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一個國家的未來，不妨去觀察這個國家的大學。大學之殤，乃國之不幸。

今年5月4日，在北大成立120周年隆重的校慶典禮上，身為一校之長的林建華教授，在致辭中讀錯了“鴻鵠”一詞，更有網友指出，他還讀錯過“莘莘學子”、“諄諄教誨”和“乳臭未乾”這些常用的成語。這一連串的低級錯誤，在公眾面前徹底暴露了今天的北大校長在人文修養上竟會是如此出人意料的拙劣。

本來，就算是大學校長，讀錯幾個字也無可厚非，更不必吹毛求疵。2005年5月，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應邀訪問清華大學，在互贈禮品時，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向宋楚瑜贈送一幅小篆書法作品，內容是黃遵憲的詩作《贈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面對着向全世界直播的攝影機鏡頭，顧秉林念到“侉”（讀音kuǎ）字時竟卡住了殼，好在有旁人的提醒才得以圓場。顧秉林教授是研究物理和材料科學的，雖然發生“自己送出的禮品上寫的字自己不會念”這種事有點荒唐，但“侉”字畢竟是個生僻字，書寫的字體又是小篆，此事雖被輿論界譏諷為“校長不識字，博士亂翻書”，可清華畢竟以理工見長，去苛求研究理工的清華校長也擁有一流的文字修養，就未免有些勉為其難了。

但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為北大向來是以深厚的文化積累和人文沉澱而譽滿天下的。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為北大一向是以“精神自由，兼容並包”而引以為豪的。林校長的錯字門讓全國人民突然間發覺，雖然“我的國”看上去是“厲害了”，但我們最頂尖的學府原來也是可以這般名不副實的，否則校長大人為何會白字連篇呢？

尷尬就尷尬在這裡，林校長一不小心竟去戳破了黨國好不容易才支撐起來的強國夢的玻璃心，丟了黨國的臉面。在全國人民的口誅筆伐下，林校長再不說點什麼，看來真的會過不了這道坎。於是他苦口婆心的向同學們寫了封致歉信。他在信中寫道：“真正讓我感到失望和內疚的，是我的這個錯誤所引起的關注，使人們忽視了我希望通過致詞讓大家理解的思想：‘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能夠讓我們走向未來的，是堅定的信心、直面現實的勇氣和直面未來的行動。’”

林校長終於道了歉，不論出於何種目的，其態度在今日中國之官場也可謂難能可貴了。雖然這封致歉信，究竟是寫給同學們看的，還是寫給組織看的，我有點拿捏不准——但回想起他的前任周其鳳校長在2011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視察北大時深陷“諂媚笑”事件，周校長也是這般回答的：“有人說我對領導諂媚地笑，但你們仔細看過那張照片嗎？我面對的是學生，而不是領導！”你看你看，周校長說他諂媚的原來是學生啊，那林校長道歉的對象當然也是學生嘍。看來現在的北大，在這種事上，也已經形成了傳統啦。

問題是，林校長雖然道了歉，但公眾輿論更加熱烈了。林校長自鳴得意的言論“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很不幸又一次成了眾矢之的，他的這番話，讓嘆息和失望中的公眾對這位名不副實的北大校長感到了加倍的失望和無藥可救。

北大的校訓“精神自由”，其中就包含着焦慮和質疑這種精神的自由。五四運動之後，受蔡元培委託，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1920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發生一周年的紀念日。蔣夢麟和胡適先生一起，也是面對着同樣懷着一腔愛國熱血的北大學子們，他們共同發表了一篇標題為《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原載於1920年5月4日《晨報副刊》）的講稿。在將近百年前的這篇講稿中，蔣夢麟和胡適針對還不算腐敗透頂的北洋政府和正在潰爛的社會現狀，他們說道：“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要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看啊，同樣是北大的校長和教授，近百年前竟可以對國家的前途和社會的現實如此焦慮，如此質疑，憂國憂民，熱血沸騰。而到了今天，同樣也是北大，在校長看來，焦慮和質疑反而成了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了。看來校長大人是恨不得讓學生蒙住自己的眼，堵住自己的耳，捂住自己的嘴，讓學生們面對這樣的世道在心中默默的說：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都不需呼喊——嗨，同樣一個北大，這樣的翻轉，差距是何等巨大？真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沒有對現實的焦慮，沒有對是非的質疑，一切安於現狀，社會怎麼還能進步？科學怎麼還會發展？難道林校長真的那麼目光短淺，連這點辨別的能力也沒有嗎？當然不是，問題的關鍵在於立場決定了思維。不要忘記，林建華不僅僅只是北大的校長，他也是北大的副書記；林建華也不僅僅只是北大的教授，他首先是政府的高官——因此，站立在組織的角度上，在他看來，“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這句話，又有什麼不對呢？我們的大學正在培養的，難道不正是那些聰明到足夠可以做個高級奴才，又麻木得不知焦慮、不懂反思和質疑的糊塗蛋嗎？誰又敢保證，林校長所說的“我們”，和公眾所說的“我們”，就是同一個“我們”呢？

同樣也是北大的校長，胡適先生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真正之覆亡不在於軍事之失敗，而在於文化學術之滅亡，為了避免國家滅亡，我們應努力致力於國家的文化學術事業。

再看看今天中國大學的現狀吧，是誰在讓文化和學術消亡？北大校長在大庭廣眾念白字；清華的國情研究院研究出中國國力已經在整體上超越了美國；浙大教授在開課教學生怎樣煉丹藥；武大曾經還開展過卡扎菲思想的學術研究工作。就連長沙理工大學這樣的學校都成立了“社會主義有點潮”的研究中心，而說是培養國家高級幹部的各級黨校據說培養出了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一批畢業生……

今天的北大“校長讀白字，書記亂翻書”所暴露的，其實只是中國大學現狀中千瘡百孔的一個縮影，也是各行各業和整個社會被扭曲毀壞後所映射出的一種怪象。大學是培養青年人才的搖籃，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面對這般淪落的北大，覆巢之下，又豈能有完卵？面對被這般閹割的北大，國家的未來又會在哪裡？難道靠喊幾聲“厲害了，我的國”就真能把中華來崛起？

當然，過度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雖然今天的北大“兼容並包”早就談不上了，但是其“精神自由”卻是難以抹煞掉的，焦慮和質疑究竟有沒有價值也不是由校長和他的組織可以左右得了的。不久前北大外國語學院的岳昕同學對20年前北大教授瀋陽的性侵事件所表現出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便是對今天中國大學現狀的最好解答——今天中國的大學裡，衣冠禽獸的無恥之徒並不稀少，但剛正不阿的良心人士也同樣不會稀缺。

今天北大的怪象，歸根結底來說，便是這個國家長年來施加在教育中的意識形態弊病積累的制度性結果。北大的精神早就破敗掉了，人文的破敗是必然的。盛世裝點的社會已經如此不堪，金玉其外的大學亦不能例外，此實乃民之不幸、國之不幸也。但是，只要焦慮和質疑還在，只要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還在，北大的精神是滅不掉的，國家的希望也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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