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一篇：景甜遭踩踏 殃及張藝謀？

雷歌 2023年4月2日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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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的新片《長城》還沒上線，網上的批判就開始了。《長城》上映後，更是惡評如潮，感覺是差不多人人都要踩上一腳，在影視圈引發了一起“長城踩踏慘案”。有人說，這是因為女主角景甜。但是，《長城》的票房並不像咒罵者期待的那樣慘澹，一周不到就5個億，還算過得去吧。

我原本對張藝謀的印象總體不錯，這麼多人罵，也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到底拍了一部怎樣的爛片，會激起如此狂烈的眾怒？為此，多年沒進影院的我，專門去看了一場。

坦率地講，儘管我個人更喜歡充滿社會批判力度的《我不是潘金蓮》和《驢得水》這類題材，對《長城》這種內容空洞毫無內涵還神神鬼鬼的片子我是毫無興趣，但作為一部注重製作特效和視覺衝擊的所謂好萊塢商業大片，憑心而論，從單純娛樂的效果看，《長城》拍得並不差。

看完之後，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場對張藝謀的大批判，可能不是對《長城》的就事論事，更多的恐怕是對張藝謀作為“國師”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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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的藝術生涯，至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00年以前的張藝謀，是人文的張藝謀；2000-2007年的張藝謀，是商業的張藝謀；2008年至今的張藝謀，是浸淫於政商權力場的張藝謀。 

我至今仍對那個人文的張藝謀充滿懷念。

張藝謀早期的影片，從1987年的《紅高粱》，到1990年的《菊豆》、1991年的《大紅燈籠高高掛》，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以及1994年那部最終被封殺未能公映的《活着》，我們看到的，是狂野激越的生命本能，是捍衛尊嚴的奔放血性，是對封建桎梏的拼死抗爭，是對個人權利的不屈吶喊，以及對無情現實中生命意義的沉重追問。那個時期的張藝謀，除了他獨特的電影語言，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他對生命的解讀、對人性的演繹，以及對現實的無情批判。

看看那個時代與他合作的原創作家——早期的莫言、劉恆、蘇童、余華等等，只要你讀過他們的作品，你就不難想像這些電影會構作怎樣的思想空間和情感世界。

1999年《我的父親母親》，是散文詩一樣唯美的作品，以愛情為主題，即使淡化了嚴酷的現實背景，依然有一種力量穿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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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起，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折，告別了人文啟蒙的思想激情，進入了一個拜金重利的商業時代。

張藝謀的電影也與時俱進，合着這個時代的節拍。2002年，他以《英雄》發端，開創了中國商業電影的新時代。

隨後2004年的《十面埋伏》以及2006年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都取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其後的《三槍拍案驚奇》（2009）、《金陵十三釵》（2011），以及今年的《長城》都屬於這個系列。 

這個時期的張藝謀電影，更加追求電影語言的極致，色彩的渲染，視覺的衝擊，最新製作技術的運用，但故事、人物開始扁平化，似乎不再是經營的重點，給人的印象是形式大於內容。

另外，從2004年的大型山水實景表演《印象·劉三姐》開始，不到10年，張藝謀打造了《印象·麗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島》、《印象·大紅袍》、《印象·普陀》、《印象·武隆》等《印象》家族系列，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僅《印象·劉三姐》，每年的收入數以億計。這種成功甚至讓馮小剛、陳凱歌都坐不住了，紛紛趟進來一試身手。

即使進入商業時代，張藝謀的文藝片依然會靈光乍現。《千里走單騎》（2005）、《山楂樹之戀》（2010）和《歸來》（2014），是後人文時代淹沒在商業製作中的文藝出品。穿越帝國濃重的霧霾，人們仿佛聽到那個人文的張藝謀，還在細雨中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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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強大的政商勢力滲進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張藝謀也迎來了他的“御用國師”時代。

出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總導演，是張藝謀執導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折。從北京奧運開始，張藝謀似乎成了“御用”導演，成了帝國“國師”：2014年北京APEC晚會、北京2022年冬奧會申辦宣傳片、2016杭州G20峰會，次次離不開張藝謀。從此，“含趙量”越來越高，“國師”雅號不脛而走。

這被看成是張藝謀藝術生涯與權力的結盟。人們看到的，不再是那個才情迸發、揮灑自如的張藝謀，而是整天為命題作文抓耳撓腮殫精竭慮的張藝謀。“御用國師”，成了張藝謀的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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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對《長城》的踩踏，其實源於話題女王景甜，張藝謀只是殃及池魚受了連累。

《長城》女主角景甜出道已久，被人力捧多年，卻始終不溫不火，紅不起來。但捧她的人並不氣餒。這不，《長城》就是一部專門為景甜量身定做的國際大片。

你看《長城》一些早期的宣傳海報，好萊塢大腕馬特·達蒙、劉德華、張涵予等一眾巨星加上鹿晗、彭于晏、林更新一眾新秀都成了景甜的陪襯，亮瞎了大眾眼，搞得“全民驚詫”。 

大家都說，景甜再不紅，天理不容啊！

在《長城》上線前半個月，拆姐推出了《拆解景甜：捧不紅的女人，拆不穿的背景》這篇扒文，抖露景甜背後神秘的政商勢力。王健林的萬達力捧景甜，是檯面上大家都能看到的。為什麼王健林要違背商業原則，力捧向來是票房毒藥的景甜？拆姐的回答是：

“只有一種解釋。景甜的背後，有王健林在乎的東西。在中國，只有一種東西首富還會在乎：權力資源。”

景甜是陝西人，力捧景甜的政商勢力的源頭也在陝西。再往下說就有風險了，拆姐就此打住，點到為止。

張藝謀也是陝西人，而且是“國師”。但據說《長城》是第一部女主角不由導演確定的張藝謀影片。是不是連張藝謀做導演都是“指定”的呢？我不知道。但看起來，《長城》似乎只是張藝謀的又一次“命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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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已經成為一個文化樣本，必須放到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中才能恰當地解讀。

浸淫於政商權力世界，張藝謀有多少難言之隱？

對張藝謀的批判，其實從他轉向商業製作的新世紀初就開始了。那時的批判，更多的只是文化批評，是批評者對人文精神的呼喚。

成為“御用國師”後，對張藝謀的批判隨即轉變為全方位的否定，從藝術品味到做人品位。

最近甚至有人做出長文，論證張藝謀的電影美學是“法西斯美學”，他慣用的整齊劃一、剛勁有力的“團體操表演”，不過是希特勒御用導演瑞芬斯丹的“隔代遺傳”。

批評到了這個份上，人們不難從中品出憎惡的味道，不只是對張藝謀本人的憎惡，更強烈的是對“御用”體制的憎惡，對官商結合把一切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憎惡。

所以，現在對張藝謀的批判，已經不是一般性的文藝批評，而是一種社會批判。

張藝謀可能會有很多委屈。一個人能成為什麼，一方面是自己選擇，但另一方面歷史也常常選擇人。

有個叫嚴家其的，三十年前本來只是個社科院的學者，一介書生而已，寫了本《文革十年史》，遇到八十年代末的風口浪尖，被時代風潮推到了前台，最後竟成了全國通緝的要犯。

張藝謀在中國導演中首屈一指，在“大國崛起”的時代，遇到了北京奧運的風口，成為“御用國師”，誰知道他是心甘情願還是身不由己呢？反正歷史選擇了他，他也選擇了沿這條路往下走，並承擔由此帶來的所有光鮮與唾罵、輝煌與痛苦、榮譽與恥辱。

從吐槽景甜，到貶損《長城》，再到踩踏張藝謀，在這場輿論群毆中，更值得關注的，是背後奔涌的那種激烈的公眾情緒。

張藝謀既然身為“國師”，就承受這一切吧。畢竟，“國師”只是個由頭，大家罵的其實不只是你啊。（寫於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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