿着兩條軌跡演變；一條是革命，一條是改革。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從曾國藩、李鴻章到鄧小平，則是歷史上兩次改革的先後承繼。

  歷史從來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便其人是個劃時代的歷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國藩的毛澤東，最後走上了一條與曾國藩功業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隨毛澤東鬧革命的鄧小平，最後卻成了曾國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變化無常的歷史面前，無論持什麼樣的史學立場，都不能訴諸簡單的是非劃分，不能以善惡判斷求個痛快。

  *我感覺，毛也好，鄧也好，未必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前瞻性的清醒認識。他們是弄潮兒不錯，但被動地被時代潮流驅趕。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希望奪取政權的必定是造反者，而改革者則必定是當權者。

  從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樣的轉折不僅是鄧小平本人的切身體味促成的，也是無數中國民眾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完成這麼一個轉變，對鄧小平來說不容易，對全體中國民眾來說，也很不容易。因為在毛澤東的成功背後，蟄伏着幾千年的歷史傳統。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當然，還有從劉邦到朱元璋，還有從洪秀全到孫中山。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延襲下來的。鄧小平的改革，面對的與其說是毛澤東的革命，不如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傳統，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義做成的專制。

  這個專制傳統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世襲制。從毛澤東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邊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見，假如他的長子不在朝鮮戰場上殉難，那麼成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幾千年來，沒有一個開國君主不把江山傳給兒子。就是跟毛澤東同時代的其他政治領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灣的蔣介石，北韓的金日成，就連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澤東、蔣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間的政治傾向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可是他們做出的繼位選擇，卻如出一轍。專制文化不僅是沿襲的，還具有很大的覆蓋性。

  *專制制度下，獨裁者傳位於自己後代（甚至妻子）是天經地義的。不過鄧並非有意打破君主世襲制，而是毛搞的“文革”扶植的“文革激進派（以江青為首），不但把中共絕大多數老官僚們得罪了，也讓老百姓，特別是城市中的知識分子怨聲載道。毛的兒子如果活着，太有可能是“文革激進派”中的一員，毛岸英會在毛澤東去世後掌權？太有疑問了。是毛髮動的“文革”讓毛斷送了他的世襲者。“四人幫”的被抓實際上是宮廷政變。

  1980年代末，人們以非常激烈的言詞指責鄧家孩子如何賺錢，但很少有人留意到，鄧家孩子的經商意味着世襲制的結束。其實皇權是沒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業文明卻由於等價交換的原則，與公平和平等緊緊相連。鄧小平（並非有理性的認識）廢除世襲制的時候，他看到的僅僅是以往的歷史傳統被結束了。他沒有意識到，他同時也把自己連同自己的孩子，送進了另一種文明體系裡。在那樣的文明體系裡，人們要求的不僅是沒有世襲制，還要求機會均等，要求買賣公平，要求人與人之間平等。

  *這樣的推論有點新意。我原來還真沒想到這一層面上的社會互動。

  鄧小平所獻身的那場革命（中共奪取政權的革命），本來是從民主的訴求起步的。然而，誰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結果，卻是把權力推回到了傳統的皇權結構里。這樣的復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鮮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這在鄧小平更是體會深切。因此，鄧小平一旦權力在手，就有意識地努力把權力從皇權結構中解放出來。他的方式是，廢除家長制，實行集體領導。他的這個努力，與廢除世襲制一樣，既是對傳統的揚棄，又將這種揚棄訴諸了極其傳統的方式。這是一個悖論，以家長制的權力方式結束家長制的權力傳統。

  以這樣的悖論方式行事，在鄧小平無疑是出於無奈，並且是一種空前的冒險。與這樣的冒險相比，孫中山組織的所有暴動，都不過像是一場場兒戲。政治改革所承擔的風險，遠比暴動意味深長，也遠比暴動驚心動魄。鄧小平是知道自己身處險境的。要不然，他不會那麼小心翼翼，不會不斷地以堅持基本原則一類的方式，平衡各種關係和各種勢力。

  鄧小平的悲劇，在於這個悖論的難以解脫。鄧小平悲劇的秘密，也在於這個悖論的無可擺脫。無論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作為一個改革家，鄧小平都是出類拔萃的。但鄧小平以悖論的方式解決歷史的傳統，結局只能是悲劇。以家長制的方式結束家長制，其內涵當然是，以專制的權力結束專制。這在孫中山、蔣介石，叫做從軍政到訓政最後到憲政。這在毛澤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們誰也沒有成功。

  *以上三段的評述簡直讓我有些反感！吹捧鄧小平到了肉麻的地步。鄧根本沒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深謀遠慮。不過說中共的革命是從民主的訴求起步，奪取政權後再次把權力推回傳統的皇權結構是事實，是必然。

  前面說了，毛之所以沒能讓他的“皇權”世襲，是因為他一意孤行搞“烏托邦”的結果。

  鄧確實是“以家長制的權力方式結束家長制的權力傳統”，他當時那麼做是客觀上順應了當時的社會潮流；“文革激進派”的倒行逆施實在是太過分了。

  鄧小平“以悖論的方式解決歷史的傳統”我看不出什麼悲劇性。他結束家長制並不等於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只是他思維的歷史局限性。

  對於專制的權力傳統來說，鄧小平的斷然退休，其實比強調集體領導更具解構力。因為專制的權力，在歷史上只有被迫退位，從來沒有主動退休，從來不會主動退休。雖然鄧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價為前提。但由於鄧小平的以身作則，中國執政黨最高權力的退休，從此成為一種制度。退休制度，比集體領導更為有效地使專制的冰山開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個遊樂場，而中國式的專制政治卻像一台絞肉機，任何進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絞死為止。從絞肉機到遊樂場的變換，無疑是個艱巨的過程，退休制度雖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卻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因為這意味着，可以從政治遊戲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絞死不可。

  *鄧那時是真的退休了嗎？他難道不是“垂簾聽政”嗎？“六四慘案”他就是罪魁禍首。

  就鄧小平個人的困擾而言，毛澤東、尤其是毛澤東的話語，乃是他終其一生都難以擺脫的巨大陰影。鄧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國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之間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開始了。雖然當時在強調安邦治國和繼續革命之間，直接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是彭德懷、張聞天，後來是劉少奇。鄧小平通常以躲避和迴避的方式，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最後承擔了以安邦治國否定繼續革命的，還是鄧小平。

  然而，與他的所有同僚一樣，鄧小平長期被毛澤東的話語所籠罩。毛澤東的話語，是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的秘密所在。要說玩弄權術，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不知出過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話語上的本事，為毛澤東所獨擁。當年，鄧小平借用“實踐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突破了毛澤東話語設下的重圍，但並沒有徹底解構毛式話語。鄧小平的所謂不爭論，不討論，既是不想被毛語所囿，也是因為自己沒有一套強大的話語，與毛澤東相抗衡。在話語上的乏力，是鄧小平的一個致命傷。

  與毛澤東的能言善辨相比，鄧小平敏於行卻訥於言，說出來的話如同石頭一樣，既實在又生硬。毛澤東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話語。鄧小平的改革，卻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始終說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話語。

  *毛的確和他的“同志們”在治國方面有嚴重分歧，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奴才”們暗中抵制毛以物質儘可能平等的，民眾都是“活雷鋒”的“烏托邦”。然而，謀求中共永久執政黨的專制制度上，毛和他的“奴才”們是一致的。基於此，鄧怎能不在“在話語上的乏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