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视频转自台湾政经最前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WR4gBsPSs

中共国在习近平主政下，走向政治上的左倾幼稚病，及民族主义狂热化，以民族、国家自信为藉口，用国家暴力禁止任何批评及不同的意见，

要以中共前西藏书记陈全国的棋盘式监控人民管理模式，推向新疆及全中国，落实苏联式农奴化社会，全面锁国，加强监控人民，国家监狱化。

--------------------分界线--------------------

让人沦为廉价奴工的苏共经济暴政(ZT)

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共产党称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万恶的旧社会」。而这个所谓的「旧社会」，曾经出现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80%，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出现过疆域辽阔，力促中华文化西传的大元帝国；出现过从工艺水平到传统文化都是最高顶峰的大唐王朝；出现过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黄帝；也出现过汉武雄风打通丝绸之路的大汉王朝……

五千年的辉煌成就，从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艺器具，到正统的神传文化；从璀璨磅礴的宫廷乐舞，到浩瀚纷繁的经典子集；从包容开放的治政思想，到社会福利俱全的先进体制……每一个王朝的辉煌都足以让炎黄子孙引以为荣，信以为傲。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兵征乱世，也只不过是骇浪惊涛掀起的波澜，不足为奇。

然而中华的人文辉煌，在近百年的共产红祸中，被无神论当作「破四旧」、封建迷信全然砸烂、摧毁和践踏。在历史上，华夏子孙曾经信心无比，自信地顶天立地于中土，笑迎万国来朝。身为炎黄子孙，无论我们的人文价值，还是生命、道德价值，从未低廉过。

而在近百年来，共产党窃取政权后，中原大地华夏子孙的命运便急转直下，无论我们的文化价值，还是生命价值，都被共产奴化得极端廉价。

人世有代谢，山水有轮迴，百年共产主义以谎言、恐怖和屠杀建起的巴比伦塔，随着神传文化的复兴，如今正在轰然倒塌。

本篇将以斯大林时代，苏共的暴政之一「工业、农业集体化」导致的种种乱象，还原共产主义奴化、杀戮平民百姓的历史伤痕，以反思当今仍然存在于中共体制下的奴工现象，为何国人的生命和价值会被折磨得如此低廉？

************************

恐怖的经济实验——集体工业化、农业化

1925年12月，苏共党代会通过决议，要加大力度实现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的理由之一，是1927年12月斯大林单方面认为欧美等国正在整饬军备，再次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以武力干涉苏联。苏共为了对付这一假想敌，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系统，使苏联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按照国防军备的需求，苏联开始工业化建设。

因此，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计划。于是重工生产，譬如钢铁、煤炭、石油、重型机器、大型工程等全部置于苏共中央管理下。

1929年，斯大林作出决定，要实现工业化，就要首先实现农业集体化。于是一场以牺牲国家和人民巨大代价进行的恐怖实验开始了。

斯大林想依靠国内的资本积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意味着，低层百姓必须按照最低廉的价格，用粮食来供应国防军队、各线产业工人、城市居民。这一政令，直接导致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阶层，成为受共产党任意奴役的农奴和奴工。共产党宣传要消灭农村的「剥削阶层」，那只是为了转移大众视线使用的藉口。事实上，农业集体化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底层的百姓。

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沙皇任命斯托雷平担任总理，由他主导的土地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俄罗斯的经济，无论人口增长，还是经济增长都居欧洲第一，而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五。但是辉煌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战以及列宁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的共产运动，杀害富农，抢夺富豪财产，暴力实行资产公有化，直接摧毁了俄罗斯的农业经济基础。

苏共的农业集体化像是一座大山，将农民深深地压入社会最底层，比1861年以前的农奴还要残酷。因为作为农奴他还可以当家作主，还可以拥有私人的财产，领有属于自己的谷物和牲畜。

而共产体制下的集体农庄，把底层百姓打入农奴的境地，无限制地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的付出，只能换回一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1935年，一户农家全家人一年的辛苦工作，只能从集体农庄中得到247个卢布的报酬，这个价格只能够买一双靴子。

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是它摧毁了俄国的农业基础。十月革命以前，当时的俄国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共产窃权后，俄国百姓就和大饥荒结下不解的恶缘。

斯大林要求要在三年内完成「五年计划」的生产目标。但这一违背经济规律、违背人性的党魁命令，产业工人人数从三百万爆增至六百四十万，即使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拼死的速度昼夜赶工，也都难以实现这项经济目标。为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以及人为制造的刑事案件。

践踏人性的共产大肃杀

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计划。斯大林想证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优越性，就要加大速度尽快实现工业化，人们即使疯狂地工作，粮食不见增产，生产指标遥遥无期。

斯大林大清洗的大恐怖时期，苏共政治局给各地警察局定下枪决指标，命他们按照百分比把当地居民的百分之几的人拉去枪毙，百分之几的人送往集中营服苦役。譬如：1937年6月2日，苏共政治局制定了一项指标，要求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清理」三万五千人口，其中五千人要处以枪决。

一个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又给全国各地定下达抓人指标，其中有七万人不经庭审就立即枪决。被处死的绝大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一技之长。因苏共假想这些知识分子思想活跃难以管束，对流行的「破坏活动」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枪决了他们。

前苏联将军德米特里·伏尔科哥诺夫（Dmitrii Volkogonov）在研究历史档案时，他发现了三十份判以死刑者的名单，签发于1938年12月12日。这位将军当时非常惊愕。因为这三十份名单，共记载了近五千人的姓名，未经任何庭审，就被斯大林签字全部处决了。更为诡恶的是，斯大林签完这些名单，就跑进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影院欣赏电影去了。斯大林一连放了两个片子，其中之一的竟是喜剧《欢喜冤家》。

在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恐怖肃杀狂潮中，平民百姓都被迫地捲入了大清洗的狂澜。他们要么告密，举报自己的亲友；要么做深入的自我批评和检讨，极力贬低自我的行为。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下，似乎一个人不举报谁，就会成为党的异己分子，于是人与人相互信任维系的纽带，被狂热的举报活动冲击得荡然无存。

当时俄罗斯流传一句笑话，一个正常的人只能像一头蠢猪那样活着。这些知识分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专长，但在共产运动中，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就被践踏的一文不值。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

--------------------分界线--------------------

农奴制

(转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农奴制是一种在封建制度下、特别是庄园制度下的与农民地位相关的奴役制度。农奴制度主要发展在欧洲10世纪中世纪中期，持续到19世纪中叶，以财务束缚或变异的奴隶制为条件对农民实行奴役。农奴以自己的劳力，在国有或庄园主的土地工作，以换取保护和公正，以及在该土地上额外开垦耕作以保证自己的生计。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指出农奴制的三个特点：^[2]

• 身份世袭。

• 与奴隶不同，农奴有权利拥有生产资料，但可以不曾拥有。

• 领主有法定的权利可以指令农奴，包括司法权。

权利[编辑]

鞭刑在俄罗斯很常见。^[10]

在约束条件内，农奴也有一些自由。众所周知的是农奴只拥有「自己的肚皮」——依照法律，甚至他的衣服也是领主的财产——农奴依然可以积累个人财物，有的农奴甚至比他们的自由人邻居还富有，但这极为罕见。^{[来源请求]}富有的农奴甚至可以为自己赎买自由。

农奴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想种的谷物，但是需要缴纳谷物作为赋税（大约1/3收成）。农奴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余粮。

地主不得未经法律许可占有自己的农奴，有义务保护他们免遭土匪和其它领主的掳掠，并且应该在饥荒发生时给予补助。农奴可以在庄园法庭上伸张这些权利。

--------------------分界线--------------------

曹长青：俄国知识份子祸害世界(ZT)

最近有关俄国的一条新闻提醒世人︰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大苏联解体迄今整整20周年了。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标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崩溃。

但过去二十年，俄罗斯的民主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官员普京掌权之后，俄国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连地方州长选举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丑闻的记者被谋杀，政府控制主要电视，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且还要垄断经济，把大企业国有化。但面对如此局面，普京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最近普京还要再次出来选总统，分析家认为，他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这样一个克格勃背景的前共产政府官员，在俄国仍受欢迎？俄国人怎么了？

美国着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从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对此作出独特的解释。

俄国的「奴隶精神状态」

出生于波兰、二战时（16岁）随父母逃到美国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国历史的着名权威，尤其是研究共产苏联的顶尖学者。他曾在雷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东欧和苏联事务部主任，参与制定对苏战略。今年88岁高龄的派普斯着述甚丰，几年前还出版了《共产主义实录》一书，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崩溃，作了鸟瞰式的分析（去年该书有了中译本）。

派普斯认为，像普京这种人之所以受到俄国人欢迎，主要来自俄国的「农奴」（serf）历史。「农民哪里都有，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农民。主要问题不是农民，而是农奴。俄国的农奴跟奴隶有不同，但比较接近。他们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权利。他们只是『动产』。他们从没有发展出归属于社会的任何感觉。」

长期的农奴制度，使俄国产生一种「奴隶精神状态」（slave mentality）︰崇拜强人、服从主人。而现在俄国人崇拜普京，就是这种「奴隶精神状态」的延续。俄国人崇拜强大的君王，有长久的历史。派普斯说，无论是对残暴的伊凡，还是对被称为「伟大」的彼得大帝，还是斯大林，都是如此。俄国人喜欢强势领导人，甚至独裁者，而瞧不起弱势领导人。而所谓弱势领导人，是指那些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的领导人。派普斯说，例如对1917年俄国革命前夕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人就是瞧不起的，因为他是民主领导人。

共产主义为何在俄国兴起

但派普斯的这种分析和认定，遭到很多苏联知识份子的反对，甚至敌视。他们指责这是「俄国恐惧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敌人」，其中还包括前苏联着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虽然两个人都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导致无数人丧生。但对它的根源，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是从西方进口到俄国的。意思是俄国的共产革命，来自西方，跟俄国的自身历史和文化无关。而派普斯认为，共产革命在俄国历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当时的新书《俄国的旧政权》（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给了索尔仁尼琴，但一直没有回音。两年后，听到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的攻击，指责他是「伪学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的这场分歧，不仅对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俄国知识份子和当今俄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探讨更深远的问题︰人类应选择何种价值？人类应走什么方向？

事实上，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争论的根源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哪一个是真正促使人类走向自由的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在西方产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在俄国扎根发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个国家？这才是索尔仁尼琴们需要回答的。以简单的逻辑来推，一定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存活和生长。

俄国知识份子开错「药方」

那么俄国历史文化中有什么东西，跟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一播种就成长？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国历史中强大的群体主义——这是从农奴、到沙皇、到知识份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选择。农奴对什么主义没感觉，他们只是听从主人使唤，只有群体主义思维。沙皇则是靠群体主义价值统治，因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会摧毁集权的底座。俄国的知识份子，则无论是当时的所谓传统派还是亲西方派，殊途同归，全都拜倒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下。

俄国的农奴成为群体主义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为农奴制是最极端体现群体主义的制度，他们自然是这种价值的体现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欢群体主义更可理解，因在本质上，群体主义是专制者泯灭个性、控制个人的最有效统治手段。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和独裁者，都是靠群体主义价值来一统江山的。但为什么俄国的知识份子们，也会一窝蜂地崇拜、迷醉群体主义呢？

在十九世纪中末期，在俄国要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俄国知识份子提出的「药方」几乎都是群体主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强调东正教是正宗，俄罗斯至上，有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情怀。他们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态，认为西方在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跟一百年后索尔仁尼琴的思维一样，都是强调西方堕落，要靠东正教、俄罗斯、国土三位一体，拯救世界。虽然陀思妥耶斯基在《罪与罚》中谴责为了所谓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恶魔理论，但他推崇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本质是清晰的群体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都恐惧和痛恨「革命恶魔」，但他们推崇的东正教的均贫富、反富、绝对平等，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兴起，就是靠平等、均贫富等口号而横扫人心。

当时俄国的亲西方派，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无神论者，虽然不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帐，但在群体主义的根本价值上找到交叉点。因为他们的亲西方，亲的是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反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自然为列宁斯大林的红色革命铺设了理论道路。

索尔仁尼琴是邪门的恶魔

所以，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绝非偶然，是俄国各派知识份子信奉并传播群体主义价值为它浇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从俄国兴起并传向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全球一亿五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同样出生俄国、21岁抵美、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痛斥说，「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群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居英国、对俄罗斯知识份子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更以轻蔑的口气说，俄国知识份子没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但柏林对他的同胞还是客气了，没有提到事实上俄国知识份子祸害了世界。而英国学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就不那么客气了，她在《俄国思想家》导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俄国对世界做了什么有益的贡献，那就是提供了一个告诫︰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不计代价地避免俄国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国道路」的时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权统治，避免「奴隶精神状态」（群体主义的最糟表现形式）。只有在一个缺乏个体精神、个人心灵不强大的国家，才会崇拜政治强人，把装模作样的政客视为「伟大」。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伪人」捧为「伟人」。

所以，即使连理查．派普斯这样的大家也承认，当初看到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共产苏联解体，他对俄罗斯前途「相当乐观」，认为「俄国人自由了，所有捆绑他们的锁链被砸碎了。」可后来的发展显示「这没有发生」。派普斯认为，这跟「农奴精神状态」的惯性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健康而强大的社会，关键是要有强大心灵的个人，只有个体主义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准则和哲学，才会有一个拒绝「奴隶精神状态」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无法捲土重来。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