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透過文體窺見政俗消息，透過文心覘知世道人心，則文哲學者不免終輸史學家一籌中國自古是文章大國。所謂文章大國，不但視文章一道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且指“文”與“學”不分途，有學者無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學。降及近代，儘管學術界也模仿了西方學術的現代分工，但是無論學者所治專業為何，若缺乏基本的文學素養，則仍難躋身上流。
錢穆先生是史學大師，文章一道，為其餘事，但是他素來強調“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所以在古文辭方面也造詣頗深。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頗堪玩味。

1949年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我們現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師從袁吉六先生學古文辭達六年之久，造詣非同尋常。就連胡適也認為，中共的白話文以“我的學生”毛潤之為第一。但是這篇布告，辭氣卻頗為嚴厲。錢穆先生從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錢基博先生大約受乃兄影響，不為所動。

由於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他們其後的命運也大相徑庭。錢穆先生不但在港創立新亞書院，絳帳春風，桃李滿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錢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

這裡無意於對他們當時的選擇做價值評判。但是，比起文學家的文體學來，錢穆先生這種史家的文體學功夫，卻委實讓人驚嘆。

中國古代的文體學發端於先秦，而大成於六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劉勰的體性論是承繼了六朝裁量人物的“才性論”而來，所以他由內及外，從人格而論及文體。

在他看來，個體性格與心理差異決定了不同的文體風格：“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反之，也能從不同的文體風格窺見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情：“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然而，文學家的文體學，往往專注於文章的駢散奇偶、繩墨布置、起承轉合這些屬於文學的形式要素。這些當然也很重要，但要具備穿透紙面的洞察力，玩味文章的神理氣味，從中讀出更多的東西來，就遠遠不夠了。吳季札曾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儀而陋於知人心”；若文學家的文體學，可謂明於形式而陋於知世道人心。而見慣歷史興亡的史學家的文體學，卻往往能夠以意逆志，洞燭幽隱，直指本心。曾國藩當年就主張，讀文章、辨文體，要“先認其貌，後觀其神”。若史家錢穆先生的文體學，可稱得上是“能觀其神”了。

錢穆先生的回憶中還有一段軼事，涉及哲學家馮友蘭。當年在昆明西南聯大，馮曾揶揄錢穆說，“君治史學，事屬過去；神者伸也，事屬未來。君治史學，乃為鬼學；我治哲學，即神學也。”頗以能應帝王的未來之學自詡。可是1949年10月，馮友蘭向毛澤東寫信表態說：“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回信卻說：“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馮當時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麼不老實”。馮先生的哲學文章風格獨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卻引喻失當，比擬不倫。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來，實在是語近輕薄，宜給予當頭棒喝。後來馮先生雖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實由當初的這一信所致。

錢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學，獨步天下。馮友蘭先生也是一代哲學大家。儘管他們所攻術業不同，其實都是文體大家，但若論透過文體窺見政俗消息，通過文心覘知世道人心，則文哲學者不免終輸史學家一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