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這個必須眾人噤聲的日子。

　　十三年前，作為一個旁觀者，在槍聲響後我也出於憤怒，上街示威和張貼標語。隨着恐怖氣氛瀰漫，我不得不回到故鄉。與城市的紛擾相反，鄉村一片平靜，人們對射殺學生和市民的行徑雖然不滿，卻也不會有多少憤怒，因為這些事離人們相對安逸的生活太遠。

　　這麼多年過去了，當形勢完全相反，農民和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艱難、希望渺茫的時候，所謂的知識階層卻是普遍的麻木不仁，對當年的慘事要麼忘卻，要麼“反省”，以“經濟成就”來論證鎮壓的“必要”。近幾年來，雖然農民和失業工人們短暫的示威和請願越來越多，形勢卻顯然是“一片大好”，起碼統計數字和政府喉舌傳達着這樣的信息，人們“愛國”的本錢似乎更加豐厚。唯一讓樂觀的“愛國者”們不快的是，被定為“邪教”的法輪功還在不斷製造麻煩，居然沒有滅絕的跡象。

　　時至今日，回想起當年的“民主”運動，不得不說當年的活躍人物和知識階層，即政府稱為“動亂精英”者，還有廣大的參與者，有激情而缺信念，有衝動而乏理性，多口號而無組織。

　　當胡耀邦去世後，學生自發紀念他，出於對現實的不滿，人們將矛頭指向“官倒”，這本來是正當的。但這種情緒畢竟很快就減退了。如果沒有那個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就沒有後來無法收場的運動。於是學生的目標又轉向要求“平反”，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不是“動亂”。為了這一目的，罷課、遊行、絕食等漸次展開。即使在鮮血已經流淌，黨國徹底腐朽的今天，還有那麼多人苦苦等待着“平反”的那一天到來。對此，我只能嘆息。

　　絕食原本是那一年南非學生採用過的，對中國社會來說，集體絕食還相當陌生。應該說這是一種極其強烈的請願方式。我反對罷課，當然更看不出有什麼值得絕食抗議的明確目標，因此對絕食運動沒有好感。然而，由於政府的冷漠，使得群情激憤，北京各界開始大規模遊行，表達不同的意願，如新聞界的要求新聞自由的遊行，其它城市的學生也逐漸情緒高漲。人們在這段時間裡，有了表達意願的機會，各種各樣的述求都在街上出現。但這同樣是出於激情，很快就會冷卻。

　　到了五月十七日，忽然傳來消息說北京學生自焚，死了十幾人，於是眾人的情緒再次被點燃。我當然反對這種極端的行為，但出於憤怒，我頭一次參加遊行。很快證實這是一個謠言。如果不是兩天后發布的“戒嚴令”，人們的情緒早就消耗完了。於是，人們的目標又轉向反對“戒嚴”、堅守天安門廣場。全國各地的遊行規模越來越大，北京的學生和市民開始堵軍車，而“民主”口號也更響亮了，美術學院的學生還在廣場樹立起“民主女神”雕塑。我跟周圍的人一樣，不知道最後會是什麼結局。直到最後血腥鎮壓發生，我才再次上街遊行，參加貼標語、阻擋交通、講述北京的殺戮，跟眾人一樣，我滿懷憤恨和絕望。幾天后，謠言四起，說軍隊在向我所在的城市開進，再加上發生了兇殺案，人心惶惶，為了避免跟北京遇難者同樣的命運，我逃回了故鄉。

　　當年雖然“要民主”的口號喊得山響，從發起者到自發的參加者，到底了解多少什麼是民主？到了十三年後的今天，那些淪為“民運分子”的人，到底對民主的理解又比十三年前有多少進步？比真正爭取鄉村選舉權利的農民們高明幾分？何以在自己的組織內部還為幾個空頭職位相互仇視，醜聞迭出？何以枉費心智論證總統制、內閣制那個更適合中國，“發明”出各種古怪的選舉方法，甚至試圖證明復辟帝制更有利於“民主”轉型？何以還有一些“民運人士”如此理直氣壯，鼓吹權力轉化為資本的“私有化”理論，為社會不公正辯護？

　　雖然從“五四運動”就有“民主”的口號，八九年人們又再次明確喊出“要民主”的口號，但當年我對民主所知極少，也沒有從運動中學到任何民主知識，當時沒有什麼人在普及民主知識方面下過功夫。我對學生運動的種種激起人們情緒的行為，如罷課、絕食、準備自焚等，都明確反對，當年如此，現在還是這樣；對樹立“民主女神”雕塑這樣將“民主”變成圖騰的作法絲毫不認同。到現在民主對絕大多數人還是空洞的觀念，而當年人們在遊行中的民主口號又有什麼實質的內容？

　　當年人們喊“民主”口號，無論是學生或是“長鬍子”的知識階層，還是普通市民，大都是出於激情，而不是出於信念。激情很容易熄滅，而信念則會常存。

　　正因為人們是出於激情，所以鎮壓輕而易舉地到達了“穩定XX年”的效果。知識階層普遍地跟強權合作，新一代的學生則在“愛國主義”的指揮棒下翩翩起舞，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跟法輪功的堅韌不屈相比，當年發起“民主運動”的學生們是何等的軟弱和善變。雖然我自己從那一天以後，不再相信黨國的鬼話，但是還是按照要求寫什麼“反思”。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為自己的軟弱感到羞愧，為什麼就沒有勇氣拒絕合作？只能說，我跟大部分人一樣，沒有信念，所以沒有勇氣，多年的教育並沒有為我帶來可以值得驕傲的東西。“勇氣是人的第一品質”，對比法輪功信徒，眾多八九年運動的參與者實在值得反思。

　　許多人當年勇敢面對槍口固然是一種勇氣，這種勇氣以隻身阻攔坦克車隊的勇士為象徵，舉世敬仰。然而，僅僅這樣是很不夠的。直面死亡的勇氣往往可以在極端的狀態下憑一時的血氣表現出來，而能在長期困苦中堅韌不屈的勇氣則更加可貴，更有益處。這種勇氣，在知識階層中雖然稀缺，卻並未絕跡。

　　儘管一部分人確實將民主作為信念，但“民主”在當年、在現在都被當作口號。這種口號我並不贊同，因為民主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在中國並沒有真正存在過，人們對民主缺乏直接的了解，即使在真正的民主國家，民主也跟人們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將民主作為旗幟來號召人們，實在是很空洞。何況當年“偉光正”將民主的幌子舉得比誰都高。正因為空洞，民主作為信念並不能在普通民眾中紮根。而以權利為組成的自由，則跟每個人有着直接的關係。在中國，被盤剝、被侮辱、被蔑視的農民，作為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或許並不理解甚至不知道“自由”“民主”這樣的概念，但他們對於自己權利被侵犯和踐踏，有着直接和深刻的體驗，雖然他們或許連權利的概念也不了解。但是在鄉村選舉中，農民顯示了巨大的熱情和智慧，並沒有什麼高“素質”的人來教導他們什麼是民主和如何民主。如果不是以爭取各種具體權利和利益為現實目標，自由和民主這樣的概念將一直跟大眾無緣。

　　八九年運動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因為那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一場精英運動，其間學生組織還明確排斥市民尤其是工人的參與，雖然號稱是“民主運動”，實際上跟民主沒有實質的聯繫。缺乏最廣大的農民的支持，缺乏市民的直接參與，缺乏現實目標和堅定的信念，這樣的運動看起來波瀾壯闊，實際上沒有根基，所以才在鎮壓之後陷入長時間的死寂。學生也好，市民也罷，激情被捻滅後沒有信念的支持，只能回到生計和現實的安全考慮中，忘卻也就難免了。

　　學生運動的不斷升級，跟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即學運“領袖”們的諸多衝動行為有直接關係，雖然說是“民主運動”，他們在運動中卻沒有表現出民主的自覺，所謂的運動“領導權”總是不斷被更加衝動的一部分人奪取。這種“領導權”原本是自發產生，由各學校最活躍的一部分人組成一個個團體，對鬆散的學生進行號召，對外發布聲明，並在運動中聯合起來。這一核心的產生沒有任何可靠的形式，也沒有權威，雖然宣稱代表學生，卻從來不是被選舉出來的。因此，在這個小圈子中，誰的嗓門大、態度激進，誰就能奪取“領導權”，運動後期更涉及到大量捐款和物資的控制權。雖然他們也曾表決，卻不能讓決議付諸實施，激進一方總是要推翻決議自己來，發動絕食和後來堅守廣場就是這樣發生的。無論是示威、跪交請願書、絕食、對話等等一系列活動中，學生“領袖們”非理性的衝動使得這場運動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也使他們聽不進任何理性的勸告和建議。即使在最後關頭，也是候德健這樣年長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果斷，才避免了更慘痛的傷亡。跟一個強大而殘暴的對手鬥爭，靠衝動而不是理性，只能以流血的失敗而告終。

　　在中國，“有組織”“有預謀”也是一種罪名，學生們的鬆散組織當然成了判處“動亂精英”們徒刑的罪證。在運動中，“長鬍子”的“黑手”跟學生“領袖”們都避免相互“勾結”，以避免“有組織”“有預謀”的指控。但是，任何人群的活動如果沒有組織，怎麼可能有結果？懵懂的學生們就這樣憑着激情、衝動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失去控制的大運動。

　　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學生運動也僅僅是學生運動，不可能超出大中城市的範圍，不可能深入到最廣大的人群中去，成了空中樓閣；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理性的建議不可能有影響，理性的領導核心不可能形成而作出理性的決議和行動；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雖然號稱“民主運動”，運動中的學生和知識階層卻沒有任何傳播自由、民主知識的努力和能力，運動一經鎮壓即煙消雲散，後來的學生群體卻漸漸失去記憶，並成為“愛國主義”的主體，似乎鮮血都白白地流掉了；正是由於沒有“組織”和“預謀”，這麼多年以後，知識階層中那些仍然在為民主奮鬥的“一小撮”人，還是勢單力薄，不能在危機深重的社會底層發生影響和凝聚力量。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南斯拉夫的學生組織OTPOR，他們在大學生中組織起來，用各種形式，如搖滾音樂會、傳單、小組討論等，向普通人傳播民主知識和表達反對米諾舍維奇的態度，他們並不以獲得政治權力為目標，也不避諱從境外獲取資金。他們宣稱能在成員被捕後十分鐘包圍警察局，但避免跟警察發生衝突，並勸說警察以獲取同情。最有成效的是，他們勸說南斯拉夫的幾十個反對派團結起來，作為大選中的一派跟米諾舍維奇抗衡。即使米諾舍維奇突然提前大選，他們也能在自己有影響的區域監票以防止做弊，使得自己一方的候選人順利獲勝。在米諾舍維奇企圖耍賴時，他們跟工會一起發動罷工並號召全國人們向首都進發。他們號召警察和軍隊中立，使得人們順利衝破封鎖，到達首都包圍議會，終於迫使米諾舍維奇下台。他們以天安門運動為鑑（由於南斯拉夫政府的宣傳，他們也以為北京發生了“暴亂”），主張非暴力。在最後的示威中只有一人死於車禍、一人死與心臟病。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學生卻在支持米諾舍維奇這位“英雄”，這是多大的諷刺！

　　回首那次學生運動，對比一下現實的中國，感慨良多。中國現在危機四伏，能讓中國避免全面崩潰的，只有民主政治這一個選擇。實現這個目標的，不是那種聲勢浩大的全民運動，而是全面的從下到上的民主變革。只有在矛盾最尖銳的農村和城市基層首先進行民主，才能化解黨國政府全面腐敗造成的深重危機，為進一步的民主變革打下基礎，這包括訓練有素的公民社會，穩定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同時，從基層開始的革命將極大地削弱中央集權的控制能力，逐漸解除極權制對的人們思想和經濟的控制，為進一步變革掃清道路。也只有從最基層開始，為廣大民眾爭取權利和利益的努力，才能得到人們最廣泛的支持和參與，而這----才是一切社會變革成功的前提。

　　知識分子要做的是，到民眾中去，為社會中最卑賤的人爭取權利，傳播自由和民主的知識，讓民眾自覺參與和組織起來，形成無可阻擋的力量，實現基層的民主社會。要做到這一點，知識分子自己首先必須有信念、勇氣、理性和組織。

　　而中國還有着這樣的勇士。

　　謹以此文紀念死難者，並向那些默默為卑賤者鬥爭的勇士致敬。

二○○一年六月四日至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