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
    寫這樣一個題目是因為最近的一次侃大山。在座的除了我之處，大家都一致認為現在過上好的生活應該感謝黨。對於這樣的觀點，我實在是懶得反駁，但想來想去，還是寫一篇文章來澄清這一問題吧。主要是因為最近實在沒有什麼話題可以寫了。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斯德格爾摩症候”，這是用一個真實的事件來指稱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現象或精神現象。話說，在斯德格爾摩，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被綁架了十多年，當綁匪被抓之後要被叛刑時，那個女子還出來為綁匪辯護，為綁匪求情。人們之後對於這一現象進行了心理學方面的闡釋，觀點大致是這樣的。當這個年輕的女子被綁架之後，一開始一定還是反抗的，但當她認識到反抗是沒有什麼作用的，而且反抗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危險（比如可能會因為反抗而丟掉性命）時，她為了自保，很有可能就選擇屈服，而且還可能會選擇主動的討好去謀取更多一點利益。另外，如果綁匪對被綁架人給予一定的優待，那麼就可能會使被綁架人一開始的順從與自身內在意願的矛盾變得不再那麼尖銳。這樣的情況不斷地持續下去，被綁架人可能就會習慣於這樣的生活方式，並對綁匪有了一種精神上的強烈的依賴感。
    在闡述這一現象時，總是說的“可能”，這是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像這個女孩一樣習慣於這樣的生活。其實，人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人要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會屈服於強權。如果人的自主意識較為強烈的話，就不容易屈服於強權的；反之，則容易屈服於強權。總的來看，這是一種普遍的人性，但並不是人性的本真。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就指出，人不可能對自己行不正義，也就是說人不可能出於自願地來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傷害。因此，人情願地屈服於強權只是一種假象，是異於人性的外在環境對於人性的壓制，使人性中的弱點得以放大化的結果。
    通過這樣的分析，對於黨的領導就不難理解了。黨就相當於那個綁匪，他剝奪了人民的自由，通過大棒加胡羅卜的方式使人民情願或者不情願地屈服。改革開放之前大棒多一點，現在胡蘿蔔多一點，甚至還加了點糖塊，從而使得許多人感激涕零。然而，綁匪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對人民自由的限制並沒有解除。只不過，之前人民是被關在屋子裡，現在是允許出屋了，但大門還是不允許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