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網絡圖片）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把解救者當成了敵人。

事例發生在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一家銀行的搶劫案，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竟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劫匪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演講中，分析出人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條件： （1）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2）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質的信息來源和思想；（4）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從以上的典型事例可以得出這樣結論，這種病症是由施虐者造成，受虐者在被施虐者長期的虐待下產生了慣性心理，已經處於麻木狀態，一旦獲得解救，反而不習慣，甚至拒絕。筆者由此聯想到在極權專制國家裡的民眾，患此症者不在少數。特別是在中共殘暴的統治下，使許多人得了這種病症，至今這種病情尚未消除，仍在中國大陸流行。下面列舉幾個事例是筆者親自接觸到的：

事例1：1978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決定給戴了近30年的地富份子摘帽，我老家本村一個地主寡婦，當村幹部宣布給她摘帽時，她非但不表示感謝，反而拒絕，說我這個帽子戴了幾十年，已經習慣了，不摘吧。當然還是根據政策給她摘掉了。摘掉之後，不罰她做義務工了，也不批鬥她了，誰知她反而不習慣這種生活了，跑到政府部門要求還是將帽子給她戴上，讓人哭笑不得。

事例2：筆者一個中學老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79年給他摘帽，他嚇得晚上睡不着覺，沒有一點高興的心情。有一天我去看他，並向他表示祝賀，誰知他對我說，這頂帽子不能摘，我也不想摘。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現在已經戴慣了，摘不是好事，今後如果一旦天又變了，再給我戴上更難受，還不如就這樣戴到死算了。

以上事例是筆者的第一手材料，無半點虛假。這種悲劇是誰造成的呢？當然是中共極權。

一、凡極權專制國家都是靠“施虐”方式來維繫其統治的

斯德哥爾摩現象，雖說是一種病症，但從中可推導出一個問題。就是在當今世界，專制極權體制國家，都是靠這套方法來達到其統治作用的。從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以及今天的北朝鮮金氏集團和伊斯蘭邪教恐怖分子皆是如此。而中共從割據時期就開始用這套辦法。在井岡山游擊區和鄂豫皖紅色根據地都是靠瘋狂地殺人搶劫來獲得民眾的“支持”的。今天中共宣傳當年紅色根據地群眾涌躍參加紅軍實際是一派謊言。真實情況是，當年擴紅是紅軍殺人太多群眾害怕，不參加紅軍無路可走，被迫而為。張聞天的妻子劉英就是當年擴紅隊長，毛澤東親口命令她，如果擴紅完不成任務，就要殺他幾個（可查劉英在《炎黃春秋》回憶錄），在湖北黃麻地區，紅軍殺人更多，群眾都是在高度恐懼下參加紅軍的，特別是張國濤在鄂豫皖大肅反時，紅軍將士團以上幹部百分之九十被殘酷殺害，而徐向前在他的《回憶錄》大言不慚這樣描述：

“當時內部殺了那麼多人，也沒有把我們黨搞垮，把紅軍搞垮。人心向着共產黨，向着紅軍。不革命人民沒有出路。幹部被抓一批換一批，再抓一批再換一批，被肅掉的同志，難以數計，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徐向前《歷史的回憶》） 這一段話說明當年紅軍在殺人的過程中，已經完成了“施虐狂”所具備的條件，而“受虐者”一方已經對“施虐者”產生了依賴性，所謂“被肅掉的同志，難以數計，隊伍就是不垮，極少有人叛變投敵”就是此意。也印證了楊景端博士分析人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條件中之一，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之四， 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中共奪取政權後，繼續搞起了“施虐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殺人無數，其手段殘酷，實為罕見。大陸民眾在中共瘋狂地殺戮中嚇得膽戰心驚，他們乖乖地順從毛氏的淫威，包括那些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完成了施虐狂和受虐者的互動。我們來看今天的北朝鮮金氏王朝，金三胖這小子一上台就玩起了“施虐狂”，他們用機槍掃射偷看韓劇的民眾；元山公安局將1萬名北韓居民前往觀看，被槍決者用布袋包着腦袋，綁在木椿上，不是用手槍，而是用機關槍掃射。被處決的屍體打爛難以辨認。現場看到這一幕的居民都陷入極度恐慌。他用狼狗活活咬死他的親姑父；將開會打瞌睡的官員拖去炮裂。據悉，當時將張成澤拉出處決時，會場上的人個個臉嚇得慘白，立即響起了“金正恩萬歲！”的口號。

二、今日大陸的“毛左”許多就是當年“受虐狂”的餘孽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當年遭到毛氏極權迫害的人，竟然崇拜毛澤東。我有一個同學，他有一次對我很誠懇地說，我父母都被曾經打成右派，我也受過不少罪，但我仍然不反對毛澤東，我覺得毛澤東做得對。還有一個朋友其父在肅反中被鎮壓，不但不恨毛，並且是堅定的毛左派。筆者曾到一些農村，有好多農民家裡還掛着毛的畫像，有的還在案台上供着毛的塑像，其實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當年受的苦也夠多了，有的在三年大饑荒家中還餓死過人，我問他們為什麼還這樣崇毛。他們幾乎是同一個理由，就是毛厲害。他們說，你看老蔣的八百萬軍隊都打不過他；抗美援朝把美帝國主義都打敗了，還不厲害嗎？因為毛厲害，所以就崇拜，希臘文“尊敬”和“害怕”是同一個意思，當你害怕一個人時，反而對他產生了依賴感，因為害怕，就崇拜，就產生了“斯德哥爾摩效應。特別是這些受虐者們，他們還幫助“施虐者”去害人，譬如，前些年各省毛左聯合起來聲討茅于軾先生；不久前山東毛左圍攻鄧相超教授，毆打不同觀點的人，充噹噹局打手。豈不，這些民主人士們正是為了讓他們擺脫專制的苦難，是在解救他們，而他們反而助紂為虐，這就是明顯的斯德哥爾摩特徵。這些毛左們很大部分在毛氏專制極權長期統治下，已得了“受虐症”，這種病一旦得上身，是很難治癒的。

三、“斯德哥爾摩症”為何產生在專制體制國家而不會在民主國家出現？

這個問題很簡單，民主國家是靠民主方式獲得民眾的擁護而鞏固其政權，而極權專制體制國家是靠暴力手段來維護其統治的。共產體制國家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而馬克思的主導思想是階級鬥爭學說，強調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於是，這些追隨者為了奪取政權就靠殺人放火。前蘇聯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百分之九十的高級將領被槍決；在中國，毛執政的27年中，沒有戰爭，沒有瘟疫，沒大的天災，被整死了近8000萬人。而毛的語錄中就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在這種極其殘暴的大環境中，必然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現象”。而這種體制不是像少數劫持者綁架少數幾個人，極權體制綁架的是整個國家的人民。因此，得這種“病症”的就不是少數人了。

另外，這些獨裁者們，從極權專制中獲得快感，他們從民眾對他的臣服中嘗到未有的剌激和享受，看到那些跪到他腳下的受虐者，心理上得到滿足，文革時郭沫若就對毛說，你是我的親爺爺；周恩來就在毛面前下跪。今日北朝鮮金三胖，在接見女兵時，個個哭得成淚人，唯有他張着大嘴笑。越是這樣，他們就愈加施虐，他們已經嘗到施虐者的甜頭，要想讓其收手是不可能的。

四、如何根治“斯德哥爾摩症”？

我們知道，“斯德哥爾摩症”是“施虐者”和“受虐者”互為一體的。要想解除“受虐者”的病症，唯一的辦法就是清除“施虐狂”，也就是說，要解救“受虐者”就得將“施虐狂”繩之以法。只要“施虐狂”還存在，“受虐者”的恐懼感就難以消除。在當今中國為何還有那麼多“崇毛者”，就是最大的“施虐狂”毛澤東的幽靈還在飄浮，他的殭屍還挺在“紀念堂”，頭像還掛在天安門城頭。當局利用他還在對人民繼續施虐。從畢福劍、鄧相超事件就可說明這個問題。中國人仍然害怕毛，如果不徹底否定毛，不將這個暴君惡魔推向歷史的審判台，不清算他的罪行，中國人的“斯德哥爾摩症”就難以根治。就像今天的北朝鮮，只有斬首金三胖，北朝鮮人民才能從“斯德哥爾摩症”中解救出來。

2017年4月14日 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