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畢汝諧這一輩子的經歷，比天方夜譚還離奇呢。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飯局，

畢汝諧 身邊是一位從香港來紐約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師，

他無意間看到 畢汝諧 的掌紋，發出一聲驚呼：複雜的人生！

所謂存在即合理，畢汝諧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

畢汝諧奇人奇事之天才女作家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八九六四以後，我的心情一直處於鬱悶狀態，而擺脫這種鬱悶的最好方式，就是習慣性地從事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戀愛活動。這天我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看書，在中國婦女雜誌的尾頁見到一則徵婚啟事：青年女作家、28歲、秀麗、有著作云云；我怦然心動，閒着也是閒着，便寫了一封紙質信（那年頭還沒有電子郵件等等社交手段）投石問路，很快便得到熱情洋溢的回應；原來她是當今中國文壇上一顆引人矚目的新星，1962年生人，屬虎，較我整整小了一輪。她幼年學習音樂，後興趣轉向文學；80年代中期她以小說世紀病等等在文壇脫穎而出，表達了社會轉型導致青年特別是女青年的苦悶、彷徨、困惑、孤獨，以及對於雖有某些鬆動開放、實則依舊封閉僵化的傳統秩序的無望叛逆。她年紀輕輕，卻異常敏感地捕捉那種複雜、微妙和難以表達的女性自我的複雜性，以及女性自我在一個轉型社會中面臨的挑戰。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具有衝擊力和先鋒性。 

她在第一封來信里頗為驕傲地表白：“我在文學創作上開放，在現實生活中守舊；我是真正的女孩（處女）。”原文如此，特加引號。後來，其母也反覆強調這一點。

 哦，處女！意外之喜，天上掉餡餅！中國男人大都有處女情結，我也不能免俗；我樂不可支地回信道：這真是天大的喜訊，仿佛一覺醒來，看到自家窗台上孔雀開屏的勝景！她爽快地答應嫁給我；我則由衷地歡呼說：太好了，女作家嫁給男作家，兩個人有了一個家！ 

高興勁兒過去後，我頭腦清醒地暗忖：她之所以能夠妥善保持完璧，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整個熱情浪漫的80年代（於她而言，正是18歲至28歲的美好年華！），絕不簡簡單單是道德自繩，守身如玉；料想她於整個男性世界或者說整個男性世界於她都缺乏起碼的親和力，兩不匹配。

眾所公認，成年人的婚戀，除了所謂愛情，更重要的是包含必有的利益交換。那個時候，對於大陸人來說，出國是一件天大地大、重新投胎的事情；顯然，她想通過婚戀跳板出國（報上說她原有一個留學生男朋友，後來吹了），情有可原。於是我直截了當地告白：作為年交四旬的老光棍，愛情不愛情婚姻不婚姻無所謂，我渴盼子女，以期將生命密碼留存人間；假如能夠與你生個一男半女，也不枉費心費力把你接來美國；她表示能夠理解。 

她急於出國，我急於要孩子，就這樣，我們各懷心思（或曰鬼胎），開始了相隔太平洋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按照中國人結親的慣例，我與她尚未謀面，兩家老人便走動起來了。她的父親是一位性情古怪的學者，母親是兒童文學作家，父母早年離異，她一直跟着母親，隨了母姓；父親已經另組家庭，這一回始終沒有露面。這裡有個值得一提的細節，她的母親問我父母你們家姓畢，為什麼你兒子取名方里呢，父親隨口說當年我在白區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化名姓方，她和她的母親聽了都有不虞之色；後來她的種種言辭，表明她們根本不喜歡我們這樣的幹部家庭，骨子裡的敵意時隱時現。她曾經直言自己不喜歡接觸幹部子弟，除了女作家劉索拉；我認真地對她說劉索拉是8級以上的高乾子弟，而我家是文革前的司局級幹部，不在同一個等級；她卻眉毛鬍子一把抓，囫圇地將二者混為一體。

 顯然，我們不適合做夫妻，她心高氣傲，不可能長期寄人籬下，甚至不可能短期屈居人下；而且，我和她都不是踏踏實實過日子的人，她像我一樣不切實際，漠視柴米油鹽醬醋茶，厭煩做飯洗衣倒垃圾，絕不可能給配偶帶來世俗意義的幸福；所不同者，我醉心飲食男女，而她卻是病態（如果還不是變態的話）地排斥夫妻生活；我由此生發奇想：將來過夫妻生活，她既不適合女上位，也不適合女下位，莫不是要專門為她發明一種非上非下的特殊體位呢。

罷了罷了，她急着想出國，我急着要孩子，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當時有個時髦的說法，不追求天長地久，只要求曾經擁有；北京人講話：腳踩西瓜皮，滑到哪兒算哪兒。

我們頻繁通信，夾寄各自的作品和照片；常常是還沒收到對方的來信，就先發出自己的信了；她寄來的大都是黑白照片，意氣風發、桀驁不馴；那個時候，北京來信只要三、四天，而紐約信件必須經過大陸的郵政審查，10天左右才能寄達；如果包含政治上的敏感字眼，乾脆就收不到了。 

由於我周圍沒有相同量級的女性作家 ，首先視其為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學知音，期盼與她進行精神層面的深入交流，抒發對於明天的熱切夢想，藉以迸出璀璨的思想火花，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動挑起非政治性的敏感話頭；我覺得既然我和她都是憤世嫉俗、蔑視傳統的奇特男女（男開放女守舊，各走極端！），何妨兩虎結伴，效法蕭紅蕭軍（小小紅軍！）那樣結成一對作家搭檔，一起闖蕩文學江湖；然而，她卻小心翼翼地虛與委蛇，蓄意模糊問題的焦點，使我頗為失望。事後復盤思考，顯然她比我更加清楚彼此之間天差地別，根本不是一路人，唯恐過早暴露矛盾，影響出國大計。三來二去， 我覺得她就像一隻蝸牛或者烏龜，或者說像是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舍外殼外套不能生存。難怪了，28歲還是處女一枚——從一而終的婚姻於她不合適、夜夜笙歌的風流於她也不合適，只能縮身於外殼外套，怯生生地望着充滿兇險的大千世界。我的這些富於文學氣息的想法，日後得到她的小說散文的印證。 

除了寫信，我還給她打電話——越洋電話、越洋電話、越洋電話；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那時候打到中國的國際長途電話很貴，我偶爾揩油用中文報館的電話，更多的是利用大陸留學生之間共享的長途電話密碼；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某人在紐約時報廣場向黑人不法之徒購買長途電話密碼，一傳十、十傳百；這種密碼往往只有幾個小時的壽命，有的密碼在紐約的公用電話亭不能使用，還得專程跑去紐澤西；為了與她談情說愛，我不辭辛勞。 

那年頭只有座機電話，我密切追蹤着她，不僅把電話打到其家，還打到其母供職的輔導員雜誌編輯部，甚至有一次打到其母的男朋友家。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口無遮攔；我對其母坦率地說我和她也許不能天長地久，但是只要能夠生個孩子就很好了。我有個好朋友被女朋友騙了，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女朋友辦了過來，那女子竟然直接在紐約肯尼迪機場溜之乎也，我的好朋友竹籃打水一場空！反面教員，不可不防！當然啦，她來了以後如果不願意生孩子，我也不可能打死她啊。後來她對我說你這些話引起我媽媽很大恐慌，她年紀大了，有被迫害妄想，總是怕我被人害了。我說好吧好吧，我懂我懂；此後我與其母交談的時候就非常小心了。

我曾經在越洋電話中與她的母親暢談首都文藝界的種種秘辛，不禁同聲一嘆：文藝界很黑暗，壞人很多呀。其母說文革初期曾經與三位蕭紅的男人一起蹲過牛棚——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謂這三個大男人早年把蕭紅當成籃球一樣傳來遞去，老了老了，卻是殊途同歸，共棲牛棚。 

我還對她母親說，現在中國教授在美國當堂倌不稀奇，中國教授在美國當教授才稀奇；像她這樣嬌滴滴的女作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來到美國以後，陽光大道走不通，邪門歪道不屑為，除了當個精神貴族編織童話夢，我實在想不出她還能幹什麼工作；乾脆就什麼也不要干，婚後待在家裡當家庭主婦，不要出去工作了。其母說這樣太好了，她恰恰不想外出工作，適合當家庭主婦。

凡事自有其度；一個女作家到了28歲還是處女（老或不老，尚可兩說），並不是一件多麼值得炫耀的事情；隱隱約約，我能夠察覺她對自己的性空白懷有一定的自卑感，為了掩飾對於真刀真槍的兩性關係的無知，她有時候喜歡故作豪放地、甚至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引述瓊瑤席慕容的露骨的句子，殊不知反而愈益自暴其短。

作為青年作家，特別是初露頭角的青年作家，難免對前輩作家出言不遜；她對魯迅老舍等等頗有微詞，而我只是一笑置之。她反覆重申整個世界在她眼睛裡就是一個童話；然而，她筆下的童話世界完全沒有女作家遇羅錦春天的童話冬天的童話那種強烈的政治色彩政治背景，而是一個小女子自造的烏托邦童話，穿插着有病呻吟和無病呻吟而已。她是處女，身體完整，一顆極端敏感的心靈卻是傷痕累累，在毛澤東時代，雙親離異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而且父母經年累月勾心鬥角，重創了她的心靈。 

胡風文藝理論中有精神奴役創傷論，這是胡風的核心觀點，胡風的精神奴役創傷論深刻揭示了封建時代意識形態對於民眾精神的影響；具體說到她這樣一個極其神經質的小女子，於驚恐、提防的家庭環境成長，家庭生活的齟齬、茶杯里的風波就能造成她的精神創傷，並且成為其自怨自艾、自戀自惜的文字源泉。

在電話長談中，她不止一次談及死亡以及對於死亡的那種富於孩子氣的嚮往（有張照片她拿一隻仿真手槍緊緊抵着自己的太陽穴）；她說由於目睹八九六四的悲慘結局，恨不得立馬自殺！我慢條斯理地說這想法很正常，作家是自殺率很高的特定人群，而嚮往自殺是一種很常見的作家病。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想尋死，每逢春花怒放以及秋風蕭瑟這個念頭特別強烈，但是我直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你趕時髦想一想自殺就拉倒，完全不必付諸實踐。她咯咯的笑個不停。她還表達了對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切實際的瑰麗嚮往；而我委婉地指出，大陸人來到海外，失去了鐵飯碗，沒有大鍋飯，謀生是先於自由民主的第一考量。

那個年頭還沒有視頻電話，而我和她又都認為自己的外貌拿得出手，便給對方寄了很多照片，遠遠超過正常徵婚的需求。她誇示自己的時候，忽略精神世界，着眼外在條件，聲稱自己身材很好、腿很直等等，仿佛是女模特兒的商業演出的說辭，令我稍稍感到不舒服；也難怪，她的精神世界奇兀畸異，一旦如實展示，足以嚇跑全世界的男人！她的身體過於單薄，紙片兒一樣，顯然難以承擔傳宗接代的重任，而父母明明知道我的婚姻意圖是生兒育女，卻從來沒有對此提出異議，只是憐惜地對她滿口誇讚；我猜想他們認定她是難得一見的才女，不可等閒視之，也就是說，一長遮百短！  

 我和父母心照不宣地對畢汝諧冗長而繁複的羅曼史諱莫如深；然而，她是冰雪聰明的女子，僅僅憑直覺便能夠感悟人際關係的風風雨雨是是非非；有一次她這樣說：我不想打探你的過去，因為我害怕嚇着我自己。

一邊與她談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一邊拜讀她的與眾不同的小說——我不是用眼睛閱讀而是用心靈體悟，因而愈益不安。她的作品流貫着作者的感情、欲求、憧憬，有一種強烈的從內心出發的傾訴欲望，也有不斷清理個人記憶的積年習慣。她勇於向讀者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向他者發聲，卻仿佛不在意他者的理解和認同；一面不斷拒絕外部世界的衝擊和侵擾，一面強化個人在社會中的孤絕感以及個人世界的自主性。她擅長（如果不是最為擅長的話）描寫少女和成人男性接觸的奇詭經驗，考慮到28歲還保持處女之身，這些經驗顯然是來自聽聞想象而非身體力行。這些經驗是少女告別童年的無可逃避的過程，而這種與成人男性的相遇（甚或可以說是迎頭相撞！）卻也是幻滅的過程。少女的桃紅色幻想被堅硬粗礪的現實擊碎，天真少女抑或自命天真的少女發現了外部世界與自身的疏離，流露出自我在外部世界的衝擊中的進退失據、慌亂和猶疑。少女失去了天真，體驗了客觀世界的殘酷，於是少女變成了成年女性。少女脫離天真進入世界的過程既是無奈，又是期望。她提供了女性個體生命的最真切的文學表達。

我惻然發現我與她的特定交往，也完全符合這種少女與成年男性的固定模式。這是一個精靈古怪的奇女子，完全超出我以往的戀愛閱歷。我漸而產生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感受，覺得其人其文就像是磨砂玻璃——能夠看到一些什麼、卻永遠不可能清晰地看到什麼；或許還可以打個比喻，你覺得皮膚搔癢，便用一塊磨砂玻璃摩擦皮膚止癢，搔癢的感覺止住了，卻帶出了新的莫名的不適感；而且，跟隨她的無邊絲雨細如愁的筆觸，明明知道多多少少有些病態，又不知不覺地養成了輕微的吮痂之癖。 

這段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行到此處，還不失為男作家與女作家溫情脈脈的佳話，豈料後面的情節卻如同一段相聲那樣急轉直下地垮掉了，借用文革語言來說，就是簡單化、庸俗化——

面對洶湧澎湃的出國狂潮，當局緊急剎車，下達大學畢業五年之內不得申請出國的硬性規定，而她正在槓槓之內，無法申請護照。我急得熱鍋螞蟻一般，不知如何是好；我的一位貴人梁聲泰老先生（原紐約中華公所主席），見我愁眉不展，毛遂自薦說江澤民當初還是部級官員的時候訪問紐約，彼此有過私下交往，因而與這位江澤民總書記說得上話，可以修書求情，特事特辦；我喜出望外，連忙給她寫信報佳音，誰知道此信剛剛付郵，就收到她寄來的絕交信，語氣措辭與前判若兩人！她劈頭蓋臉地歷數我的種種不是，遣詞造句刻薄無情 ；可以想知，此前她一邊談着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一邊暗暗怨恨我；只因我與她本質上不是一路人、我對她們母女的言差語錯的冒犯、我看低了她的人生價值等等，使得恨意在她心中像野草一樣瘋長，只不過為了出國這樣一個世俗目的，她一直按捺着壓抑着隱忍不表，強扮歡顏；最終因為出國目的落空，導致內心的負面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了。

 她嚴斥我不尊重其人格，竟然視其為生育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她根本不屑與我交往，就此一刀兩斷！與此同時，她的那位兒童文學作家母親也在北京同時向我父母發難，同樣一套說詞，謂獨生女兒如何如何金貴，斷然不能明珠暗投！

我感到晦氣——原本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的默契，卻由於黃蓋翻臉不認人變成一場鬧劇！

徵婚失敗了，我思謀另覓佳緣；卻不料沒幾天又收到她的火熱炙人的情書，劈頭就是方里我的親愛的朋友，滿紙甜言蜜語，信誓旦旦保證來美後直接住在我家（這是承諾生兒育女的書面保證）；50年代中蘇蜜月時期，有個新鮮詞從蘇聯傳到中國：家庭貝利亞；此女隨時可以翻桌子，也可以策略性地和解，正是所謂家庭貝利亞，我無福消受！與此同時，她的母親竟然也若無其事地吃回頭草，又找到我父母，聲稱我與她佳偶天成，願結秦晉之好,簡直就是拉郎配了。我父母苦笑着委婉而堅定地回道：孩子婚姻自主，我們不方便橫加干涉。 

我啼笑皆非，無所適從；如此連續兩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說翻臉就翻臉，說複合就複合，母女同心，力挽狂瀾！老天爺，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女人呀，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家呀，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收放自如，行若無事；北京人講話：臉皮忒厚了！

父母對我說：現在的年輕人都是這個樣子，實用主義；我苦笑道：好吧，就算現在的年輕人都是實用主義者，她的母親50多歲了，怎麼也來這一套啊。

我已經不再相信她的任何話了，這就像是手捧一鍋喝得津津有味的三鮮湯，臨了卻發現鍋底有一隻死老鼠，睹之欲嘔！

我第一次自費給她打越洋電話，用英語說I don't want to be hurt（我不想受到傷害）；她沒有聽懂這句話，但是悟到我的意思，呵呵，北京人講話：小腳踢球，橫忽擼；要的就是這個勁兒！  

我們就此絕交了。我相信這件事給彼此都造成了心靈傷害，深淺程度不一而已。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肯定深深地記恨我，記恨這一段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因為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使其暴露了她最不想示人的一面——俗不可耐的小市民情懷！

她畢竟是她，沒有像某些徵婚女性那樣要求我退還照片情信書籍等等，體現了一個青年女作家應有的大氣和篤定，我因此得以保存這些珍貴的人生證物。

遺憾地翻過這一頁，我依然關注其人其文，雖然我與她不對話不傳魚雁，卻可以通過作品神交。首都文藝界的圈子就這麼大，就這麼幾位特立獨行的畸人，風言風語傳得很快，只要不是死命捂着耳朵，想不聽到關於她的消息也不行。後來她依傍男人去了澳大利亞（是否結婚不確定），出國夢就此成真；果然如我所料，她不能適應海外的生活，很快就散夥回歸北京。北京雖然沒有民主自由，她卻可以躲進象牙之塔，自成一統。而後她一直單着，從沒有聽過她有什麼引起物議的緋聞。她在日常生活中我行我素，自私本性時有表現，損害他人利益而不自知，令周圍人些許反感。竊以為，這是由於她隨心所欲地超越內心童話的邊界感，肆溢於公共場所；作為前徵婚對象的我能夠理解，卻為周圍人詬病。後來她的生活日趨低調，極少外出；當年其母對她說過你將來還不如我呢，我好歹還有一個你，你將來什麼也沒有啊。的的確確，她至今無配偶無子女，只能與寵物一起過日子，離群索居。作為女作家，這並不稀奇 。

作家是多愁善感、心境孤獨的異類；男作家或許還可以屈尊娶文盲為妻，女作家特別是人際關係愚鈍不敏的女作家，卻很難降格委身庸漢， 所以她落單很正常。我簡直無法想像，什麼樣的男人適合當她的丈夫，什麼樣的人家適合當她的婆家。

母親也一直給我剪寄報章對她的採訪和評論；90年代中期以後，她的小說愈益趨向於心理學與哲學，特別是空的窗、時光與牢籠、巫女與她的夢中之門等小說，獨特離奇的敘述方式、大膽怪誕的想象，使她的小說別具一格。對於生命、愛情、原罪等等人的本源問題的思考，使得她始終處在激情狀態。她多以現代白領女性的生活為背景，表達女性與男性世界的若明若暗、或明或暗的對抗關係。特別是代表作長篇小說私人生活問世後，在文學界引起很大震動，報刊紛紛發表書評。長篇小說私人生活是她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描寫現代大都市女性生命軌跡的先鋒小說，她以女主人公隱秘的內心生活為視角，講述了一個女孩在成長為一個女人的過程中非同尋常的經歷和體驗。女主人公在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長大，始終是個孤寂的不能融入任何集體的陌生的局外人。這部長篇小說強調了故事性和哲理思辯性，努力探索中國現代女性意識深層潛在而微妙的演變，並折射出複雜的社會生活。該書累計發行20余萬冊，打破了先鋒小說發行市場冷落的局面。

進入新世紀以後，她的寫作以散文雜文為主。她畢竟是她，堅持個人化寫作，始終踽踽獨行於當今文壇，系中國當代文學一位獨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她沒有復雜豐富的社會閱歷，文學修養也很一般，她的文學營養主要來自於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名著，對西方現代反傳統的各種文學流派不甚了了，卻硬生生憑着優異非凡的形象思維的能力，構建獨屬於自己的似真似幻的童話世界。她說過自己生來不喜歡讀理論書，幾乎沒有啃過哲學、心理學的大部頭著作，其作品卻有一定的哲學深度，歪打正着地進行神學、美學、哲學、心理學等等終極追尋；如此卓越的成就只能歸之於其非凡的文學天賦；哦，作家的天才、天才的作家！天才就像生而為男或者生而為女是一種宿命。

魯迅談論陀思陀耶夫斯基說這位先生天才地拷問人類靈魂；竊以為，她作為小女人，器局視野與大男人陀思陀耶夫斯基相比只能說是溪流對比大海；但是，她勇於用女人的勞什子指甲刀剪裁自己的靈魂，為心靈的荒野尋求出路，不厭其繁瑣，不厭其殘忍，蚌病成珠，同樣造成令人窒息的閱讀效果。 

她喜歡用第一人稱寫小說，高度重視自我，而自我不是荒島上的魯賓孫，不是孤立的絕對主體，不能不在與他者的交集之中存在；她的內心獨白式的傾訴有時試圖期待、接納、認可他者，將自身的希望寄託於他者。但是，隨着他者的各層次真實面貌的次第展開，終於發現他者總是破壞、侵越自我的安寧和尊嚴，於是自我決然逃離他者。因此，女主人公 總是近乎歇斯底里般地反擊着真真假假的種種幻想，擾亂着中國大陸主流文學的話語規範。 

天才作品往往具有歧義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她這裡，有些歧義容易理解和澄清，而有些則更加複雜和難以闡明。有人甚至自命高深地說她的這種文學表達不期然地變成了中國告別閉關鎖國的天真、進入全球化世界的文學隱喻。她成功地用小說表現的個人經驗竟然被解釋為中國社會痛苦地探求和尋找各種可能性的表徵。還有一位文學批評家甚至駭然稱讚她的私小說體現了中國與世界接軌過程既迎合又排拒、欣然又惶然的兩重性，可謂微言大義。

          在她的私小說中，有的女主人公渴盼男女之愛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憤憤然旁騖同性，這就難免給涉世不深的女性讀者造成錯覺；據說，這位眉清目秀的女作家並沒有多少男性粉絲，卻擁有成群結隊的女性粉絲，其中包括若干拉拉（女性同性戀者），甚至寫來火辣辣的情書，令她嗤之以鼻。

她的很多作品無法給讀者帶來通常意義上的閱讀快感，卻使得有心人——譬如我——享受輕微的吮痂之癖。我時而覺得文如其人，時而又覺得文不似其人；她的某些小說劍走偏鋒，以獨特離奇的視角、大膽怪異的想象，敘述了一系列非正常女性的晦澀故事，巫女、空心人和禿頭女等等都心甘情願替自以為是的幻覺守寡，人影們（着實不能稱其為人物們了）遊走於灰暗曖昧的情慾地帶，個個都像靈魂一樣輕飄晃動，難以琢磨……她甚至一度被視為神秘主義者。我卻認為，幸好她孜孜不倦地把這些文學想象寫了出來，否則她早就被憋瘋了，住進精神病院了。也有不少人抱怨她的小說難以卒讀；其實，尤利西斯也難以卒讀，卻不礙其文學地位。

她曾經多次對我說過喜歡自己跟自己較勁；阿彌陀佛，她豈止是喜歡跟自己較勁，簡直就是以一支筆與天底下萬事萬物較勁！她曾經宣稱寫作是我的一頂帳篷，以此抵禦外部世界；她實在太敏感太神經質，即便是春風細雨，落入她的心靈也頓成暴風驟雨！

她的小說盡皆是孤獨者、叛逆者的支離破碎的童話，在她筆下，女人是可以彈奏的花朵，需要輕輕愛撫，也需要全神傾聽；她永遠不知倦膩地縮身於與世隔絕的暗角，娓娓道來一個又一個瀰漫着詭秘憂傷與人性扭曲的故事，既有笑面桃花，又有枯葉敗枝；而她於俯仰之間送出來的，時而是幾許心香，時而是幾許心痛……她顯然是先驗地講述某些女人的不宜告人的秘史，如何在肉體與靈魂之間、愛情與婚姻之間、忠誠與背叛之間進行永無休止的掙扎和反抗。

她成功地展示了女性獨有的復雜乃至變異的心理，把天才女作家的欲望、潛欲望、智慧、孤獨、恐懼、病態、陰暗、敵視、仇恨等等情愫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從而被視為中國女性主義的先聲。不妨羅列其一些作品的題目：嘴唇里的陽光、誰掠奪了我們的臉、另一隻耳朵的敲擊聲、我們能否與生活和解、沉默的左乳等等、等等，完全不宜從字面上加以詮釋。

      進入新世紀，她的寫作以散文雜文為主。她刻意用日記這一文體細膩委婉而又冷峻幽默地講述我與物、自在我與自為我等話題；有時是她深摯的內心獨白，有時是她與友人或者虛擬友人的充滿智性的交流；冷傲女人的冷傲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內核，給貌似平淡安然的日常生活注入了詩性、哲思和感悟，如同一束束思想的火花，而這恰恰是我當初渴求而得不到的。

她的文字風格幾十年不變，精緻細膩，意味獨特，表面上滲透了作者從容淡定、無可無不可的生活態度；尋常讀者難免誤以為這位女作家的人生態度坦誠、心理境界明澄，而我則不然；正因為昔年通過徵婚這種特定方式，獲得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以及鬧劇結局這樣兩個特殊視角，我得以領教一陰一陽兩個她，讓我讀着讀着（或曰品着品着）忍不住浮上會心會意的微笑，兩相對照，我看到了二元化的她。

毛澤東時代執政黨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實現婦女普遍就業，而實際上婦女卻又受到重重束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女性物化商品化非常嚴重，即便冷傲如她，也要隔着太平洋兜售處女之身；就本質而言，這種做法與那些插着草標在集市上自賣自身的鄉下丫頭並無不同，同樣有失女性尊嚴。

作為她的同行兼徵婚對象，我自認為不僅僅看到了字面上敘述的表象的東西，更有心靈暗道與之接通，悟眾人所不能悟者。我自以為看到了一個非畢汝諧無法看到的豐富全面的她。

同時代人有詩吊曹雪芹曰：不是情人不淚流；我一度是她的精神戀愛情人，始終不曾為她流淚，卻為她陷入幾十年無盡無休的深層思考。

她的作品具有強烈的自我傾訴的特色，宛如日常生活中習見的夫子自道；她總是帶着一點點暴露癖將內心最複雜和最微妙的感情表達出來，深入女性的被壓抑的一面；計劃經濟時代對於女性個體的忽略，令其憤憤不平，從這個角度看，她被動地搭上了時代的便車，其早期作品帶着不可思議的先見之明召喚市場化、個人化的新時代的到來。

質言之，她的寫作一直強烈地追尋個人世界的隱秘表達，她活在高度個人化外殼外套的保護之中，藉以躲避外界的衝擊和壓力，細細品嚼自我的孤獨和寂寞，她是內心孤堡的守望者，不斷試探內心與外部的邊界所在。多少年來她堅守內心世界種種豐富雜蕪的情緒，不斷地表達私人生活的獨特價值。當她走上文壇時，這樣的寫作曾經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重要潮流，這種女性內心感情的傾訴系突破禁忌，為女作家女文學青年競相模仿，從而形成一種濫觴的趨勢；而今潮流已逝，滄桑變幻，她始終以不變應對萬變，這是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新時代使得中國女性不出意外地得到自由，身體可以放縱，欲望輕易被滿足；但是她並沒有將這個新時代浪漫化或簡單化，在她筆下，女性得到了身體的自由，同時卻被消費和時尚的潮流物質化，變成了供男性享用和消費之物。即便孤傲如她，也曾經屈辱地違心地承諾充當畢汝諧的生育工具！

如果說魯迅曾經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那麼，她則是漫不經意地提出了娜拉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又當如何；而今娜拉在經濟上自謀衣食已不成問題，然而，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拜金世界，女性謀生能力、搏取財富的手段等等畢竟還遠遠遜於男性，於是乎，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新時代使得不少中國女性迷失方向，娜拉們因欲壑難填——出國、遷升、暴富等等——又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重新歸附於至少是諂媚於形形色色的海爾茂們，而這種因慾壑難填造成的歷史倒退令良知未泯的娜拉准娜拉（譬如她！）非常痛苦。我能夠理解她的痛苦。

她的另一個鮮明特徵是對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興味無窮的追溯和回憶，這種追憶固然是確認自我的良好途徑，卻又是自我心靈貧瘠的一種顯現。她對於自我歷史的記憶的發掘，是類似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式的一種嘗試，她喜歡將童年和少女時代的經驗中那些模糊不清的過程通過文學想象加以發揮，恍恍惚惚，朦朦朧朧，仿佛是夢遊患者擅自行動，忘情訴說，將我是誰的問題張揚出來。

人生苦短，能夠與這樣一位並世無雙的天才女作家談一段以生兒育女為目的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三生有幸！最後的結局固然不愉快，卻堪稱上上大吉；小腳不能穿大鞋，我根本不可能把控此姝，我慶幸自己成為她的粉絲而非丈夫或者同居人；女作家嫁給男作家，當代唐璜大戰家庭貝利亞；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借用北京人的俏皮話來說，人腦子要打出狗腦子了。

 我們都已進入老境，相信她早已忘掉我了，而這是最好的結局。  如果有朝一日主觀條件、客觀條件允許，我與她的往還情書以及照片等等得以匯成一冊北京紐約兩地書面世，必然精彩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