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文化之道德修養與政治實踐之關係---內聖外王論

余東海

內聖外王之關係究竟如何，是體用本末關係，還是平等並列關係，這個問題堪稱儒學最基本問題。有多位儒家學者堅持後者，東海期期以為不可。

有什麼樣的文化和道德修養，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和制度追求。內聖與外王之關係，即道德與政治、中道與王道之關係，即中道文化之內在修養與外在實踐之關係。沒有內聖就沒有外王，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沒有聖賢君子在位，中道文化在上，就不可能建設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

五經都是內聖外王統一的，然各有側重，詩易側重內聖，書禮春秋三經側重外王。尚書之理和春秋之義，都是指導天下後世的王道禮制建設的原則義理。內聖學是道德哲學，外王學是政治哲學，包括制度哲學和法哲學。

內聖外王是體用關係，亦本末、主次、因果關係。唯聖人之學才能開出王學，唯聖人之道才能開出王道。外王學即政治儒學，側重政治問題，有一定的獨立性，同時又與內聖學緊密聯繫，兩者依然是本末關係。如果將兩者視為並列關係，貌似特重視外王，其實輕賤了內聖。重用輕體，此之謂也。

《大學》教導：“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未有身不修而能齊治平者，亦未有身已修而不通先王之道者。先王之道，外則齊治平，內則格致誠正，豈能割裂為二或平列看待哉。將內聖外王平列看待，就是《大學》所說的不知本末先後，豈非不近道乎！

修身有賴於修道，儒家之道，不限於內聖，不限於外王，而是內外兼修，一體同仁。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回說:“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道已大修，未必有機會用之；道若不修，即使有機會，也無所用也。換言之，未能明見仁性，焉能制禮治國？

格致誠正齊治平都是修身功夫，但格致誠正為主為本，齊治平為次為末，為輔助性功夫。也就是說，外王事業有助於內聖修養的提升，我稱之為外王對內聖反補性。這種反補無礙於內聖外王的本末關係，但對於成為仁者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仁者可以沒有外王事業，不能沒有外王思想、理想和追求。沒有這些想求，就與佛徒道士無別了。無論內在修養境界如何，都與內聖隔離了。

有內聖功夫，未必有外王之位和外王之業。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那樣德位相稱，大不易。孔孟就沒有那樣的幸運，雖有其德卻無其位，沒有相應的權位和事業。但是，有內聖功夫必有王道追求，必有外王之志和外王之才。仁者愛人，仁政愛民；仁者在位，必有仁政。仁者愛人以德，仁王愛民以德治。

德治即王道禮制，禮制包括禮樂刑政。禮法是王道的制度基礎，禮法包括道德精神、基本義理和具體規範。禮本於天，內聖學為禮法提供道德精神；禮以義起，外王學為禮法提供基本義理即指導思想，春秋大義就是王道禮制不可或缺的指導思想。禮法的具體規範，與時偕宜，因時損益，有繼承有發展，雖百世可知也。

儒學有小學和大學，大學之道，內聖外王齊備。欲行大道，必先傳之。春秋戰國非行道之時，無復禮之望，但孔孟仍然孜孜不倦地推銷王道禮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做的本身就是傳道不可或缺的方式。

發明春秋大義，是為後世立法；宣傳大同理想，是為未來地球開萬世太平。誰敢說孔孟在春秋戰國宣傳王道禮制和大同理想沒有意義？

從容廳友說：“無道之世內聖通不出外王，有道之世不必由內聖通外王。”東海答：大謬不然。無道之世，儒家無位，儒學無憲位，儒者無王位，當然不能建設王道，但無礙於內聖外王之本末關係。有道之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如果有道指王道，那就必然有賴於中道文化的指導和中道君子的建設。

佛教沒有外王，其內在修養，得內聖之一端而已。對此，孟曉路認知有誤。他說：“自古以來，明心見性者眾。聖者盡性，儒門有，佛門道門更多，而於此間可為聖王盡制者實寡！制度和心性乃兩不同之領域，令明心見性但不通制度之人治國，定不如未能明心見性然深通先王之道者治得好。何謂內聖外王可直通乎！”

東海曰：儒佛皆可明心見性，然所明所見同中有異。佛教所見者佛性，儒家所見者仁性。見佛性者佛徒也，見仁性者仁者也。聖賢君子，皆仁者也。豈有仁者不通制度和先王之道，豈有“未能明心見性然深通先王之道者”？

有廳友認為蕭何、張良、曹參、陳平等已明見仁性。我不認同。蕭何、張良、曹參、陳平各有所學，各有所長，皆非中道；各有所得，各有其德，皆未見仁。他們有霸佐之才，但無王佐之能，也無王佐之志。故可以輔助劉邦統一併初步安定天下，但不可能建設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是中華文明的支柱，唯有王道之國，才是中華正統。漢朝真正轉正---轉為中華正統，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然漢初亦有相當儒味，在沒有儒家王朝的時代，亦可代表中華。2021-8-24餘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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