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蘆最近準備走向光明彼岸，從野雞網絡坐家變成掙銀子的正宗坐家。本來也是，連文字都寫不通順的《中國可以說不》、滿紙黑壓壓病句錯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文盲們都可以出書，我為什麼不能？劉主席教導我們：“與其你篡黨，不如我篡黨。”（根據造反派揭發，那是他老人家怒斥彭德懷時說的話）。與其讓濃度達99.97%的文盲騙錢，不如讓我這7.312%的文盲賣自己的腦汁和心血。所以近來發下毒誓，再上網來寫新玩意就是眾人的孫子！一定要天天坐家整理舊作。上周非文盲同志指示，我應該把選進文集的文字逐一貼出，請各位網友飽和轟炸一番。他的指示我覺得非常有道理，但限於時間，這樣做勢必延遲成稿時間，而我已經拖得夠久了。所以我準備只把重寫或吃不準的文章貼出，請熱心網友們儘量吹毛求疵，挑一下硬傷軟傷迷你傷。下面這篇文字大部重寫，小部重排。我在整理舊作過程中，發現若干文章有雷同部份。這也難免，因為是隨機寫出來的東西。在整理的時候我就儘量把雷同的段落刪去，話題類似但互有補充的段落就移到某一篇專門文章中。所以下文由三部份組成：新寫文字，保留下來的同名原稿的一部份，以及從別的文章（如《如果日本沒有進入中國》）移過來的少量文字。我吃不準的地方是拳亂後中國受的懲罰，第一是賠款數目是否正確，第二是大沽炮台到底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還是在拳亂後被平毀。如蒙網友賜教，不勝感激！特別希望林奸思雲和大賊賽昆幫我看一下，如有肥定可打，請趕快下手，老蘆叩首出血！

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愚昧的民族？

一、題解

本文雖然以問句作為題目，但誰都看得出來，那肯定的答案是隱含着的。我堅定地認為，以主體而論，中華民族確實是個愚昧的民族。她的愚昧就算不是世界第一，恐怕也是名列前茅。許多讀者多次質問我：你動不動就說中國人怎麼怎麼，中華民族怎麼怎麼，完全是一篙子打翻一船人，難道你自己不是中國人？某些水平校高的讀者也說：你這種豪斷，毫無社會統計資料支持，完全就站不住腳，是毫無意義的叫罵。這些人不明白：我說中國人、中華民族怎麼怎麼時，指的是一種主流趨勢，也就是社會成員主體的思想方式和行為特徵，並不是一網打盡、不留孑遺的全稱判斷。這種主體判斷雖然沒有可能以統計學資料作為證據，但都是建立在鐵的事實上的。它們根本就不是什麼分散零星的個例，而是在時間坐標上一以貫之，在空間坐標上囊括大批中國人甚至全民的主流社會活動。對這些國民劣根性的尖銳暴露和理性批判，也決不是什麼無聊叫罵或是毛共式的“大破大立”的“大批判”，而是為國人總結經驗教訓，避免日後重犯類似錯誤的建設性批評。這裡面的道理老祖宗早就講得清清楚楚了：“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看見邪路何在，以後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了。諱疾殺醫，只能說明咱們這個民族確實是蠢到了姥姥家。

二、難堪的事實

在我看來，咱們的愚昧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缺乏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愚昧，一種是因缺乏應變能力、調適能力和學習能力，在面臨危機時蠢勁大發作，以內分泌腺體和唾液腺代替大腦，去悍然自殺的愚昧。前者主要涉及到社會精英，後者則席捲全民。兩者的表現和後果都不一樣，但發生機制是一個，後者不過是前者的延伸而已。精英愚昧使中國變成了一個思想殘障大國。中國是世上的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民族歷來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以文明積累時段和人口比例而言，中國應該出產最多的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和大藝術家，可惜，如所周知，中國自秦朝以後再沒出過大思想家，而且根本就沒有上得了台面的大科學家和大藝術家。如今這世上的主義和學說有萬萬千，可惜沒有一種是咱們中國人想出來的。兩千多年下來，咱們這塊風水寶地上出過的大哲學家就只有老子和莊子這麼兩個人。更令人氣短的是，儘管在今天看來，老莊思想之幼稚、原始、混亂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然而卻至今是咱們的無上國寶，不但為現代知識分子頂禮膜拜，而且是居然是政治家如毛澤東輩改造社會的靈感來源。可惜，論思想的廣度與深度，老莊不但根本不能和大致同時的喬達摩（釋迦牟尼）同年而語，而且似乎也遠不及略後於他們的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如果西方今天還有誰在引用古希臘哲人的語錄，以為那些粗淺說道是什麼萬世不磨的真理，就一定會變成愚人節笑話。不幸的是，幹這種事在咱們這兒反倒成了一種顯示高深學問的方式，是一種“玩深刻”、充哲人的捷徑！這種獨有的“哲學的貧困”現象，似乎本身就說明了咱們應該是國際上的“智力扶貧”對象。精英愚昧只造成了文明發展的停滯不前。

更可怕的還是是全民愚昧。後者多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大發作而引來民族災難，造成社會大踏步後退，甚至文明的毀滅。在面臨外敵威脅時，人民的本能反射必然是根本不考慮強弱對比，只知道高喊抵抗，把老成謀國的負責人當成漢奸予以打倒。中國是世上唯一一個在大敵當前殺掉甚至吃掉國之干城的國家。岳飛、于謙、熊廷弼、袁崇煥都是外國歷史上找不到的悲劇英雄。這種驚人的愚蠢以義和團的騷亂最具代表性，以30年代的“逼蔣抗日”造成的禍害最為深廣。後者我已在《悲劇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劇》中講過，這裡且看看義和團那種全民愚昧造成的災難。和官方洗腦宣傳相反，拳亂根本不是什麼中國人民挺身而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本質上，它是西方文明與本土文明之間的衝突，最典型、最充分不過地反映了在面對外來先進文明挑戰時，顢頇死硬的中華民族採取的無比愚蠢的應對態度。當時海禁已開，列強已經在中國建立了勢力範圍、通商港口甚至租界，但沒有哪個國家有權在中國駐軍，也沒誰有什麼具體的侵略或征服中國的計劃。總而言之，中國並無亡國之禍。衝突之起，只不過是鬧“教案”：當時能進入中國內地的鬼子只有傳教士，這些人到處傳教，發展了許多村民入教，成了“二毛子”，因而引起愚民的憤怒。因為都姓“二”，二毛子中當然也有二流子混在裡面，但最根本的衝突還是本地文明對外來文明的排斥。這本來不是什麼壓迫與反抗的問題，完全可以達成理性妥協。但愚民們在守舊士紳們的鼓動下卻因到處流布的謠言（諸如教堂收養棄嬰是用小孩心肝合藥，教士偷割中國人的眼睛去作藥等等）起來組織義和拳排外造反。亂事始於山東，因得到守舊仇外的地方官支持而蔓延開來。後來袁世凱調任總督，便大殺拳匪。拳匪於是逃到直隸，在那兒因受到官方庇護而如野火燎原。當時慈禧想廢了光緒，已經立了大阿哥（太子）。但列強喜歡光緒的開明，便表示不同意。慈禧非常憤怒，在她看來，廢立是愛新覺羅家的家事，豈容外人置喙？但她被鬼子打怕了，只得隱忍不發。不料大阿哥之父急於讓他兒子登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自己退休。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拼個魚死網破。這背的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名義收編，賜名“義和團”，在名義上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正規軍的民間武裝力量）。這義和團和曾文正公率領的民團不同，它真正是人民武裝。唯其如此，它靠的便不是三韜六略，良帥勇將，而是特異功能和天兵天將，真正感興趣的不是什麼“扶清滅洋”的響亮口號，而是殺人放火發國難財，最拿手的是打勇敢而安全的太平拳，諸如燒教堂、砍電報線杆、扒鐵路、將落在他們手上的個別一、二毛子圍毆致死，等等。當這些匪徒奉旨進京去“滅洋”時，災難便降臨到北京城中。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個裡通外國的罪名，立刻便被搶掠一空。匪徒們甚至衝進大內去搜索第一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爺才逃過大難。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一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麼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因為這，更因為慈禧對各國宣戰並派出拳匪和聶、董的正規軍圍攻各國使館，才引得八國聯合出兵，解救被圍困的外交人員。當災難降臨之日，便是人民革命顯出它難以思議的愚蠢之時。彼時重機槍已經發明，但拳匪們成竹在胸，因為那不過是鬼子的妖法，可被天上招下來的孫大聖、豬八戒、紅孩兒、關公、張飛、趙子龍等正神毫不費事地破去。刀槍不入的拳匪的屍體狼籍遍地，然而別說東交民巷使館區，就連西什庫教堂那彈丸之地都沒給打下來。等到鬼子救兵來了，拳爺們便勒令全城軍民早上不許洗臉，晚上不許點燈，道是“三天不點燈，鬼子就吹燈；三天不洗臉，鬼子就玩完。”這種愚昧，老蘆無知，還真是從世界史上找不出第二例來。空前的愚蠢造成的空前的災難。待到聯軍打進來，闖下潑天大禍的匪徒們便一鬨而散，只剩下聶士成將軍率部與敵人血戰，直至壯烈殉國。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每人賠一兩銀子，列強從此在首都駐軍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大沽炮台被炸毀，以便日後鬼子可以隨時揮師撲入北京城來解救同胞的燃眉之急。最令人氣短的是：挨了人家的痛打和侮辱，咱們還在國際社會上輸了理：誰讓你縱容暴民，殺害非武裝的傳教士和受國際公法保護的外交人員？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拳亂最嚴重的惡果是，它使得中國財政破產，激化了內外危機，為晚清改革的流產埋下了孽因，使辛亥醜劇一發而不可收，將中國沉入血海長達半個世紀。

可笑亦復可悲的是，這愚蠢空前卻非絕後。60年代後期，神州大地上又一次出現了“義和團”和“紅燈照”。現代匪徒們衝進英國代辦處，揪斗外國使節，縱火燒毀英國代辦處。姚登山等人在奪了外交部的權後，給英國下最後通牒，勒令對方在幾天內撤出香港。在香港，匪徒們搖着小紅書，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進行恐怖活動，製造流血衝突。90年代末期，暴民們又一次襲擊美國大使館，放火焚燒成都領事館。直到最近，還有著名網絡作家出來歌頌拳亂的“正義性”，說明咱們的愚昧真是世代相傳，堅不可摧！在處理內部危機時又何嘗不是這樣？兩千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不堪壓迫，起來造反作亂，將家園投入周期性的大破壞中。造反頭子們只想“彼可取而代之”，卻從來沒有能力在改良制度上打點主意，突出這種“亂──治”循環，以至一個世上最古老的文明社會歷兩千年而毫無尺寸長進，反而在緩慢退化，讓後起的歐洲人趕了上去。愚昧的造反幹了兩千年，最後便迎來了XX統治，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可悲的是，XX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歷史上見所未見的深重災難，並不主要是因為領袖們的惡毒或喪心病狂，卻主要是因為他們是一群愚昧絕倫的暴發痞子，從而領導中國人民干出了史無前例的最高最活的蠢事：全國到處建起爐溫連鐵的熔點都達不到的“土高爐”來“煉鋼”；用“老虎灶”噴出來的水蒸氣製造萬能的“超聲波”；在報上證明人其實不需要睡覺，可以24小時連續不斷地工作；大搞“群眾性技術革新”弄出來的“車子化”和“滾珠軸承化”（用手推車代替扁擔，連山區都不例外）；在大車上裝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來；每畝地施萬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穀子上；放火燒去森林來制“煉鋼”用的“焦炭”；把農家版築牆或土坯牆推倒作“肥料”；在沒有水源的地方修築水庫；在建設重大工程時發明出舉世無雙的“邊設計邊施工”；建起全國數一數二的大鋼廠來才發現根本沒有電力來源；修起三門峽水庫才發現年年被泥沙塞死；全國所有的街道、企業和商標名字都實行“革命化”；廢除醫院分科和醫護分工，不許醫護人員戴口罩，否則就是看不起工農兵；用《毛主席語錄》治療精神病人和腦部受了器質性損傷的麥賢得同志；用針灸“治療”天聾地啞，讓“治好”的聾啞人喊“毛主席萬歲”還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針刺麻醉；針灸治療近視眼；普及大寨縣，毀去果林，在山區到處修梯田；讓軍墾戰士口誦毛主席語錄，跳進為颱風席捲的海浪中，用肉體凡胎去保護大堤……

許多人習慣於把所有的醜事都賴到我黨頭上去，以此來為民族開脫。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和領袖。XX主義確實是進口來的災難，但有趣的是，這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就跟鴉片似的，一進來就和中國人民一拍即合，絲絲入扣，處處合拍，息息相通，心心相應，到現在都沒法擺脫它的蠱毒。相比之下，要把西方文明的精髓諸如人道主義引入中國，就比登天還難。正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符合咱們的愚昧傳統，它才在短期內以雷霆萬鈞之勢、排山倒海之力磅礴全中國，而葆其美妙之青春。而且，同樣是搞XX主義，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蘇共和中共的治國之道，立刻就能洞見兩者之間質的差別。蘇共搞的是秉承了歐洲理性文明傳統的“智慧型XX主義”，它的失敗是因為XX主義理想本身是違反人性的；咱們幹的則是秉承從陳勝吳廣開始的愚昧野蠻傳統的下三濫的文盲痞子型XX主義，它的一度昌行，全靠人民那驚人的愚蠢。這種“共拆濫污主義”在中國社會中有着無比深厚的民意基礎，以至於當政府權威不存在之時，它仍然能自動運轉，以同樣所向披靡的聲勢磅礴全九州。文革高潮中黨組織根本就不存在，人民第一次不受政府管束。彼時有個瘋子出來推廣“雞血療法”，據說可以治療數百種為中西醫束手無策的病。這療法非常簡單，就是抽剛叫的小公雞的血打到人體中去。該“療法”一推出就風靡全國，連小蘆的同學都有幾個去以身試法，弄出了無數的過敏患者。此後又出來什麼“飲水療法”，據說是日本人發明的。這療法更簡單：每天清晨直着脖子愣灌下兩升白開水下去就成了。據說這樣就能有病治病（同樣是治幾百種病），無病防病。該療法同樣也是風行全國，小蘆也同樣有朋友身體力行。這之後又是“甩手療法”，每天早上起來來回猛甩手臂，這次小蘆的大半同事都陷了進去。此後類似的把戲層出不窮，每次都在全國形成狂熱風尚：數其大者，計有“磁療手錶”（在手腕上帶塊磁鐵，據說能治百病）；紅茶菌；鶴翔莊催動的群魔亂舞（據說那叫“發功”）；張香玉大師的“宇宙語”、“宇宙歌”；登在大報上，為全國人民虔誠學習、奔走相告的“全真教最後的傳人”的呼風喚雨、穿牆入室；登在《東西南北》上，滿城爭說、津津樂道的“狐狸精奇案”；“水變油”；《易經》熱；風水熱……等等，等等，真是琳琅滿目，蠢不勝舉！毫不誇張地說，在神州大地上，你隨便拋個什麼“樂山大佛藏寶案”那種最低等的騙局出去，都會招來無數的善男信女趨之若騖。咱們這個民族，確實是“什麼都敢信，什麼都敢說”，偏偏就是憎恨理性的聲音。必須指出，上文最後列舉的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瘋事蠢事，根本就與政治無關，完全是“為藝術而藝術”式的“唯美主義”式的純淨的愚蠢，既未經政府提倡發動組織，亦未由暴民組織強制推行，完全是全民自覺自愿的高尚獻身行為。西方當然也有這種蠢事，據說里根總統夫人南希就虔誠相信占星術。但這兒的區別是，中世紀以後，這些把戲在西方從來就沒有形成咱們那種席捲全國的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

三、蠢才是怎樣煉成的？

老蘆在上面列舉咱們干出來的一系列驚人蠢事，不是要證明本民族是個智商低下的劣等民族。智商只是一種先天素質，它能否充分發揮出來，還得靠社會環境。不幸的是，咱們的傳統社會對個體進行的是一種化智為愚的系統工程。當然這也不是那麼容易。需經一系列的外科手術，社會才能把良質化作蠢才，再加以千錘百鍊，才能讓蠢才們達到上面說的那種爐火純青的化境。造成民族愚昧的社會歷史傳統原因有多重，其中既有客觀因素，又有主觀因素，我在《中國需要的是常識》、《培養奴才和蠢才的中國教育》、《中國人會思維嗎》等多篇文章初步探討過。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外科手術是“精神自閹術”，由此造成了兩千年“知識”分子們的“智力自閉症”，進而把全體社會成員的內心世界成功地變成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絕對封閉系統。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已經把“精神自閹術”的宗旨說得清清楚楚：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雖以熹之不敏，……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闋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雲。”

這位老先生在這兒說了些什麼呢？第一段話是詆毀孔孟之道以外的一切學科：文學藝術沒用，佛教和道家這些異端是空的。至於其他教人打天下或作官的謀略權術、星象占卜算學，以及一切技術學科，則統統都是“惑世誣民”、禍國殃民、使仁義不得伸張的禍水。就是這些禍害使得讀書人聽不到“主旋律”的精華，小民們無幸活在盛世，沒法變成沐浴聖上深恩厚澤的向陽葵花，於是就造成了孟子死後（所謂“自是以來”）的連續亂世，讓世道人心達到了墮落的極點。第二段是先拍當代皇帝的馬屁，然後說明他把《禮記》中《大學》那一章抽出作為單獨一書的用意，是為了幫助政府和家長們“化民成俗”，對子民進行洗腦，幫助士人閹割自己和他人的靈魂。儘管他所作的工作不過是編輯和注釋，但就連這點毫無原創性的智力活動都把他嚇得靈魂出竅，“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犯了對聖經的大不敬罪。由此可見，變成國教後的儒教的核心思想（說明：這裡不是指原始儒家學說特別是孟子的學說），就是認定公元前557 年出生的原始人孔丘是“萬世師表”，窮盡了世間一切真理。除了孔孟之道，所有一切學科都是禍國殃民的災難根源。讀書人絕對沒有權利運用自己的大腦，甚至不能隨便開放自己的感官，運用自己的肌肉，必須“非禮無視，非禮無聽，非禮無言，非禮無動”。他們活在世上唯一可以作的事，就是把“小紅書”記得滾瓜爛熟，用它來改造世界觀，“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化民成俗”，“修己治人”，造出一個安定團結的大同世界來。凡是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毛主義和這種背時宗教的傳承關係。我這裡不是全面否定儒家，只想指出兩個事實：首先，儒教內在的思想專制傾向在毛澤東時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揚光大，構成了後世通過無休無止的“思想改造”，來達到“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實行精神“一元化”的傳統基礎。其次，儒教內在的那種蔑視與排斥與聖賢之道無關的一切學科的反智主義，被後世暴發痞子發揚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大概誰都能看出我黨“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無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之類蔑視一切智力活動的胡話，和朱老夫子“無用”、“無實”、“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晦盲否塞，反覆沉痼”的指控是何等的一脈相承，而“外行能夠領導領導內行，並將永遠領導內行”、“突出政治一通百通，衝擊政治一衝百空”等胡話，其實也不過是儒家信奉的以聖賢之道“修身”後便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己治人”的畸形發揮而已。因此，從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採納為國策後，儒教這種精神自閹術便一直延續了兩千年，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官定意識形態（先是聖賢之道，後來是“三民主義”，再後是毛主義，現在是“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然成為中國人一切智力活動的唯一靈感來源。所有潛在的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知識分子們自覺地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知識分子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一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從維護農耕社會的安定團結角度來說，這精神自閹術造成的智力自閉症的確是一種偉大發明。就是它締造了傳統中國人的最適生活方式，真的造出了一個無比純淨、萬世不易的“大同世界”。兩千年下來，咱們連一個貨真價實的異議人士都沒有出過。勉強算得上“名教叛徒”的，只有其實並未跳出如來掌心的“問孔刺孟”的王充，放浪形骸的阮籍稽康，以及心儀秦皇的李贄。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中國式智力封閉系統的特點，那就是：當它不與其他系統發生相互作用時，它能把全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自穩系統，以犧牲社會進步和思想更新為代價，實現長期的高度的安定團結。但因為這種社會是一個毫無生機與活力的無機系統，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靠惰性旋轉的巨大飛輪。當它受到外來文明衝擊時，就必然缺乏凡是生物都能表現出來的應變調適能力，使得社會精英因毫無思想準備的強力震盪而陷入智力麻痹，聽任甚至帶領愚民們起來，用內分泌腺體代替大腦胡作非為。而這就正是在近現代中華大地上演出的一幕幕悲劇。沒法用聖賢之道去“化民成俗”的鬼子打了進來，舉國急需調適應變圖存。原始的老祖宗為後人精心設計安裝下的高效自穩裝置，此時卻成了高效癱瘓劑，從根本上麻痹了咱們的學習和改良能力，於是國人便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千年天國中，跌進了“天劇變，道無能變”的痛苦塵世。聖人的教導早已經成了國人“思維”活動的唯一靈感來源。如今咱們想靠兩千年前的死人那早已風化的腦袋，來為活人指點高招，把具有優越文明的洋鬼子殺個落花流水，豈非痴人說夢？這種不可能的任務，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陷入了“智力重症肌無力”。就是這種麻痹，使得從拳匪開始直到中共的痞子造反變成了民族應變的主要對策。本來，從陳勝吳廣開始，用殺人的體力勞動代替改良社會制度的腦力勞動，以殺官造反來痛快淋漓地解決社會危機，從來也就是咱們的偉大傳統之一。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麻痹了。

虎門要塞一聲炮響，英國鬼子給先進的中國人帶來了全新的思路。兩千年來第一次，我們有了突破精神自閉系統的可能。先進的中國人從此開放了自己的大腦，引進了種種異端邪說，試圖改造自己的國家，迎頭趕上先進的世界文明。不幸的是，這些假洋鬼子們只是少數人，敵不過占民族主流的阿Q 們。雖然假洋鬼子們一度在晚清改革、國府十年建國時期占了上風，迎來了近現代史上的兩度輝煌，但這兩次出現的難得曙色卻又兩度被占人口大多數的愚頑痞子們無情地撲滅，使中國文明不但沒因為西方文明的刺激而獲得重生與復興，反倒被自己人痛加摧殘，瀕於毀滅。因為這以砍腦袋代替用腦袋的英明戰略取得了政治鬥爭的偉大勝利，坐上龍廷的超級痞子便得意忘形，將背時傳統中的反智主義發揮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出有哪個天子運神勞思，去教導生活在氣候地理條件千差萬別的九百多萬平方公里上的農民，怎麼根據同一嚴格規範種地，更找不到誰交了白卷便作了弄潮英雄（只有野史所載金廢帝根據官員的陽物大小決定其職位高低的軼事差相仿佛）。當這種白痴天子的胡言亂語成了新時代的聖賢之道，學生們手上的繭子成了畢業文憑後，全國人民包括知識分子在內便別無出路，只能統統“欲作衛東，揮劍自宮，作啞裝聾，變成冬烘”。“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待到老人家鶴駕西歸，神州大地上豈但沒了資本主義的苗，連一切常識的苗都給鏟得乾乾淨淨，只剩下連天荒草，遍地白痴。“喜看雜草千重浪，遍地白痴下夕煙”。自鴉片戰爭打破了天朝的封閉系統後，因外來文明衝擊造成的精英麻痹，引發了一浪高過一浪的鋪天蓋地的痞子蠢動，終於完成了全民族智力的徹底墮落。

四、江山代有白痴出

偉大領袖斷了氣，中國這才有了點活氣。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矮坨。在他的領導下，假洋鬼子們又再度戰勝阿Q 們，開始了國家第三次改革開放。不幸的是，先帝爺胡作非為，倒行逆施，弄得國家五癆七傷。如今的假洋鬼子們歷史包袱實在太重，改革起點比起過去來實在太低。於是他們便只能在保證已是百病叢生的國家不至墮入大亂的前提下進行改革。為了給一個瀕於散板的大國打上“桶箍”。他們便飲鴆止渴，干起自相矛盾的事來──一面靠煽動仇外思潮來提供民族內聚力，一面靠對外開放以推動社會進步。這種倒行逆施製造出一種奇特現象：當年的“北拳南革”再度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不過角色卻反串了。當年的拳匪是無知的華北農民，革命黨是南方的知識分子。如今“扶清滅洋”的拳匪卻是首先被洗腦的知識分子，而潛在的革命黨人卻是備受改革衝擊、渴望“均貧富”的工農大眾。面臨國內深重的社會危機，進入相對和絕對貧困化的工農大眾越來越懷念偉大領袖毛澤東，盼望着新的人民救星領導他們起來造反作亂，再來一次“均貧富”，而國外某些喪心病狂之輩如王炳章也在策劃暴力革命。面對國外祥和友好的大環境，愛國志士們卻在幻覺中看見“新八國聯軍”正向中華大地浩浩蕩蕩地開來。這其間，竟沒有一個革命同志問過自己：難道暴力革命就是解決社會危機的良方？難道均貧富就只能靠毛澤東？哪怕只有億分之一的可能，暴力革命觸發了核內戰怎麼辦？我們敢冒這億分之一的風險麼？也竟然就沒有一個愛國志士問過自己：那外敵的威脅究竟是想像的還是現實存在的？“新八國聯軍”在哪裡？仇外固然痛快，但它究竟是坑害國家還是幫助國家？如果中國再次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沒有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咱們還怎麼實現四個現代化？當年勾踐面臨吳國的真正威脅，為了國家振興都還能低首事仇，咱們今天卻因為幻覺造成的怒氣，就要去自絕經脈，堵死那股唯一的救命活水！不難看出，這種愚蠢的政策孕育着來日的大災難。改革派是在干對着自己的腳背放槍的蠢事。仇外與開放不可得而兼之。人民仇外、政府開放的最終結果，只能是人民與政府的對立。再將這種愚蠢政策推行下去，政府遲早要陷入知識分子新拳匪和工農大眾新革黨從左右兩面的夾擊，催生新一輪人民革命。這種革命絕不會是爭民主自由的社會革命，只會是“均貧富”的傳統把戲。就算它不引起核大戰，也只能再為中國迎來又一個毛澤東。如此一目了然的事，舉國就竟然沒有多少人能看出來。光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時至今日，咱們依然還是那個愚昧到幾乎無藥可醫的民族。上面說的絕非危言聳聽。自台灣第一次大選，美國派航空母艦震懾中共可能的輕舉妄動，北約在南斯拉夫炸館事件發生，台灣第二次大選觸發的台海危機，一直到911 事件發生，在這一切歷史事件中，中國人民顯示出來的越來越瘋狂的戰爭歇斯底里，已經充分說明他們已經照單全收了政府給他們灌下去的迷魂湯，假戲真做到了馬上就要走火入魔的地步，政府正在走向人民的對立面，同時失去知識分子新拳匪和工農大眾新革黨的同情。再不緊急剎車，“人民政府”遲早要陷入全民的包圍之中。極而言之，如果中美關係不幸惡化到當年美蘇在加勒比海危機中進行核大戰攤牌的地步，如果哪個國家領導人膽敢像赫魯曉夫那樣，在毀滅前的最後一刻退了下來，他就一定會被挾民意以自重的軍界強人推翻，而中國也就從此沉墮入軍人統治的九幽十八獄。

五、療愚方

新時代的全民愚蠢，其表現和過去的沒有多少差別，製造機制也完全相同：靠的都是封閉國民的大腦。前文已經說過，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是一種高度自穩、長治久安的系統，靠的是用聖賢之道對全體社會成員進行洗腦，“化民成俗”，把聖賢的教導變成人民不假思索的本能行為。中國在地理上遠離其他文明世界的客觀條件，為這個奴才教養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重重高牆。因為這種“心治”的成功，後世的君主如毛澤東自然要用獨特的方式加以效法。這就是中國被他變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密封罐頭的基本原因。後毛時代的君主們雖然跟着那個超級痞子打天下，但畢竟吃過兩天洋麵包，稍微有點世界知識（請參閱《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有關萬噸輪的議論），知道“世界革命中心”是什麼樣的井蛙，為了實現現代化那個民族世紀夢，乃毅然決定打開國門。但對統治者來說，這麼做其實就是慢性自殺，因為“心治”的前提是全民信仰官定意識形態，而後者的前提是必須把國家放在一個密閉的罐頭內。果然，當罐頭打開後，全國人民有幸第一次看見國外那個妖魔世界，官方意識形態馬列主義便如西漢古屍般見風而化，引起了深重的社會意識形態危機，導致**悲劇的出台。為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當局便代之以同樣是西方引進來的“民族主義”。為了保證它不被再度顛覆，統治者們便使用了半封閉的折衷辦法，效法當年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物質和科學技術上將中國變為一個開放系統。為了長治久安，這有限度的開放是絕對必需的，非此不足以滿足人民那日益增加的消費需要，因為今非昔比，國人已經看見了西方人是怎麼過日子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國門一旦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但為了維持新時代的“心治”，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封閉人民的大腦。所以，雖然官方意識形態變成了“要搞民族主義，不要搞馬列主義”，但它仍然是占絕對統治地位、不容挑戰、不許質疑的官定“聖經”。國內傳媒中從來見不到、聽不到反對者完整地陳述自己的理由，與提倡者進行劇烈活躍的思想交鋒。這種半開放半封閉的尷尬，猶如試圖在“不育”和“能生育”之間、“無菌”和“有菌”之間製造一個中間態，必然要釀出上面所說的那種大難來。這裡的內在矛盾，便是亞白痴也能一目了然：國家需要良好的對外關係以保證經濟繁榮，向人民買靜求安，而人民卻被官方意識形態造成了瘋狂仇外、甚至盼望政府用核彈收拾美國強盜的群氓。縱是繩伎紅娘子轉世，諒她也沒這本事來走這鋼絲！封閉人民的大腦，最終結果只會是製造出1900年那種瘋狂拳匪和1911年的愚蠢革命亂黨。衝出這自己造就的圍城的辦法，我想，還是只能放棄設置官方意識形態的傳統作法。的確，如今沒有哪個現代國家還在搞“政教合一”，由政府充當道德權威，設置全民必須信仰的意識形態。政府應該謹慎地、逐步地對外開放國民的大腦，同時加強國家的法治建設，用法律代替教義作為人民的行為規範。而要做到這一點，咱們的弱智知識分子們首先必須認識到自己那幾乎是牢不可破的愚昧，率先衝出圍城，停止智力自閉，讓自己的大腦變成一個開放系統，放棄自己的預設立場，壓下內心的本能的反感和噁心，仔細地聽聽持異議者們的理由何在，想一想人家說的有沒丁點道理。不要在聽到相反意見時就不假思索地作出本能的排斥反應，將對方恨之如仇讎。主動效法西方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些燒死布魯諾的衛道士們，在精神上奮勇“燒死”反對仇外思潮的漢奸。知恥近乎勇，知愚近乎智。認識到自己的愚昧，向外面生機勃勃、海闊天空的大千世界開放自己的大腦，用上帝賜給人類的最高傑作去大膽擁抱一切智力上的挑戰與刺激，這才是智力提高的前提，這也是當年大多數老祖宗應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我們再不能像他們那樣混帳，把國家再一次毀在自己的無邊愚昧里。開放，只有開放，才是治療愚昧的良藥，才是救國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