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窗齋夜話（18）
吾 丁

在反思近代中國與西方較量中經常慘敗的原因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清國輸在敵人的“船堅炮利”之下，言外之意是說，清國輸在“器物”的層面上。這顯然是一個片面的結論。實際上，東印度公司開始向清國進行貿易活動的時候，清國的商船，無論規模還是工藝，都不遜色於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最大的商船大概有1000噸的載重量，水手約180人左右，氣派非凡。當然，當時清國的海軍艦隻還是處於劣勢。這一點有些令人不解，為什麼商船可以造的那麼好，而軍艦卻那麼落後？以至於鴉片戰爭一打響，英國僅靠一直幾千人的遠征軍就拿下了這個不可一世的大帝國。這個結局確實有器物的因素，因為當時清國的軍艦，最大的也不過排水量300噸，加上清軍訓練無章（比如海防有炮台，但士兵不懂炮法），打起來就一敗塗地。

清國或許吸取了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開始重視器物的發展，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清國的海軍已經是一支裝備精良的海軍了，清國海軍的主力艦隻，和日本一樣，都是在英國格拉斯哥定做的，與敵軍相比，清國的海軍無論是總噸位，艦隻的質量，戰鬥裝備等等，都不遜色於日本海軍。

但是，在沒有“船堅炮利”的差別之下打了一仗，結果敗得更慘：全軍覆滅。

可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是一個“船堅炮利”可以解釋的。

究其原因，我認為還在於人的素質和國家體制這兩個互為因果的因素中。人的素質越差，就越不能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國家體制，而國家體制越落後，人的素質越不能提高，這個惡性循環，是近代中國歷史舞台上的主要節目。

回顧中國這個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國家，是一個政治生活由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壟斷的專制國家，無論誰掌管國家權力，民眾都與國家政治無關。到今天還是這樣，政府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象徵，政府只和上層社會有直接關係，普通的民眾根本沒有權力，也沒有渠道參與國家政治。俗話說：這是一個兩張皮的社會。政府是一回事，而民間儼然是另一個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很大的成果是結束了封建時代，形成了基於憲法的近代的國民國家，這在國家形態上是一個本質性的進步，國民與國家和為一體，在法律的制約和保護下，國民直接參與國家政治。但是清國落後了一步，而且這一步，到現在也沒有趕上來。換句話說，今天的中國，仍然沒有完成相當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的國家形態的轉變，沒有形成國民國家，所謂的“中國人”，只是一群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習俗，同文同宗，居住在一起的人群而已，他們沒有真正的國家觀念，他們標榜愛國，實際上他們還沒有進入一個共同的“國家”概念。

中國政府熱衷於“講政治”，這只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舉動，因為政治只存在於上層社會，普通大眾沒有政治，他們生活在一種共同的文化中，僅此而已。

回顧一下國民黨人建立的中華民國，歷史學家都承認，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國家，這在當時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但是歷史播弄中國，戰爭打亂了中國的發展進程，國民黨人最終輸給了以共產主義為信念的共產黨人。共產黨具有兩個特徵，第一，這個組織不是適應中國本土社會的需要自然而然生發出來的，而是外國人根據所謂的“世界革命”的需要，在中國建立的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為基礎成長起來的，因而可以說，共產黨從根本上就不是屬於中國社會的產物，它是一個怪胎；第二，這個群體是由一群社會邊緣人士組成的，他們的主要成員，不屬於中國傳統社會農工士商四個階層的任何一個階層，確切地說，他們是一群流氓無產者。他們最大的缺陷在於，幾乎沒有人受到過系統的良好教育。前期的共產黨領導人中，還有幾個可以算得上知識分子的成員，但是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遭到了淘汰，不得善終。到共產中國建立的時候，其領導集團的成員，幾乎只剩下那些鄉村出身的流氓無產者了。

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毛澤東，自作主張地把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國的革命叫做“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把自己的革命叫做“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今天，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共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人的政府，取得了中國政權以後，馬上完全脫離了“舊”或“新”的民主主義的概念，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回歸到了清國的國家形態，回歸到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天下”政治形態。用共產黨人最常用的批判語言來說，他們實行了一種徹底的落後國家形態的“復辟”。毛共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是一種倒退，而且這種倒退是跳躍式的，它徹底抵消了國民黨人經過苦苦努力建立起來的一些珍貴的政治進步的社會基礎，因而一下子把中國社會倒退到了更遠的地方去。

今天的中國，與清國後期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致力於進行經濟改革，希望藉此能夠推動國家的真正強大。歷史的結局已經表明，這樣的希望是渺茫的。清國已經給出了榜樣：洋務運動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最後仍然擺脫不了全軍覆滅的命運。

反思歷史，但願我們能夠明白一些表象背後的東西。

2005．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