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李欧﹒史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及其他
高行健说“从革命文学闹到文学革命”，是二十世纪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高的这个说法，追根溯源，要归结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上来，经鲁迅老人家的推波助澜，于是革命与文学就更加纠缠不清了。政治介入文学自古有之，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大小不等的文字狱，历朝历代又都有既想要著抒胸臆又不能公开发声的个人写作者，有意无意之中流传了一份文学薪火。这就是李欧﹒史特劳斯的所谓隐微写作。在中国，隐微写作最杰出的，当数《金瓶梅》。读香港太平书局本的《金瓶梅》，我总是被那娟秀的小字所吸引，每当看到这些雅致的字体，我就想到在昏暗青灯下埋首抄写的温秀才，隐名埋姓，不计名利。当然，从世界历史看，影响写作者的因素，荦荦大者，还有教会的迫害。
老人家说，“你们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饭吃”。所以这个隐微写作，还含有“吃不上饭”这样一层隐忧。好在我生活在后老人家时代，不端老人家的饭碗，在常熟乡下偏陬一隅，与世无争，安适无犯，喝二两自制的米酒，写一些自得其乐的文字。老人家发放的碗里有大鱼大肉，仍而与我不相干。我一生粗茶淡饭，惯了。自忖毫无建树，但心不为形役，自鸣天籁，况且人生匆匆，也就这样了。人生来不及后悔。现在出门，小年轻都喊我“老伯”了。
鲁迅去黄埔军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说，为革命张目，为文学上枷锁。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开辟新的篇章。余生也晚，没能赶上这么火热的历史节点，幸甚幸甚。不然，大概率龙华胡也频、柔石等人之外又添一个文学新鬼。关于政治这端的隐微写作，我首先想到的是陈丹青的老师木心。陈丹青说木心在1971年囚禁时不断写作。维基百科这样表述：“他（木心）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狱中笔记》”。也幸亏陈丹青不遗余力的推介，后人才得以知晓木心这个名号。饶是这样，我估计读过《文学回忆录》的没几个人。看来，人要出名，有一个名重江湖的好学生，也很重要。
写作，无非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意志的表达。文字，不管好坏；文章不管得不得法，首先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发。就文章而言，写什么都可以；怎么写都可以，此之谓文学无禁区。但发表有禁区。如果迎合发表，那就有了思想的选择，一些观点、立场也相应有了改变。文学（包括艺术）反映的是最深刻、最隐蔽的社会意愿。为发表而发表，也就谈不上隐微写作了。文学的外在力量要发挥，必然与现实政治的逻辑相碰撞。所谓隐，我理解是独立思想、自由意志；所谓微，是谦卑，对自己思想不足的谦卑，对历史长河的谦卑。也就是自己虽然很努力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尽管这样的表达不见容于当时、乃或当世，但囿于文笔的不足，学识的谫陋，放诸历史长河中，可能连一片浪花也算不上。
高行健说，“流亡是自由的前提”。我理解的流亡，是自我流亡，包括精神的自我放逐。像李南央。从端老人家的饭碗到主动退出，从主流自我边缘。人世间，绝大多数是名利之徒，主动放弃光环，是需要勇气的。上面我说鲁迅为文学上枷锁。自从上锁以来，我们无论是在阅读文学史或者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为了主旋律或者政治正确，写了无数自我矮化、或者显而易见的低智商文字。可惜了。本来这些人的才华可以用来更好地提升全社会的人文环境，但为了赵家饭碗，不得不然。选择大鱼大肉，无可厚非；但选择自我流亡，自甘边缘，也不失为可贵。当然，我这不是自我表扬，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体制，蝼蚁也算不上，我是佩服不食周粟的李南央们。
我没有受到过迫害。除了16年12月6日以“虚构事实、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我进行了一整天的传唤以外，还有几次口头警告。大概警方也认为二十一世纪了，再搞轰轰烈烈的文字狱不合适。记得那天对我的喝茶到后来也软化了，临别的时候，负责我一事的小范警官还借了我2元公交车费，至今没还给他，真是抱歉。小范审了我一整天，我却天然对他天然有一种亲近。小范青年才俊，从事警务工作，认真负责，他身上释放出的这种痕迹，使我有某种熟悉的故人之感。相反的，由于封控三年，我拒绝打疫苗、拒绝核酸，倒是被娘进门一句“害人精”，出门一句“害人精”。起初，我错误的以为我的个人行为是我个人的事，细究下来，我的个人行为，包括写作，都是堵塞了小辈的上升通道。自己以为是隐微写作，只对自己的三观负责，没想到却写成了亲人、亲情的反面，我成了家庭里的臭狗屎。我一直在想，是我该反思、调整自己的三观呢，还是社会该反思，对于一个躲了乡下角落里的默默无闻的写作者，给予多一些宽容、给予多一些空间。
还是要提到鲁迅他老人家。我之所以说他为文学上枷锁，就是文学发展到近现代，也就是新文学运动开始到蓬勃发展，他是第一个扯起“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这面大旗的，在他的影响下，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就纠缠不清了。托洛茨基文学革命的观点主要从自我定位、文学创作、社会认知三个方面影响到鲁迅。《延讲》的重要源头，就在他老人家这里。权力压迫的重现进而压抑文学创作和革命者的自由思想。他老人家自己倒好，这面大旗扯到自己左联的担子甩下来，闻听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整倒，自己就绝口不再谈托洛茨基了。在给徐懋庸的信中反而指斥他人为“托派”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由时我想，面对现实某种不利局面，我是否应当向鲁迅学习，学习他这种见风使舵、生存第一的法则，调整一下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2024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