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李希凡     畢汝諧（作家 紐約）

   由於上輩人的歷史淵源,我一向稱呼李希凡為“希凡叔叔”。解放前，李希凡失學失業，呆在姐夫趙紀彬家賦閒,鬱郁不得志.趙紀彬與家父母之間有着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關係，過從甚密；家父母且頻頻以左傾書籍誘導李希凡憧憬革命。
   李希凡資質很高,非平凡學子.建國後, 就讀研究生的李希凡與藍翎合寫紅學文章，批評俞平伯，得到毛澤東的賞識,26歲一舉成名，成為全社會矚目的焦點人物；其事有如抽中政治彩票，無限風光、十分離奇；羨煞多少渴求名利的年輕人!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自古如是.
   (著名右派林希翎，棄本名“程海果”而自李希凡、藍翎各取一字，以“林希翎”名揚天下。
   ——幾十年後，我在紐約見到林希翎，問以原委，她淡淡地道：“年輕人嘛，虛榮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李希凡是一貫的左派；與姚文元同為文藝戰線上的兩面旗幟，人稱“南姚北李”。每有新書問世，即有李希凡的評論文章見於人民日報文藝版，並被廣大讀者視為可以信靠的權威評論。我曾經在借閱的“葉爾紹夫兄弟”、“播火記”等書中，見到書主特意剪藏的李希凡的書評。

   我家與李希凡如此相熟,卻從不見他登門.家母道：“希凡驕傲了，他應當看看我們，卻一直不來……”
   不來我家倒也罷了，中宣部文藝處長（即文藝局長）袁水拍住在我家樓下,有一回，李希凡提着禮物去拜訪袁詩人，卻錯敲了我家的房門，弄得大家好不尷尬!
   然而，事情都有兩重性——恰恰是這樣一種愧疚心理，使得李希凡於文革期間為我的出路鼎力相助.
   18 歲那年，我完成了一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文革風雷》,自然有些飄飄然；將厚厚的手稿送到李希凡家,期待讚許。
   李希凡身高體健，滿臉煙容，夏天喜穿短褲。客廳牆上掛着毛澤東接見李希凡的大幅黑白照片；領袖氣度雍容，希凡神情拘謹，恰成鮮明對照；中間有個高額頭的壯年人，我問這是誰，李希凡說是胡風。
   我們開始了漫無邊際的談話,而後集中地討論俄羅斯文學中”多餘的人”系列形象;我還出了個丑（用北京土話來說是“露怯”！）：李希凡提及老舍早期作品《趙子曰》；我不知此書，脫口而出：“趙子岳？趙子岳不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嗎？” 李希凡客氣地將視線移至別處，不言語。
   一周以後,李希凡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寫得不好；啊，市委書記就是肚子大；我讓大萌（李希凡的長女）看了幾章，她也看不下去了！你寫得不吸引人。《紅旗譜》雖然有路線錯誤，開篇卻很吸引人——平地一聲雷，馮老蘭要砸鍾了！”
   我當時自命為“神童”，聽了逆耳之言，真如被兜頭澆了一瓢冷水！
   事後，李希凡對家父說：“ 汝諧形象思維的能力很強，是搞文學創作的料子；他的年紀太小，還不能駕馭長篇小說這種形式。”
   不久, 上山下鄉的狂飆掀起,我躲入趙紀彬 (時任中央黨校高級顧問)家,裹足讀書;恰與昔日失學失業的李希凡相仿.其時, 中央黨校人員全遷河南，院落樓舍已經由國防部繼承,到處都是大兵；趙紀彬則因毛澤東於八屆十二中全會欽點 (“我喜歡讀趙紀彬的書,應當讓他繼續寫”)，得以留在北京寫作批孔文章（幾年後, 趙紀彬於批林批孔運動名噪一時;且因得寵於江青,而與馮友蘭 周一良等同被世人譏為”北門學士”,那是後話）;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 趙紀彬家因有”最高指示”的保護而成為罕有的避風港.我與趙伯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讀書寫作;飯來張口,茶來伸手,其樂也融融.
   在長輩的談話中,我得知江青最先找過李希凡，讓他撰文批判京劇《海瑞罷官》；李希凡不知深淺，竟然回以“前兩年,我和吳晗就歷史劇是藝術還是歷史打過筆仗，不想再惹他了”；江青深為失望,只得改去上海指派姚文元寫作這篇成為文革導火線的黑文章。文革開始後，李希凡後悔不迭，謂“當黨（其實就是秉承了毛澤東旨意的江青）要求我戰鬥時，我因為路線鬥爭覺悟低而放棄了”；李希凡力求補過，以“黎帆”的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大塊文章頌揚文革,卻是晚矣！
   以今天的角度視之，李希凡因“路線鬥爭覺悟低”而免為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可賀可慶！人的一生,充滿了亦福亦禍的偶然因素。
   毛澤東、江青夫婦對李希凡皆有知遇之恩。李希凡說過:”假如沒有毛主席,我的文章只能用來壓箱底.”毛澤東是中國第一忙人,卻還抽暇關注李希凡的文章.當李希凡著文批評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時;毛澤東發話了:” 李希凡的文章僵化了,看來人民日報呆不得呀.”文革前，江青是個大閒人，常常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文藝界走動；對李希凡頗為關照。因此，李希凡雖然是個十六級的小幹部，在人民日報社卻是能夠通天的特殊人物，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享受司局級待遇. 李希凡的稿費頗豐，在人民日報社被同事們戲稱為“新富農”。
   人民日報歷任第一把手吳冷西、唐平鑄、陳伯達均視李希凡為眼中釘，遠不得，近不得；只得給李希凡穿所謂玻璃小鞋.
   李希凡的名聲極大，文革初期來人民日報社造反的外地學生，都好奇地想看看李希凡長得什麼樣子，結果大失所望：“這是李希凡？這明明是李逵嘛。”
   躲過了上山下鄉這一劫,我當了學徒工.還是一百個不高興.為了自勞力者變為勞心者，我以模範知識青年金訓華的素材，創作四幕話劇“鷹擊長空”；送到總政話劇團劇本組，得到一份評價頗高的意見書.然後以此為敲門磚，四處活動，想謀求一個文墨方面的差事。李希凡看在家父母的面上，大力相助；每天在辦公室里打電話（李希凡的同事都覺得奇怪：這個姓畢的和李希凡到底是什麼關係呀？），拜託詩人李瑛、八一電影製片廠副廠陳亞丁、北京軍區文化部副部長胡可、原總政文工團團長陳其通少將等軍隊文藝家；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江青兼校長）成立後，又鑽營了一番；甚至不得已而求其次地找到河北梆子劇團；江青說河北梆子高亢、嘹亮，體現了燕趙勞動人民的情懷；河北梆子劇團因而招聘編劇，我去應聘（另一位應聘者是著名右派徐盈、彭子崗之子、後來成為著名民俗專家的徐城北先生;當時他提交了一個京劇劇本“幸福泉”）……這些努力統統都因功虧一簣而失敗了!以致李希凡對家父母說：“汝諧事難諧，我簡直有些迷信了！”
   後來，李希凡聽到社會上關於我寫作文革地下小說《九級浪》的傳聞，嚴厲而急迫地向我探問究竟；我硬着頭皮，矢口否認：“希凡叔叔，絕無此事。”
   文革高潮時,有一回，觀看樣板團的演出之後，江青特意坐到李希凡身邊，親切地耳語幾句；江青走後，李希凡熱淚盈眶；報社軍代表急忙趕來問：“江青同志有什麼重要指示？” 李希凡一言不發。而今江青已不能言，李希凡又不肯言，“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只能永遠地湮沒了。
   江青畢竟是江青,喜怒無常;當她心情欠佳時，也曾經當着眾人挖苦李希凡是文藝評論員，批評他不懂哲學。文革結束後，清查人員在江青家裡發現大批於毛澤東逝世後寄來的效忠信，內有李希凡的幾封，從而成為李希凡的政治污點。其實，這是任何人處於李希凡的地位都會做的事情，不足為怪。中共高層鬥爭複雜殘酷, 李希凡乃一介書生,一次又一次地站錯了隊,在所難免.
   如同許多著名學術搭檔一樣，李希凡、藍翎也以結怨而分道揚鑣；藍翎寫過“四十年來半部書”一文，指責李希凡不君子，而李希凡也著作文反擊藍翎不地道；對此，公說公理，婆說婆理，局外人難以置喙。我覺得，性格即命運。李希凡的性格比較適應所處的時代，而藍翎的性格與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從而造成兩人的天壤之別的命運。
   李希凡是真正的左派，並非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左派.有一回，李希凡的岳母公然浪費糧食，並對統購統銷政策發牢騷；李希凡馬上還以顏色,將其逐出家門。
   李希凡性格剛正，生活作風正派（恰與藍翎形成對比，後者因生活作風不檢點而錯失了當年極其難得的出國機會）,小節無疵點.至於所謂大節,見仁見智,不必細究了.
   李希凡夫人（戲劇家協會的幹部）曾經對我說過，李希凡的文章都是為戰鬥而寫的。信哉斯言也！如今回過頭來檢視，李希凡的著作，除了紅學和魯迅研究，大抵沒有什麼學術價值，令人扼腕嘆息。
   神童作家劉紹棠平反後,對我說過“希凡原來和我最好了；我的兒子、希凡的女兒同年出生，我們給他們訂了娃娃親.我被劃成右派後，希凡馬上毀了娃娃親！”不過，聯繫到那個火紅的革命至上的年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打倒四人幫後，我去首都劇場看內部電影.戲劇家協會的大麵包車到了，柯岩（賀敬之之妻、王震的乾女兒）出現時，人們蜂擁而上，百般諂媚；而李希凡夫人出現時，無人理睬；我暗嘆世態炎涼，怕李希凡夫人覺得難堪，連忙隱入黑暗中……
   出國後,我與李希凡斷了音問.據說，這些年來,每逢毛澤東的誕辰，李希凡都要帶着女兒、女婿（李希凡只有三個女兒，戲稱是“清一色”），前往毛澤東紀念堂拜祭——作為已逝毛澤東時代的欽點狀元，寧不對故皇懷有永恆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