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網友， 謝謝來函，今天才看到，遲復。

推薦文章，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過，並且在瀏覽一遍之後，又比較認真地看過第二遍，今天是第三次瀏覽，目的當然是在文章中找出表明我基本看法的具體依據。

首先，總的來看這是一篇相當不錯的文章，對中國社會亂象的描述比較到位，對現實的批判是相當激烈。作者有悲憤的責任心，但對現實和未來並不悲觀，對胡溫寄予厚望，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樂觀，所以能夠感染聽眾和讀者。

第二，這是一個演講稿，可以看出，作者為了使演講達到吸引觀眾的效果，許多地方感性色彩比較濃重，甚至有些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在第七個戰略轉變的論述中，對我們自己民族的哲學智慧的自信，缺乏歷史事實支持，而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批判，顯然是出於弱勢狀態下的義憤，而不是出自理性思考。我以為，對人類文明的一些重大的成果，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有關立法和國際準則，我們要有一個合適的心態。這個合適心態，才是民族自信的表現。毛澤東“洋為中用”的心態，才是充滿自信的表現。此外，那個掃蕩的日本兵的做法，顯然與智力無關，那是一種瀆職，是一種貪生怕死（若進去，真的有個八路軍怎麼辦，所以才裝傻，逃之夭夭，這哪裡是????）。中國古代的賽馬經（上馬對中馬，中馬下馬，下馬對上馬，可保勝兩局），是以對手為????作前提的，該文的作者，把日本的“下馬”當“上馬”對待，顯然是藐視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本質。我們不能以這種心態看待其他民族的人，這樣看待，固然有快感，有自我滿足，但顯然是自欺欺人。這種思維的實質內涵，是自己????，結果，發展出投機心理。我們民族，是特別崇尚賽馬經的，以為那是智慧，其實那是????的投機。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天敵，但一些人會把後者當前者。該文作者，本因該有很高的境界，這裡卻流露了一點狹隘的民族主義嫌疑，若誤導聽眾和讀者，就將“善因結惡果”。

第三，三個階段之劃分和命名（夢樂園，創樂園，失樂園）可以藉以簡化歷史敘述，可作為參考。但是，說六中全會扭轉了失樂園的歷史過程，我覺得，一是可能高估了這次會議的地位，二是可能過於樂觀的估計了胡的能力。胡執政以來，政治上有左轉傾向是毫無疑問的，但其屢次遭遇對手集體反抗，如高尚全，皇鋪平在理論上對反思改革的打壓，陳良宇等地方諸侯對中央政策的抵制，以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左轉效果並不是太理想。六中全會是否一次真正的轉折，要待歷史的檢驗和實際成就來說明。作者明顯是因為含着對胡的期待和厚望，為了集聚支持胡的力量，沒有完全根據事實而對六中全會作出其個人的高調定性。我完全理解作者對中國歷史發展一定程度需要回歸毛澤東的期盼， 以及把這種期盼具體化到胡溫身上的感情需要。

以下就某些問題談一點具體看法。
“九個轉變”是“三個回歸”的理論支點。無論是九個轉變，還是三個回歸，都還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準確性如何，或者是否成立，我這裡不做考察，否則我的這個看法文字就會拖得很長。我只就某些個問題，提出一點補充，方便你多個視角看問題。

關於九個轉變。如果提法成立，那麼轉變如何完成，以及能否確實最終完成將是問題的關鍵。此外，以下一些問題值得注意或者強調。

在論述第一個轉折時，作者對歷史的總結，不少地方是值得商量的，但作者認識到了文化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稍微遺憾的是，21世紀中國文化如何能成為贏家，作者給出的理由太少（後文依然是如此，甚至沒有什麼站得住腳的理由）。關於人本主義，這裡要說明兩點，第一，首先明確提出“人本主義”的不是胡，而是西方。它是歐洲文藝復興的主要價值觀之一。（中國現在的許多所謂學者，為了表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不遺餘力在孔子思想的蛛絲馬跡中發掘“人本主義”， 顯得十分可笑。你可能注意到這一點）。西方人本主義大力提倡後，導致人擺脫僵死的神學，進行獨立思考，結果西方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然後就是工業革命，再後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西方重提人本主義，這時表達的是對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厭煩，對回歸“自然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導致人的完全異化，變為非自然人）的渴望。人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這個關係需要釐清。胡的人本主義顯然與歷史上的這個人本主義，不是一回事，本文作者卻沒有做區分，或者迴避了這個區分。這應該不是其知識不足所致，而是主觀上支持胡擁戴胡的感情需要所致。第二，在中國實踐真正意義上的人本主義，不是發自胡，而是發自毛澤東。如果本質意義上的人本主義確能主宰21世紀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前途，那麼文化大革命，就將最終被證明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化革命。（當然，人本主義在21世紀若沒有發揮這個作用，卻不能反證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在論述第二個轉變中，作者對發展的概念作出了澄清。這很好。作者說，“什麼叫發展？發展應該是一種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會的完善，自然的完善，這才是發展。事物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就叫發展。可是我們卻相反，我們是以個體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個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道德的墮落，是以整個自然環境不可逆轉的永久毀壞為代價的，這是破壞而不是發展”。

我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們現在的所謂發展實際上就是馬克思在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徹底批判過的“人的異化”。作者要是結合“異化論” 在理論上提升一下“發展論”就好了。追求以GDP高速增長為標誌的發展，即效益優先，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庸俗實用主義，是對“異化”的作出的最好註解。這方面本文有許多生動的表述，尤其是對貓論，國情論，特色論的批判很精彩，很幽默。

第三個轉變提到叢林法則，狼文化和羊文華，但作者的態度失之簡單，其好比前兩年流行的《狼圖騰》小說一樣，試圖簡單化地把我們民族的許多問題歸結為狼性的缺乏。叢林法則，是實際存在並發揮作用的自然法則之一，個人，國家，民族都無法迴避，必須面對其作用和後果，政治家則要合理誘導之。所以西方出現了達爾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它們是叢林法則在自然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哲學版本。本質上的中國人，和任何其他種族的人一樣，並不缺乏狼性，問題出在對於狼性的誘導。歷史上中國人的狼性被統治者引導到內鬥，窩裡鬥，而西方的狼性被導向了外侵。這是差別。我歷來主張，對內要消滅叢林法則，對外要用好叢林法則。（可參考我以前的有關文字）。這也正是現代西方文化所致力和已經獲得成功的地方之一，即在自己的社會內部充分建立平等，民主和自由；對外則不顧一切推行獨裁專制，例如美國的伊拉克和其他的對外戰爭，歐美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武器禁運，反傾銷調查等等。這樣做有一個重大的前提，就是統治者階級要約束自己，與民平等。毛澤東，在這個方面毫無疑問是抓大了西方的脈搏，也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問題所在，他在對外活動中經典的運用了叢林法則，以狼性還治狼性，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遺憾的是，它在內部消滅叢林法則的時候，遇到了貴族特權階級的拼死抵抗：他要建立全民的平等，貴族特權階級（主要是那些和他一起革命的人）卻要實現“革命的目的”：革命成功後，實現對自己有利的叢林法則。所以，毛澤東生前是那麼的艱苦前行，死後更是被罵了個狗血噴頭。毛澤東的晚年被當局否定的那一天就決定了中國人失去誠信，走向拜金主義，乃至有今天的社會道德價值體系的全面崩潰--人被徹底異化，就是遲早的事情了。

在第四個轉變中，有一段的表述是很精彩的：企業家成為了政治家，政治家成為了企業家。這種角色的顛倒，的確是許多問題的第一重的（表面的）根源。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陳雲早年有一個“鳥籠理論”並相應作出警告（你自己去搜索一下看什麼意思），現在看來，陳雲不愧是中國首席宏觀經濟學家和經濟管理學家。

關於網絡與高層的結合的說法，值得留意，但還需要考驗。我在我那個被迫替換進《在歷史和現實之間-一個網民的憂慮》的帖子裡（記得你說過不該放進那個系列）對網絡言論的價值作過比較高的評估和期待，並呼籲有責任心的朋友有時間就多寫網文，但我沒有直接將網絡言論與上層決策直接掛鈎（現在我對此也還是半信半疑），我更看重的是其啟蒙作用。看來這位作者的確把網絡看作推動現實政治的一種正面力量。這大概是他把自己的觀點放到網絡傳播的原因吧。

在談到第八個轉變時候，作者提出一個所謂的“三分法”，用到黨史和中國歷史的大框架中。這種提法十分牽強附會，明顯是因為作者要說明他的偉大的轉折這個論題而自社的，需要注意。在文章的結尾處，作者還用若幹個與6有關的年份，進一步闡述“歷史的命數”。如果這是為了追求演講的戲劇性效果，則無可厚非，聽眾和讀者可一笑了之，但如果確信如此，那麼這篇文章的“預言作用”就將大打折扣。我們在與任何一個數字有關的年份中，都可以找出許多看似有關聯的重大歷史件，並總結出“規律”，但這不是歷史的規律，而是文字遊戲，是抽籤，是算命。

其他轉變就不談了。

關於三個回歸。我想它們給大家提出了目標，也指出了希望之所在，但現在看來，三個回歸充其量只是一種若隱若現的東西，而不是六中全會已經解決了的問題。

“第一個回歸，是中國共產黨階級性質的回歸”。這個回歸何其艱難耳！只要一天沒有公開正面承認晚年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就一天不能說回歸完成。一個六中全會的決議什麼也說明不了。我也始終堅持，共產黨的合法性是64中被鄧小平用機槍和坦克摧毀的。當時的問題比較複雜。但請特別注意：溫家寶當時是胡啟立調入中央而加入趙紫陽系列的人，而胡錦濤是胡啟立的團中央的後任。趙紫陽和胡啟立的“政治遺產”在胡溫二人身上根除了嗎？誰敢保證沒有一個戈爾巴喬夫出現在當今中國的可能性？現在，肯定鄧小平，意味着必然要否定趙紫陽，但反過來，否定趙紫陽卻不必然意味着肯定鄧小平。而恢復共產黨的合法性，必須全面肯定毛澤東，必須同時否定64中的鄧小平和趙紫陽。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這就要考驗胡錦濤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本來鄧小平只是毛澤東之後的一個經濟補充，他的歷史使命是在毛澤東完全鋪好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國際國內舞台上，搞好一個中國國內的民用經濟，完成毛澤東不得不壓後的這一件事情，其他可“按既定方針辦”，可是鄧小平非要把自己抬到毛澤東對等的位置，並且覺得自己比毛澤東還要高明，給毛澤東搞蹩腳的蓋棺定論，還搞起不倫不類的改革，弄巧成拙，搞出了64屠殺，把共產黨的合法性斷送了）。

第二個回歸，是中國改革歷史性質的回歸。在這個所謂的回歸上，胡溫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改善弱勢群體的經濟地位，減免學費，醫療合作制，取消農業稅，甚至在理論上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建設，但是，大多數還只是醫頭醫腳的東西，遠沒有觸及到根本，還只是在鄧小平的災難性改革上，搞改良。效果如何，有待檢驗。

第三個回歸，是向人類政治文 明進程的回歸。這個說法太言過其實，一個六中全會有這個能力嗎？不過，在相關論述中，“大眾政治”的說法，值得關注，我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並在以各種方法論證，毛澤東的路和西方成功的路是殊途同歸。（參見我的《只有絕對的人治，沒有絕對的法治》。嚴謹的翔實的學術論證將在我的文稿《1789-1989》中出現。但願以後你能看到。但是，我們現在看得到大眾政治的影子嗎？把網絡言論的有限自由，誇大為大眾政治，恐怕不合適吧？而在網絡言論之外的胡領導下的現實中國，哪裡有大眾政治？所以，以大眾政治為標誌的政治文明的回歸併未發生。所以，作者關於這個回歸的論證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寫得不少了，是不是讓你有點泄氣，剛看到的希望又失去了？其實沒有。真正的希望也許是17大之後，17大之後的4年，胡溫如果依然如此平平，沒有完成上述事業，那麼，就要看還有後來人的。而如果17後以上回歸逐漸落實，那麼該文也就成立了，其作者就是先知先覺，察我所不能察覺。換句話說，17大後的四年將告訴我們本文的“預言價值”有多高。

最後，我三言兩語表明自己對胡溫的看法。我對溫 不看好，對胡還想做最後的考察。對毛澤東的晚年遺產的處理（對應的是對鄧小平的歷史地位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將是中國政治走向的指示牌。我現在假設胡沒有給晚年毛澤東恢復名譽，是出於政治謀略的考慮，因為它需要先鞏固權力基礎。如果17大後的某個時期直至最後階段，胡依然不敢涉足毛澤東晚年的政治遺產，也就是說不敢直接面對共產黨合法性的問題，那麼，大家就都高看了胡。

本看法草就後，覺得可以提供給更多的讀者參考，我會嘗試的，如果在某個網站出現，請不要介意。我則樂意你在方便的時候提供給別人參考。

右而左
2007-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