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非但沒有享受到任何“賠償”，反而在有關的“凡爾賽和約”上，不顧中國代表在全國人民堅決反對的壓力下拒絕簽字的事實，強行決定將戰敗國德國的在華利益全部轉給日本。消息傳回國內，全國上下群情激憤。當時中央政府所在地北平（北京）的青年學生自發（那時還沒有共產黨）舉行了遊行示威，獲得廣大市民支持，在情緒激動中發生毆打官員、焚燒官邸的暴力行為，釀成一件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成為中國近代史的“輝煌”一頁。事實也的確如此：這件事所起的“帶頭示範”作用，形成了中國政治的固定模式—“五四精神”。不僅成為國民黨統治時代後期的夢魘，接下來又成為共產黨鼓舞民情、凝聚民心的大旗。現在，又有人想從不同角度來爭奪這面大旗的“扛旗權”，理由總是“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現在八十多年過去，當我們在觀察、討論那個社會當前呈現的許多問題時，竟然發現無論從現象到原因、到反應，都給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不僅還是言必稱“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連社會生的病和“郎中”們開的“藥方”都幾乎一樣。總而言之，歷史似乎真是又沿著“螺旋形”地再轉了一圈！所以覺得，完全應該從更深一點的層次去找一下原因。

本來，由於作為繼承、傳播、發揚民族文化的讀書人，總是以不求甚解的態度，去對待自己那個博大精深，並且經過濃縮了的文化（類似電腦中的“壓縮文件” 詳請見http://home.computer.net/~pyd/czl210906.html），再加上自己一點也不比別人少的自私、貪婪等“天性”的作用，幾千年下來，終於將那個文化解讀成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封建統治集團服務的一套完整的規則，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智下愚”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聖賢）書高”“三從四德”“難得糊塗”“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之類，製造愚昧，培養小人和陰謀家。完全把民眾的精神和行為，納入了一種教條的模式。這難道不正是那個國家在自然科學領域裡日益落後的一個原因嗎？因為那個領域裡最需要沒有約束的思維和想像力。這也坑害了大多數讀書人自己，使他們不能真正發揮自己的才能來報效國家，更不要說成為民族的“脊梁骨”或“代言人”了。不但自古以來，從來沒有看到讀書人能夠凝聚自己良知的共識，去對歷史產生過真正正面積極的影響，他們身上好象長就一根“為反對而反對” 的“反骨”（所謂“文人相輕”，而不是馬克思提倡的那種層次的“懷疑一切”）。文革中更證明他們連自己都救不了，一部分堅持理念原則的人，得不到任何支持，只有採取自殺來表示反抗；另一部分“識時務者”馬上見風轉舵地去為虎作倀；剩下的噤若寒蟬，採取了“留得青山在”的策略；總之沒有起到任何正面積極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讓那些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民眾和易衝動卻沒有社會經驗的青少年學生，在上面故意煽動、縱容的情況下，當然就會做出許多荒唐和後果嚴重的事情來，否則豈不證明“讀書無用論”的正確了？（《文革的啟示》http://home.computer.net/~pyd/ccl06.html）

這樣的事實，可能也說明為什麽中國歷代政權的更迭，總是要靠少數不得意的讀書人，去領導發動農民或城市流氓無產者之類，通過武力的方式解決的原因，因為讀書人的情況和“文革”並無區別，當然也不能指望對社會產生理論上有進步意義的改變。可以認為中國迄今為止所發生的所有政權的變更，都只不過是以武力強行進行的“重新洗牌”而已，而玩牌的�諔蛞巹t幾乎從來沒有變過。這個道理也是非常清楚的，因為任何一次變革，都沒有取得大多數讀書人的一致共識，當然不能指望他們再對民眾起到團結一致的“脊梁骨”作用，看看今天他們在網路論壇上的表現就知道了。

其實一個文化就象電腦的操作系統，功能越強，對包括使用者在內的硬件環境的要求也越高，因操作使用不當產生的問題較大較多，也更容易受病毒影響而後果嚴重。對文化而言也完全一樣，相對越是複雜的文化，可以訓練出比較“聰明”的人，但是聰明人的“聰明”，即可以用來做對社會和民族有利的好事，也可以做損害社會和民族的壞事，而且無論正面的貢獻或負面的破壞能量，都將跟“聰明” 的程度成正比。這早已被無數事實所證明，尤其被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作出的偉大貢獻和能量相當效果完全相反的破壞（文革），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典型，也是他去世二十多年後，至今不能 “蓋棺論定”的原因。

中國的問題就是出在這上面。它訓練出來的人的確比較“聰明”，所以他們在國內過不下時，就想法跑到外國去，而這些在國內沒有成功的人（當然不是指現在那些高幹或高貪子女的移民），並不是去外國當乞丐討飯，往往經商比當地人還要成功，甚至會引起當地人的嫉妒而產生“反華情緒”，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很快熟悉、適應新的環境，並找到自己的出路。可是很少看到其它比中國更貧困的民族能夠這樣做。

可惜這種文化沒有提供能夠集中發揮利用這種聰明的環境條件，結果合到一起反而“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當毛澤東接受到西方馬克思的“造反有理”觀點時，很快就和中國歷史結合，創造了自己的革命理論，並且在文革中將其發揮到極端，變成了“誥任何反有理，革他人命無罪”觀念，這種觀念的典型代表，就是現在所謂的“五四精神”。這種精神完全喪失了科學性，所以儘管在中國已經先後“發揚”過四次（五四、二戰後反國民黨政府、文革和六四天安門事件），卻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好結果，所以也幾乎可以斷言，即使以後還要想“如法炮製”，也不會有好結果。

中華文化中有“吾日三省吾身”、“物極必反”之說，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造反”和“革命”，意義就大不一樣了。在民主時代，民眾是社會的主人，不僅理論上，他們要對社會發生的一切問題的後果負責，事實上也是如此，尤其在媒體資訊傳播迅速發達的現代，在競爭和利潤的刺激下，任何不良風氣，都會很快被擴散和傳染。當我們一致鼓吹追求物質和金錢的價值觀時，不難發現，貪污、腐敗正是達到那兩個目的的“捷徑”。所以一旦當上官，具備了走“捷徑”的客觀條件，這時就很難拒絕它的引誘了。這也是為什麽對那些“貪官污吏”反來反去，總是“前赴後繼”地不見少，現在連所謂有先進“民主制度”的國家，也好象有同樣情況發生，道理是完全一樣的。以為靠制度可以解決的想法，不是無知就是騙人（《從安然案看“制度決定論”的破產》http://home.computer.net/~pyd/czl0130.html）。所以很明顯，真正想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靠“大眾皇帝”躬身自問，造自己固有錯誤觀點的反、革精神的命，從道德角度來“以身作則”，才能讓“公僕”們有所畏懼。否則“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其實所有官員不都是大眾皇帝的“兒子”嗎？就算把這批兒子都革了“命”，又怎麽能保證在同樣家庭環境和教育下的下一批去當“公僕”的兒子們，就不會重蹈覆轍呢？其實“人為財死”和“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這樣的俗話，就已經回答得非常明白了。如果這些官員從小就在這樣的“哲學”薰陶下，又怎麽能指望他們能有其它表現呢？這不正是那裡社會的貪瀆風氣能夠上千年地沿襲下來的原因嗎？

也許有人會擔心，這樣一來豈不是讓有些人沒有被“革命”的顧慮，將更加肆無忌憚起來。是的，如果單純這麽做，當然是會發生這樣的偏差的。只是他們忘記了法制和法律的存在，正是恰到好處、相輔相成地彌補了這個漏洞。因為今天人們之所以埋怨“法制不彰”，有一個重要而現實的客觀原因，那就是“法不治眾”。基於上面的理由和實際感受，可以認為，今天社會中的反腐敗呼聲，起碼有一部分的動機，不是對腐敗本身的痛恨（網路上的部分論點可以證明），而是由於自己不能從腐敗中分到好處、最後更要為別人的腐敗使自己的利益受損而不滿，就象筆者所處的年代，人人痛斥“走後門” 的不正之風，卻又幾乎大家都在“走後門”，比如不要說工作調動、孩子上學、以及找好醫生看病、這些至關重要的事情，連自己這樣沒有太多關係戶“後門”可走的普通民眾，在憑有限的“肉票”買肉時，都想找熟人去買一塊骨頭少、質量好一點的肉。所以即使原來的腐敗者受到懲罰下台，接替者上去，只要腐敗的客觀條件繼續存在，就很難不受到引誘而避免“重蹈覆轍”，這難道不正是許多地方的現實嗎？只要現象一普遍，法律就難以揍效了，因為可以“殺一儆百”，卻不能殺一萬去“儆一百萬”，結果產生惡性循環，到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有靠發動“革（他人）命”來解決，再重新進入新一輪循環，這正是中國歷史表現出來的特徵。

但是，如果多數人從理論上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危害性，從道德上加以鄙視、抵制和監督，那麽，再上去的官員，在家庭和社會輿論壓力下，很可能就不敢再去做，就算有少數人敢繼續，那時的法律，就可以在社會輿論的支持和壓力下，放手對犯者加以嚴懲不怠，從而形成良性循環，一旦能夠做到，這種問題的發生可能性，就怕比美國還要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