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嘲笑美國的抗議活動是出於對本國人民的恐懼

作者: Kevin Slate  編譯: 歐陽劍

        6月22日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題為“北京嘲笑美國的抗議活動是出於對本國人民的恐懼”的文章，以下為原文譯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5月30日在推特上發文 "我無法呼吸"，回應美國國務院對香港國家安全法提案的批評。這一回擊精準地反映了中國官方媒體和官員最近急於放大喬治-弗洛伊德遊行，批評美國政府的警察暴力和種族主義。

當美國因警察對美國黑人施暴而爆發全國性的示威活動時，中國官員正利用美國的動亂來轉移對其虐待中國自己人民的譴責。他們可以隨時指責美國沒有履行其崇尚的原則，是 "虛偽的雙重標準"。

但深究起來，這些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對中共（CCP）來說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領域。雖然它想把這次動亂誣陷為對美國民主的控訴，但現實是，全美範圍內為政府問責而採取的集體行動就是民主的具體表現。

我們暫且不說，正如洪浩峰（Ho-fung Hung）最近在《外交政策》中指出的，中共不是一個可信的人權盟友。我們也會把華春瑩在發推”我無法呼吸 "兩天后，莫名其妙地發了一條 "所有生命都很重要 "的推特，以及中國本身對少數民族和在華非洲人的種族主義歷史做個記錄。

更重要的是，中共急於把喬治-弗洛伊德的抗議活動描繪成失敗的標誌，這說明中共對社會運動的焦慮。事實上，大範圍的示威活動在中國是顯而易見的缺失。

這並不是說中國公民不抗議。遠非如此。最新的中國官方公布的所謂 "群體性事件”（中共對未經批準的集會和其他社會動亂的說法）數據顯示，2010年大約有18萬起此類事件。這個數字過去曾經定期公布，直到中共認為這個數字風險太大，不能再公開。2016年，研究人員魯宇宇（音）和李廷玉（音）因收集和發布有關中國抗議活動的頻率、規模和性質的數據而被捕。在失去自由之前，二人記錄的僅發生在2015年的群體性事件就有近3萬起。學者張瀚（音）和Jennifer Pan通過應用深度學習算法分析微博帖子，發現2010年至2017年間約有13.6萬個群體事件。

魯和李的研究發現，大約一半的示威活動是由工人和農民領導的—這一比例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群體性事件的分析一致—抗議對勞動權利的侵犯、強制拆遷和腐敗的地方官員。這些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約有5.6億人口，他們大多從事低工資工作，被剝奪了一些城市居民的權益。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示威活動是由被開發商欺騙或抗議環境惡化的城市居民領導的。有些人最終到政府信訪局上訪，加入了數百萬上訪者的行列，他們為了一個不太可能成功的上訴機會，要忍受多年的等待和警察的虐待。

雖然中國並不缺乏冤屈或異議，但黨國早已磨練出一套專門用來防止局部活動發展成大規模運動的安全機制。它通過使用監控、嚴厲審查網絡言論和瓦解活動人士等手段來防止抗議形成規模。當抗議活動出現時，警方則採用鎮壓和談判相結合的方式，儘早遏制和壓制騷亂。學者李清群（音）和張永紅（音）把這種制度稱為 "討價還價的專制主義"。中共美其名曰地將其稱為 "維穩"，2018年撥款近2000億元用於維穩，超過或相當國防預算。

其後果是，中共當局如願以償地遏制了可能為政治讓步製造籌碼的跨地域、持續的動員。除了一些民族主義抗議活動是例外—中共允許甚至鼓勵有限的民族主義抗議—社會運動在啟動之前就已經被黨國撲滅。尤其是2012年習近平接任中共領導人後，對獨立的公民社會進行了更多的限制，鞏固了黨對政治話語權的壟斷，並強調維穩壓倒一切。

在黨國如此不遺餘力地壓制集體行動的背景下，中共熱衷於評論喬治-弗洛伊德的抗議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思考近期中國一些從未發生過的運動。

2013年初，活動人士開始在多個城市組織抗議活動，要求官員公開披露他們的金融資產。他們在網上發布活動照片以傳播信息。示威活動受到法律學者許志永創立的 "新公民運動 "的啟發，該運動倡導公民參與政治生活。到了3月，警方開始逮捕示威者，最終有數十人被判處多年監禁。這發生在習近平承諾反腐的幾個月後。對這些活動人士的鎮壓表明，他並不打算讓公眾在反腐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果任由運動發展，也許人們的注意力會轉向包括習近平本人在內的高層領導人家族積累的巨額財富上。

2019年12月，一些反腐示威者在出獄後，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討論政治問題。幾周內，警方以 "煽動顛覆 "的罪名將參加會議的幾人圍捕，其中包括許志永。僅僅因為一次私下討論，這些活動人士就可能面臨數年監禁，這反映了自2013年運動以來，當局對不同意見更加不能容忍。

中國女權主義者在最近建立運動的努力中也遇到了障礙。直到五年前，一個活動家網絡還能在全國各地進行表演抗議，以提高人們對性騷擾和性別不平等的認識。但在2015年國際婦女節之前，五名主要的女權主義者因為計劃在多個城市的公共交通上派發有關性騷擾的貼紙而被拘留了37天。

此後，女權主義者通過將運動搬到網上，適應了更嚴格的街頭示威環境。2018年1月，一場#MeToo運動通過 "網絡游擊運動 "在微博和微信上迅速擴大，該運動依靠分散的發帖和創造性地使用編碼語言來規避審查。最終形成了一份由8000人簽署的請願書，要求大學解決校園性騷擾問題。此後，政府在民法草案中引入了反性騷擾條款，取得了初步勝利。

當局採取的報復措施是大量刪減與#MeToo運動相關的詞彙，並在2018年國際婦女節當天，關閉了女權主義之聲和反性騷擾（ATSH）的社交媒體賬戶，這兩個重要的女權主義平台有數十萬粉絲。當局在2018年12月關閉了一個女權非政府組織，並在2019年10月拘留了ATSH的創始人黃雪琴（音）。

2018年8月，一名參與#MeToo運動的女權活動人士岳昕（音）也被拘留。但這個藉口與另一場扼殺勞工權益運動的努力有關。2018年7月，深圳佳士科技工廠的工人舉行了示威遊行，反對逮捕想在該公司成立基層工會的工人同胞。包括岳同學在內的數十名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大學生從全國各地趕到了深圳，與工人們一起抗議。其他大學生也在校園裡示威聲援。隨着佳士抗議活動在中國國內外引起關注，政府做出了嚴厲的回應，在隨後的11個月內拘留了130多名工人、學生和勞工活動家。至少有10個勞工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受到波及。

如上所述，勞工不滿是中國抗議活動的常見驅動力。佳士運動的獨特之處在於，工人們通過一個正常運作的工會來要求工作場所的權力，它迅速吸引了跨地域、跨階層的團結。按照國際標準，這是一場初生的、小規模的勞工行動。但它包含了社會運動的足夠成分，值得黨國為此進行廣泛而徹底的鎮壓。中共肯定沒有忘記，八九民運是工人和學生組成的強大聯盟。

岳昕明白黨對天安門運動的記憶，在被捕前幾天，她發表了一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信中保證說："我們（學生維權人士）不是外國勢力，也不是學生運動，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訴求。我們只是想為佳士工人討回公道。" 但即使是這些溫和的要求，也是令人望塵莫及。中國人相信自己可以通過組織起來發表意見從底層推動社會變革，這種想法讓中共不寒而慄。

這種焦慮，從喬治-弗洛伊德抗議開始，就促使黨國在面向國內的媒體上強調搶劫和暴力事件，淡化更大的社會運動。這樣的導向促成了以 "美國騷亂 "為標籤的微博帖子累積了50億次的瀏覽量。中共必須將抗議活動描述為混亂的政治失敗，因為擔心中國自己的經濟或社會弱勢群體可能會認可集體行動的潛在力量。

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