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美國諾克斯學院經濟學系教授史蒂夫·科恩（Steve Cohn）2016年的文章，詳細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是如何成為【學霸】的過程，值得大家認真閱讀。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統天下，到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霸主的過程大致如下：

標誌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合法化大概開始於1980年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米爾頓·弗里德曼來中國演講的邀請。聽眾主要是黨和政府的官員以及大學的經濟學家。1982年在一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含蓄的批判中，趙紫陽表示如果經濟研究部門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沒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國務院將不會對其進行討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鄒至莊的新古典經濟學暑期學校得到了趙紫陽的高度認可。1984年7月，鄒至莊與趙紫陽會見，討論經濟學教育和經濟改革。此次會議的照片出現在了中國電視新聞和《人民日報》的頭版。1985年12月，《北京評論》發表了一篇宋龍祥(化名馬丁)的文章，對過去拒絕接受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做法進行重新評估。這篇文章在當時社會激起了激烈的論戰。最終，還是趙紫陽出面干預平息了這場論戰。而1988年對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趙紫陽之間的第二次會面的慶祝和高調宣傳則標誌着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的合法性到達了頂點。弗里德曼的訪問是由張五常協調的，張五常在中國的名聲也隨着對有關弗里德曼與趙x陽會見的宣傳而提升。1987年一批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的贊助下到中國訪問，研究了中國的經濟學課程，並且為改革提出建議，國家教委組建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為課程編寫與美國類似的教材。到了2007，中國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國的大學開設主流經濟學課程外，還推動了基於西方的教科書的標準化考試。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教育，與西方差別不大，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1993年，弗里德曼和張五常再次訪華並見到江澤民。

在文章的後半段，科恩教授談到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遇到的困境，包括兩極分化和國內外形勢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衝擊，聯繫到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更顯得有前瞻性。當前中共高層更同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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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中國高校在用一個俄國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取代西方經濟學。西里爾·林寫道“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引進中國……帶來了一場艱苦的智力資本轉換……斯大林計劃模型需要一種獨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範式的同時輸入……可以說是軟件需要根據硬件改變。”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場機制改革，而相應的軟件是新古典經濟學。

中國教育體制從傳統上講就比美國更集中，這讓國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有時決策傳達非常明確，例如，教育部對課程變化的公告。有時決定傳達得則隱晦一些，如通過一系列高度曝光的有政府高級領導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參加的會議表明對講授新古典經濟學的認可。教育部對中國的綜合性大學有很強的影響力，尤其是一流大學。除了有權任命校長之外，教育部還掌握着大學的資金來源。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有幾所大學得到了超過100,000,000美元，這些資金用來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來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國人。能否獲得這些資金取決於教育部對大學質量的評估。根據我採訪的幾個人的意見，在經濟學界，質量評估的指標包括取得了西方國家的博士學位的教師的人數和在西方經濟學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

1979年由著名美國經濟學家組成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代表團，標誌着中國經濟學家與西方經濟學家直接聯繫紐帶的重塑。標誌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合法化大概開始於1980年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米爾頓·弗里德曼來中國演講的邀請。聽眾主要是黨和政府的官員以及大學的經濟學家。這次邀請是給了西方經濟學學術研究的綠燈信號，但這不意味着對西方經濟學的全面接受。與之相似，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對當時中國經濟現狀的詳細的新古典主義的分析被允許在中國廣泛流傳。1982年在一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含蓄的批判中，趙紫陽表示如果經濟研究部門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沒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國務院將不會對其進行討論。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鄒至莊（美國華裔經濟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和經濟學名譽教授）的新古典經濟學暑期學校得到了中國總理趙紫陽的高度認可。1984年7月，鄒至莊與趙紫陽會見，討論經濟學教育和經濟改革。此次會議的照片出現在了中國電視新聞和《人民日報》的頭版，鄒至莊由此推斷這次的高調宣傳暗示了中國官方對現代經濟學的認可。鄒至莊也作為總理的客人走訪了中國各地，與各地領導人會晤並討論經濟問題。

1985年12月，《北京評論》發表了一篇宋龍祥(化名馬丁)的文章，文章中呼籲在經濟學分析中引入更多的實證內容，並對過去拒絕接受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做法進行重新評估。這篇文章在當時社會激起了激烈的論戰。最終，還是趙紫陽出面干預平息了這場論戰。而1988年對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趙紫陽之間的第二次會面的慶祝和高調宣傳則標誌着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的合法性到達了頂點。

弗里德曼的訪問是由張五常協調的，張五常在中國的名聲也隨着對有關弗里德曼與趙紫陽會見的宣傳而提升。張五常進一步完善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並鞏固了中國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經濟學。張五常在美國先後從師於阿爾欽、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納德·科斯，而後又度過了13年的教學生涯。上世紀80年代初時張五常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修訂香港經濟學A-level考試方面很有影響，他還在1982寫了一本預測中國將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有先見之明的書。

我猜想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香港應該廣受歡迎，而張五常則利用了香港人的支持來向中國大陸推銷哈耶克的學說。我的一位受訪者表示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時張五常受邀到許多內地大學甚至是黨校做經濟學講座。鄒至莊強調了香港的大學裡的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課程的西化發揮的作用。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國的擴散和造成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中國本來就有向聖賢學習的傳統，因此對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伯特·盧卡斯等保守經濟學理論家的標誌性的支持，有可能會改變馬克思主義傳統與古典自由主義間的力量對比。

知識擴散的階段理論 在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下，20世紀80年代早期許多中國的大學課程額外增加了西方經濟學課程。我們可以用階段理論來描述這一過程，托馬斯·羅斯基（編者：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教授）在他1986年12月向世界銀行提供的關於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研究報告中首次使用了理論。他寫道：

“將新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到經濟學和金融學課程的過程必然是漸進的和長期的。我們把這個過程劃分為幾個階段。按時間順序列舉如下：

1. 完全忽視西方經濟學。這是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對中國經濟研究(大概是教育)的典型狀態……但這種戰略在八十年代中期沒有被當作嚴肅的可選策略……

2. 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這種類型的指示似乎是從60年代中期開始的……

3. 具體的技術工具的採用…包括投入產出分析、活動分析和線性規劃等……看來，這樣的方法……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使用…

接下來，我們辨別出那些着重關注其歷史發展的西方經濟分析的研究……就像醫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師要慢慢地適應不熟悉的機器一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深思慎取。最基本的問題是：‘它是如何運作的?’……這可能被視為將西方經濟學中適合於中國國情的部分加以應用的一個前奏。“

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基本是被當作“思想史”來對待的。羅斯基訪問中國時，他預測了幾個中國在接受新古典經濟學時會經歷的額外的步驟，這些步驟中就包括把新古典經濟學“正常化”，讓它成為中國經濟學家觀察事物的“眼鏡”。用話語和潛話語的語言(不是羅斯基的語言)，“正常化”需要學生一看到經濟結果，就用微觀基礎和一般均衡理論來套用它。而且，更進一步，還需要讓經濟學思考在新古典主義的話語體系下進行(如完善的市場價格的合理性和最優性)。新古典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共存，而沒有完全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話語對經濟進行分析，預示着作為主導範式的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的不完全性。

課程變革 到1986，中國經濟學教育中的數學內容已經比1979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得出的調查結果中多得多了。剛剛提到的世界銀行還建議把中國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上升到“思想史”以上的層次，也就是說，變成發展更充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鄒至莊報告如下：

“1987年一批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的贊助下到中國訪問，研究了中國的經濟學課程，並且為改革提出建議。結果，國家教育委員會[教育部的前身]採用了一些核心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公共財政學，貨幣銀行學，發展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這些課程在其監督下和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學一同在主要高校開設。在這些核心課程開設之前，國家教委組建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為課程編寫與美國類似的教材。”

到了2007，中國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國的大學開設主流經濟學課程外，還推動了基於西方的教科書的標準化考試。趙海雲報告如下：

“目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教育，與西方差別不大…教學計劃和課程設計必須由教育部批准。教授沒有改變課程內容的自由裁量權。考試內容、方法、答案是標準化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同時，比起為課程做出變革，學生對通過考試並獲得一個高分更感興趣。因此，中國經濟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和中國的現實之間。”

2007年，中國共有971,000本科生主修經濟學，3,614,000人主修管理學。這兩門學科的本科人數大約占了中國本科生的四分之一，並且僅次於工程學的受歡迎程度(占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2007年，中國的全部本科畢業生中大約有5%是學經濟學的。

在某些方面(這些部分在我的採訪筆記上面不是很明確)，北大(也可能也包括其他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招生考試內容轉向了新古典主義。這一轉變對本科課程和研究生課程都產生了影響。通過對一些最流行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指導書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這種轉變的證據。在2007年中國有17239名經濟類研究生，其中13%是博士生。

建立科學共同體儘管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經濟學課程的變化對於重塑中國的經濟學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影響，還是來自選拔出最聰明的畢業生到西方攻讀博士學位或進入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使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學生在智力上被聯合起來，並促使他們投入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中。知識社會化的中國學生開始建立他們的新古典主義的科學共同體，正是這些學生最終重新組織了中國的經濟學院系。儘管在中國也有自學成才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但因為海外留學回國的博士的存在，他們對於改變經濟學在中國的含義只發揮了有限的作用。

這是因為一個人不是單單“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他更會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家。在某些方面，和成為醫生或律師很相似，它不止是純粹的認知技能。我相信，羅斯基的論文已經含蓄地將這種意思表達出來了。在描述知識擴散的一個後期階段時，他寫道：“進一步的改革需要將西方經濟學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課程(而不是提供高級的選修課程)……這裡可以給出明確的預判，學生將把西方的觀念內化為自己的基本知識”。人們一般不會討論要內化代數或會計知識並把他們作為自己的基本知識儲備，但會內化世界觀和潛話語。羅斯基還補充說，“像他們在美國或日本的同行一樣，一旦評估各種各樣的技術時，學生們就會本能地使用成本收益分析一類的方法。”試圖用貨幣價格來描述事物的一切方面(無論是實際市場價格或影子價格)，就是新古典主義的政策分析的典型特徵之一。

改變領軍的經濟學期刊的編輯政策 和美國一樣，控制中國的經濟學規範的核心，就是控制經濟學領軍期刊的審稿政策。我的訪談表明，在中國有四個公認的領軍經濟期刊。他們是《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與《中國社會科學》。最後一本雜誌的發表範圍不僅僅是經濟學，但也是經濟分析的重要期刊。現在，一篇發表在西方的像《美國經濟評論》那樣的領軍的新古典主義的雜誌上的文章，似乎就可以與在中國的這四個一級期刊發表文章相當，甚至還要更優。看來，不管是沒有被SSCI收錄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雜誌，還是被SSCI索引了的馬克思主義取向的雜誌，如《科學與社會》，享有的“分值”都比較低。

《經濟研究》看來是中國最頂尖的經濟學雜誌。在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是晉升為教授職稱的事實性要求。因為它在中國經濟學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仔細回顧一下它的歷史。在1978年之前，《經濟研究》着重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並相應地幾乎不進行數學研究。宋估計，從1978年到1987年，《經濟研究》“發表了論文1000餘篇，但其中只有15篇是建立在數理經濟學基礎上的。”但大概從1992年開始，再加上90年代中期的加速階段，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比例顯著下降。到了本世紀頭幾年，期刊只接受很少量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文了。一些曾經在《經濟研究》發表過文章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授告訴我他們不再向《經濟研究》投稿了。自1998以來，《經濟研究》的主編就換成了劉樹成，一個計量經濟學家。他的審稿政策似乎非常青睞基於新古典假設並使用計量方法的論文。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一些新古典主義的觀察者來說，期刊的審稿政策把高級的計量技術置於高於定性分析的地位。該期刊似乎將自己定位於經濟研究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引用頻率的研究方面，周等人表明，《經濟研究》被引用的範圍包括經濟學、管理、財務、會計、統計等。

《經濟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由經濟研究所所長擔任主編。我試圖弄清審稿政策如何改變，由誰負責。最終我得到的印象是：這是結構性的轉變，也就是它反映了廣泛的力量，而不是某個人的決定。儘管可以肯定的是來自中國的權力結構最頂層的壓力(如趙紫陽等)，但是許多其他的力量推向同一個方向。其中包括：來自世界銀行、美國經濟學會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建議; 來自學習外國經濟學課程歸來的中國畢業生的壓力; 以及新古典主義的智囊團的遊說。結果表明，甚至當《經濟研究》的編輯個人同情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最近的情況不同)，他仍然會執行限制馬克思主義論文的審稿流程。

中國的考評系統對西方期刊的排名基於SSCI排名;對中文期刊的排名(我不知道這是否適用於前4名)似乎依賴於由南京大學大概在2000年開發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順應並加強期刊的選擇偏向，已成為中國的研究基金和經濟學院系領導們傾向新古典主義的原因。

最後的步驟 許多相互獨立的變化鞏固了新古典主義在中國經濟學教育中的地位。這些變化包括：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開設的課程、研究生入學考試、頂尖期刊的審稿政策、科研基金申請的優先級、官方的聲望和就業市場的壓力。在這些領域的所有變革都推進了新古典經濟學地位的提升。然而，新古典主義理論要整合成為一個霸權模式(一個會排擠其他思維方式而不是僅僅在眾多已為人知的競爭性思維方式中占主導地位)，則還有待足夠多的海歸博士回國。到21世紀這個現象才出現。

像羅斯基在80年代中期觀察到的那樣，90年代中期時，宋龍祥也把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格局描述為是不穩定的。宋龍祥是西方經濟學熱情的鼓吹者，他很為新古典經濟學沒能“稱霸”感到悲痛。在他看來，新古典經濟學是一門科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是形而上學的，至於非主流經濟學就更是天方夜譚了。他寫道(大約在1995年時)：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相比，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還尚未制度化，特別是在專業性方面。韋氏字典對制度化是這樣解釋的，“制度化是把信念、實踐、還有對結果的接納整合成一個有條理的並且通常是高度正式化的系統。羅伯特·默頓……也把制度化定義為參與者進行密切互動的一種智力活動。這種互動有一個結構：互動越密切，它就越能為需要綜合評估、推廣、分配等各方面的要素而做決斷的學術權威提供空間。對知識活動的高度制度化需要合理的教學管理組織……在西方，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教學研究範式，並在基本原則上已經取得重要共識。然而在中國，很令人驚訝的是由於在過去的十五年裡經濟理論一直沒有相當大的研究共識。一些中國經濟學家仍然堅持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許多人還致力於研究東歐改革派，如奧斯卡·蘭格，W.布魯斯(波蘭)，奧塔·錫克(捷克)，雅諾斯·科爾內(匈牙利)。有些人已經在他們的實證調查中採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一些經濟學家試圖整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爾內經濟改革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事實上，專業領域內還沒有形成主導範式，就表明中國經濟仍處在從意識形態到科學的過渡階段。”

我對中國經濟學的觀點主要也是來自出席三個不同的經濟學會議上的中國經濟學家和我採訪過的十幾個中國經濟學家。

受過西方教育的博士的歸國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發展是相當多的受過西方教育的博士返回中國，創建了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經濟學家的科學共同體。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流入流出已經被廣泛研究。中國留學博士畢業後不回國的原因就包括更高的工資預期，更好的研究和教學設施，更大的政治和社會自由，更多的給孩子的教育機會，更加公平、透明的晉升程序，以及更容易融入全球範圍的精英文化。但隨着中國的現代化，這些原因有一部分已經被削弱了。1998年，中國明顯增加了海歸經濟學博士的福利，如在大學提供四倍的工資並允許兼職教職(教授能夠保留在西方大學的顯要職稱並繼續在那裡教書)。這些舉動是中國更宏觀的吸引國外科技專家的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改變以及中美經濟力量對比的改變，也鼓勵了回國。另外，他們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的傳統認同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排外情緒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促成他們回國的作用。

有趣的是，曹聰指出了一個受西方博士教育的經濟學家不願回國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原因：在長期留在海外之後，他們的社會網絡(中國人稱之為“關係”)很薄弱。“關係”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近年來，一大批新古典經濟學家在中國的大學、智囊團和政府機構中任職，他們也開始為海歸學生提供人脈資源了，就像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曾經發揮過的作用那樣。總體上，相比其他專業的學生來說，經濟學學位的留學生回國的更多。對於“老練的具有的創業意識的人”來說尤其如此。

目前的中國的經濟學思想的概況 當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結構有如下的幾個特點：

1) 非常新古典主義化，相對很少關注非主流經濟學範式。

2) 它受到芝加哥學派的巨大影響。（編者：也就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羅納德·科斯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派）

3) 傾向於在經濟學研究及教育中運用數學論證，狹隘的“純技術流”經濟學分析受到鼓勵。

4) 它給予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解決制度問題方面以特權，它通過想象自己是“有中國特色”的新古典主義理論，聲稱自己的理論在智力上獨立於西方。

5) 它的潛台詞是強烈支持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型。（編者：也就是改革=【私有化】+【市場化】+【去監管】，【讓市場"法無禁止即可為" 讓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那一套）

6) 它給予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非主流經濟學範式相對較少的關注。

7) 它的主要批判者可能來自外部而不是經濟學專業內部。

8) 它已經被世界經濟最近發生的事件輕微破壞了。這些事件加劇了中美在經濟政策上的衝突，使中國內部的不平等問題和環境問題更加尖銳。在某種程度上，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智慧的懷疑，正與對新自由主義的懷疑一道增加。（編者：例如2008年美國的金融海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等等。）

下面的討論對最後四點進行了詳盡的說明。

潛話語

在許多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和一般均衡理論中的數學原理已經成為了在中國推廣的自由市場潛話語的“特洛伊木馬”。新古典主義訓練的結果無論是從社會的角度還是從邏輯角度來說都是一樣的。隱型和顯型的新古典主義假設如人性(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經濟人)、市場效率和經濟活動的目的(人均GDP最大化)已經被內化於當代中國經濟理論。1978年以前中國經濟的聚焦點——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由於社會制度和不同的公共政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摒棄了。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通過把經濟學描繪成一種技術理性，中國經濟學者已經趨向於去政治化的市場改革。（編者：其實是不可能去政治化的）宋龍祥的博士論文為這種立場的內化提供了一個顯著的例子。宋描述新古典主義理論作為一種科學，應該以和現代物理學同樣的方式贏得信仰。宋的這句話，實際上是讓滲透在模型中的潛話語也享受了科學的地位。他寫道，

“經濟學已經獲得科學地位，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大多數的從業者從未懷疑過經濟學的科學(認知)地位。第一，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已經被嚴格區分開了……主流經濟學家，從喬治·斯蒂格勒到米爾頓·弗里德曼，都持有同一觀點：實證經濟學中沒有價值判斷……第二，由於實證經濟學本質上是關於可量化和可衡量的關係……現代數學工具已經被廣泛應用……第三，實驗室實驗已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工具……經濟學被公認為是一個像物理和生物科學一樣的實驗性的學科……第四，由於經濟研究已經高度專業化和技術導向化，分析性訓練對於培養經濟學家而言越來越重要……第五，經濟學教授和研究生已經廣泛承認，了解經濟思想史並不是理解當前的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必要條件……第六，主流經濟學家的學科基本原理中存在一個重要共識……第七，傑出的科學思想家……對主流經濟學幾乎和對物理學一樣非常尊重……毫無疑問，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科學……”

王慶新認為，20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權威的強化，是中國關於國有企業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形成的一個主要力量。王的核心論點是：在新古典主義模型和潛話語的影響下，中國決策者把入世和中國市場對美國公司開放作為一種市場競爭機制，強加給國有企業。這種競爭的預期結果，按他的說法，是經濟繁榮：

1999年中國決定與美國簽訂WTO協議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思想逐漸成為指導經濟政策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中國政府官員對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逐漸熟悉在幾個方面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只有在1993年以後，新古典經濟學的語言才成為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同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在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性質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激烈辯論中的思想武器。直到那時以前，國企改革的主要言辭一直都是如何使承包製更加有效。第二，為了證明國企改革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政策的合理性，政府官員在其政策聲明中越來越多地採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言辭。第三，最高領導人，如……採用過新古典經濟學的言辭來證明和支持國企改革和入世。

汪暉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藉助於新自由主義議程、推進私有化、自由貿易、增加不平等(供給經濟學)的幫助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在中國展開，並且都是以經濟增長的名義進行的。正如在西方經常發生的，中國的人權啟蒙鬥爭經常被偏轉到私有產權的鬥爭，有時甚至反倒要以人權為代價。汪雄辯地描述了這種方式最近的發展：

“今天……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學科是新古典經濟學。這是九十年代的發展。在八十年代，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如吳敬璉仍在計劃經濟中接受訓練。他們已經從西方學到了一些東西，但他們完全處在共產主義的體系中，並且一旦開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夠適應和改造它。有些更為激進的經濟學家，以厲以寧為例，致力於在中國引入純自由市場理論，但它們對國家來說並不十分有用，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在1990年以後，哈耶克的思想獲得了真正的優勢。今天經濟學——在中國，最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已經獲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種行為準則……沒有行為者能夠違反。所以目前的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性學科，和其前身一樣：它也是一個必要的世界觀。”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非主流經濟學的弱點 

儘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得到官方認可和中國政府的財政支持，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受的公眾信任已經受損，並被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家完全排斥。儘管所有的大學生仍被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大多數本科生並沒有認真對待這門課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通常與大多數的大學經濟學院系分離，被行政部門安置在獨立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或是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學院”。由於一些一流中國經濟學期刊的審稿政策，以及SSCI排名(傾向於新古典主義期刊)的使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受到了貶抑。

在中國的經濟學院系中，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甚至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現的更少。舉個例子，回顧一下1977-1990中國的十一個經濟學期刊，張和徐(2010)發現每年發表的非主流經濟學文章不足3篇(表1)。在對非主流經濟學有限的關注中，制度主義經濟學和後凱恩斯主義似乎是最流行的範式。

背道而馳的潮流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有許多事件開啟了重新審視西方經濟政策模型的話語的討論空間，按照時間順序，包括：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2000年美國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2001年一架美國偵察機與中國戰鬥機在海南附近碰撞，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研究，2004-2005年公眾對腐敗的私有化的公憤，中國南海邊界領土醞釀已久的緊張局勢，繼續上演的中美匯率口水戰，以及2007年金融危機以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經濟的衰落。民眾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環境問題，以及消費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擠出效應的擔憂也構成了重新審視現行經濟理論的潛在理由。（編者：這正是編者的一貫看法）

關於內部人私有化的著名的郎顧之爭(2004-2005)反映了中國社會不同階層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廣泛爭議。流行的觀點，至少是在互聯網上，似乎是支持郎對當前管理層收購制度的批判。參加辯論的經濟學家中似乎是支持管理層收購的更具有數量上優勢。中國科學院前副院長和領導中國20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經濟學家劉國光，把政府對管理層收購的支持和馬克思主義的衰落聯繫起來，他警告說繼續擴張新古典經濟學將會導致新自由主義議程的貫徹實施。劉的警告是具引人注目的，因為他曾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規劃(代替計劃)、社會主義競爭等等許多改革的基本話語的早期推動者之一。他呼籲回歸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占主導的經濟學教育。（編者：這正是編者認為現在已經偏離改革開放初衷的原因之一）

在這場爭論的後期，新的物權法草案的公布，又引發了中國民眾關於私人和公共財產的關係的激烈爭論。北大的一名法學教授堅持要保護公共財產的地位，主流經濟學家堅持認為要保護私有財產的地位。這部法律被延遲通過，但它最終對反對派做了一些讓步。

此外，中國的社會抗議和未經許可的勞工罷工水平在上升。如官方報告的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從1993年的8700起上升至2006年超過90000起，2010年也許會擴大到175000起。尚不清楚這些抗議會產生什麼意識形態上的溢出效應。一些被稱為中國新左派的人已經出現了。（編者：這和編者認為【文革】的影子的出現，不是因為對【文革】聲討的不夠，而是由於改革的偏激造成的是一致的。像有些人一樣天天死罵文革，解決不了兩極分化造成的社會矛盾）

我不確定抗議活動會對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經濟理論家和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希望今後能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2004年，程恩富（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一位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聲反對共產黨逐漸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他抨擊中央黨校，一個部長們和未來領袖進修的地方，一些經濟學教員將經濟學教學核心變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因為那是部長和“有前途的領導人”進修的地方。他的抨擊顯然被一些聽眾接受了。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傳統中央計劃的擁護者，毛式社會動員的支持者，社會民主理論家和“走資派”之間的爭論繼續存在。鄧小平以前主張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使用資本主義手段來推動生產力發展。然而，最近卻變成了，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或者 “和諧社會”)，不得不解決分配不公問題，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編者：作者觀察的相當細緻，實際上鄧小平當時的一些實用主義做法，已經走到盡頭，早已不適用今天的情況。有的人故意說【鄧小平南巡講話指導我們100年不變】是別有用心）

整個改革過程(“摸着石頭過河”)中，這個集團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來同右派(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或是左派(傳統馬克思主義和中央計劃經濟)競爭。這種真空在中國還在更大的範圍上存在。（編者：說到要害之處。這是【不爭論】造成的）

挑戰將從何而來?我採訪的一些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第五代領導人會更同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