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失敗的八九“民主”運動 |
送交者: 黃葉 2002年06月07日15:07: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又是這個必須眾人噤聲的日子。 十三年前,作為一個旁觀者,在槍聲響後我也出於憤怒,上街示威和張貼標語。隨着恐怖氣氛瀰漫,我不得不回到故鄉。與城市的紛擾相反,鄉村一片平靜,人們對射殺學生和市民的行徑雖然不滿,卻也不會有多少憤怒,因為這些事離人們相對安逸的生活太遠。 這麼多年過去了,當形勢完全相反,農民和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艱難、希望渺茫的時候,所謂的知識階層卻是普遍的麻木不仁,對當年的慘事要麼忘卻,要麼“反省”,以“經濟成就”來論證鎮壓的“必要”。近幾年來,雖然農民和失業工人們短暫的示威和請願越來越多,形勢卻顯然是“一片大好”,起碼統計數字和政府喉舌傳達着這樣的信息,人們“愛國”的本錢似乎更加豐厚。唯一讓樂觀的“愛國者”們不快的是,被定為“邪教”的法輪功還在不斷製造麻煩,居然沒有滅絕的跡象。 時至今日,回想起當年的“民主”運動,不得不說當年的活躍人物和知識階層,即政府稱為“動亂精英”者,還有廣大的參與者,有激情而缺信念,有衝動而乏理性,多口號而無組織。 當胡耀邦去世後,學生自發紀念他,出於對現實的不滿,人們將矛頭指向“官倒”,這本來是正當的。但這種情緒畢竟很快就減退了。如果沒有那個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就沒有後來無法收場的運動。於是學生的目標又轉向要求“平反”,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不是“動亂”。為了這一目的,罷課、遊行、絕食等漸次展開。即使在鮮血已經流淌,黨國徹底腐朽的今天,還有那麼多人苦苦等待着“平反”的那一天到來。對此,我只能嘆息。 絕食原本是那一年南非學生採用過的,對中國社會來說,集體絕食還相當陌生。應該說這是一種極其強烈的請願方式。我反對罷課,當然更看不出有什麼值得絕食抗議的明確目標,因此對絕食運動沒有好感。然而,由於政府的冷漠,使得群情激憤,北京各界開始大規模遊行,表達不同的意願,如新聞界的要求新聞自由的遊行,其它城市的學生也逐漸情緒高漲。人們在這段時間裡,有了表達意願的機會,各種各樣的述求都在街上出現。但這同樣是出於激情,很快就會冷卻。 到了五月十七日,忽然傳來消息說北京學生自焚,死了十幾人,於是眾人的情緒再次被點燃。我當然反對這種極端的行為,但出於憤怒,我頭一次參加遊行。很快證實這是一個謠言。如果不是兩天后發布的“戒嚴令”,人們的情緒早就消耗完了。於是,人們的目標又轉向反對“戒嚴”、堅守天安門廣場。全國各地的遊行規模越來越大,北京的學生和市民開始堵軍車,而“民主”口號也更響亮了,美術學院的學生還在廣場樹立起“民主女神”雕塑。我跟周圍的人一樣,不知道最後會是什麼結局。直到最後血腥鎮壓發生,我才再次上街遊行,參加貼標語、阻擋交通、講述北京的殺戮,跟眾人一樣,我滿懷憤恨和絕望。幾天后,謠言四起,說軍隊在向我所在的城市開進,再加上發生了兇殺案,人心惶惶,為了避免跟北京遇難者同樣的命運,我逃回了故鄉。 當年雖然“要民主”的口號喊得山響,從發起者到自發的參加者,到底了解多少什麼是民主?到了十三年後的今天,那些淪為“民運分子”的人,到底對民主的理解又比十三年前有多少進步?比真正爭取鄉村選舉權利的農民們高明幾分?何以在自己的組織內部還為幾個空頭職位相互仇視,醜聞迭出?何以枉費心智論證總統制、內閣制那個更適合中國,“發明”出各種古怪的選舉方法,甚至試圖證明復辟帝制更有利於“民主”轉型?何以還有一些“民運人士”如此理直氣壯,鼓吹權力轉化為資本的“私有化”理論,為社會不公正辯護? 雖然從“五四運動”就有“民主”的口號,八九年人們又再次明確喊出“要民主”的口號,但當年我對民主所知極少,也沒有從運動中學到任何民主知識,當時沒有什麼人在普及民主知識方面下過功夫。我對學生運動的種種激起人們情緒的行為,如罷課、絕食、準備自焚等,都明確反對,當年如此,現在還是這樣;對樹立“民主女神”雕塑這樣將“民主”變成圖騰的作法絲毫不認同。到現在民主對絕大多數人還是空洞的觀念,而當年人們在遊行中的民主口號又有什麼實質的內容? 當年人們喊“民主”口號,無論是學生或是“長鬍子”的知識階層,還是普通市民,大都是出於激情,而不是出於信念。激情很容易熄滅,而信念則會常存。 正因為人們是出於激情,所以鎮壓輕而易舉地到達了“穩定XX年”的效果。知識階層普遍地跟強權合作,新一代的學生則在“愛國主義”的指揮棒下翩翩起舞,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跟法輪功的堅韌不屈相比,當年發起“民主運動”的學生們是何等的軟弱和善變。雖然我自己從那一天以後,不再相信黨國的鬼話,但是還是按照要求寫什麼“反思”。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為自己的軟弱感到羞愧,為什麼就沒有勇氣拒絕合作?只能說,我跟大部分人一樣,沒有信念,所以沒有勇氣,多年的教育並沒有為我帶來可以值得驕傲的東西。“勇氣是人的第一品質”,對比法輪功信徒,眾多八九年運動的參與者實在值得反思。 許多人當年勇敢面對槍口固然是一種勇氣,這種勇氣以隻身阻攔坦克車隊的勇士為象徵,舉世敬仰。然而,僅僅這樣是很不夠的。直面死亡的勇氣往往可以在極端的狀態下憑一時的血氣表現出來,而能在長期困苦中堅韌不屈的勇氣則更加可貴,更有益處。這種勇氣,在知識階層中雖然稀缺,卻並未絕跡。 儘管一部分人確實將民主作為信念,但“民主”在當年、在現在都被當作口號。這種口號我並不贊同,因為民主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在中國並沒有真正存在過,人們對民主缺乏直接的了解,即使在真正的民主國家,民主也跟人們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將民主作為旗幟來號召人們,實在是很空洞。何況當年“偉光正”將民主的幌子舉得比誰都高。正因為空洞,民主作為信念並不能在普通民眾中紮根。而以權利為組成的自由,則跟每個人有着直接的關係。在中國,被盤剝、被侮辱、被蔑視的農民,作為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或許並不理解甚至不知道“自由”“民主”這樣的概念,但他們對於自己權利被侵犯和踐踏,有着直接和深刻的體驗,雖然他們或許連權利的概念也不了解。但是在鄉村選舉中,農民顯示了巨大的熱情和智慧,並沒有什麼高“素質”的人來教導他們什麼是民主和如何民主。如果不是以爭取各種具體權利和利益為現實目標,自由和民主這樣的概念將一直跟大眾無緣。 八九年運動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因為那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一場精英運動,其間學生組織還明確排斥市民尤其是工人的參與,雖然號稱是“民主運動”,實際上跟民主沒有實質的聯繫。缺乏最廣大的農民的支持,缺乏市民的直接參與,缺乏現實目標和堅定的信念,這樣的運動看起來波瀾壯闊,實際上沒有根基,所以才在鎮壓之後陷入長時間的死寂。學生也好,市民也罷,激情被捻滅後沒有信念的支持,只能回到生計和現實的安全考慮中,忘卻也就難免了。 學生運動的不斷升級,跟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即學運“領袖”們的諸多衝動行為有直接關係,雖然說是“民主運動”,他們在運動中卻沒有表現出民主的自覺,所謂的運動“領導權”總是不斷被更加衝動的一部分人奪取。這種“領導權”原本是自發產生,由各學校最活躍的一部分人組成一個個團體,對鬆散的學生進行號召,對外發布聲明,並在運動中聯合起來。這一核心的產生沒有任何可靠的形式,也沒有權威,雖然宣稱代表學生,卻從來不是被選舉出來的。因此,在這個小圈子中,誰的嗓門大、態度激進,誰就能奪取“領導權”,運動後期更涉及到大量捐款和物資的控制權。雖然他們也曾表決,卻不能讓決議付諸實施,激進一方總是要推翻決議自己來,發動絕食和後來堅守廣場就是這樣發生的。無論是示威、跪交請願書、絕食、對話等等一系列活動中,學生“領袖們”非理性的衝動使得這場運動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也使他們聽不進任何理性的勸告和建議。即使在最後關頭,也是候德健這樣年長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果斷,才避免了更慘痛的傷亡。跟一個強大而殘暴的對手鬥爭,靠衝動而不是理性,只能以流血的失敗而告終。 在中國,“有組織”“有預謀”也是一種罪名,學生們的鬆散組織當然成了判處“動亂精英”們徒刑的罪證。在運動中,“長鬍子”的“黑手”跟學生“領袖”們都避免相互“勾結”,以避免“有組織”“有預謀”的指控。但是,任何人群的活動如果沒有組織,怎麼可能有結果?懵懂的學生們就這樣憑着激情、衝動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失去控制的大運動。 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學生運動也僅僅是學生運動,不可能超出大中城市的範圍,不可能深入到最廣大的人群中去,成了空中樓閣;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理性的建議不可能有影響,理性的領導核心不可能形成而作出理性的決議和行動;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雖然號稱“民主運動”,運動中的學生和知識階層卻沒有任何傳播自由、民主知識的努力和能力,運動一經鎮壓即煙消雲散,後來的學生群體卻漸漸失去記憶,並成為“愛國主義”的主體,似乎鮮血都白白地流掉了;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這麼多年以後,知識階層中那些仍然在為民主奮鬥的“一小撮”人,還是勢單力薄,不能在危機深重的社會底層發生影響和凝聚力量。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南斯拉夫的學生組織OTPOR,他們在大學生中組織起來,用各種形式,如搖滾音樂會、傳單、小組討論等,向普通人傳播民主知識和表達反對米諾舍維奇的態度,他們並不以獲得政治權力為目標,也不避諱從境外獲取資金。他們宣稱能在成員被捕後十分鐘包圍警察局,但避免跟警察發生衝突,並勸說警察以獲取同情。最有成效的是,他們勸說南斯拉夫的幾十個反對派團結起來,作為大選中的一派跟米諾舍維奇抗衡。即使米諾舍維奇突然提前大選,他們也能在自己有影響的區域監票以防止做弊,使得自己一方的候選人順利獲勝。在米諾舍維奇企圖耍賴時,他們跟工會一起發動罷工並號召全國人們向首都進發。他們號召警察和軍隊中立,使得人們順利衝破封鎖,到達首都包圍議會,終於迫使米諾舍維奇下台。他們以天安門運動為鑑(由於南斯拉夫政府的宣傳,他們也以為北京發生了“暴亂”),主張非暴力。在最後的示威中只有一人死於車禍、一人死與心臟病。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學生卻在支持米諾舍維奇這位“英雄”,這是多大的諷刺! 回首那次學生運動,對比一下現實的中國,感慨良多。中國現在危機四伏,能讓中國避免全面崩潰的,只有民主政治這一個選擇。實現這個目標的,不是那種聲勢浩大的全民運動,而是全面的從下到上的民主變革。只有在矛盾最尖銳的農村和城市基層首先進行民主,才能化解黨國政府全面腐敗造成的深重危機,為進一步的民主變革打下基礎,這包括訓練有素的公民社會,穩定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同時,從基層開始的革命將極大地削弱中央集權的控制能力,逐漸解除極權制對的人們思想和經濟的控制,為進一步變革掃清道路。也只有從最基層開始,為廣大民眾爭取權利和利益的努力,才能得到人們最廣泛的支持和參與,而這----才是一切社會變革成功的前提。 知識分子要做的是,到民眾中去,為社會中最卑賤的人爭取權利,傳播自由和民主的知識,讓民眾自覺參與和組織起來,形成無可阻擋的力量,實現基層的民主社會。要做到這一點,知識分子自己首先必須有信念、勇氣、理性和組織。 而中國還有着這樣的勇士。 謹以此文紀念死難者,並向那些默默為卑賤者鬥爭的勇士致敬。 二○○一年六月四日至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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