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右派的戴帽，摘帽和平反的問題。

首先說戴帽，給右派戴帽是不是一種治罪？我認為不是。我認為是一種劃分階級陣線的嘗試。

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導致整個大陸被解放，可是蔣介石逃到台灣，再加上抗美援朝。這樣，被推翻的地主階級日思夜想國民黨蔣介石在美國軍隊的掩護下打回來。而且，打回來，即反攻大陸決非幻想，而是確實存在的危險。在台灣的七十萬現代化裝備的軍隊，加上美國的空軍掩護，必要時動用核彈，確實蔣介石是有機會反攻大陸的。

因此，在整個敵視共產黨政權的盼望着美國軍隊或者國民黨軍隊打回來的人群經過三十多年漸漸變老變死之前，共產黨政權理所當然地要警惕他們。一旦革命政權被推翻，起義者和造反者將受到什麼樣的殺戮，中國歷史上是有經驗的。包括蔣介石在占領江西蘇區之後的大屠殺，在解放戰爭期間還鄉團的大屠殺，這些史料都是應當反覆宣傳的，可是右派們總是忘記這些。

那麼，為什麼不乾脆將階級敵人統統執行死刑呢？蘇聯革命時確實是這麼幹的，斯大林就下令將所有的地主資本家全部殺光，然後宣布階級鬥爭已經不存在。但毛澤東的觀點不同，毛澤東是認為對階級敵人專政，但不能亂殺，而且，即使殺了舊的階級敵人，新的階級仍然會出現，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都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因此，中國的土地改革，地主富農也是分到了一塊地的。

因此，中國的革命並非將階級敵人治罪，並非在法律上認為階級敵人都有罪，也並不是說將所有的地主資本家都判多少年徒刑，關進監獄。

但是，雖然不殺階級敵人，劃分清楚階級陣線，搞清楚什麼人是階級敵人，什麼人不是階級敵人，什麼人會在美國軍隊和蔣介石軍隊打過來的時候會舉着青天白日旗和星條旗去歡迎，什麼人會作堅決的抵抗，這是要想辦法劃分清楚的。在當時的准戰爭的共和國萬分危險的緊急條件下，當時的情況是要比抗洪搶險的危險還要危險一萬倍的。

對於知識分子以外的階層，這種劃分是容易的，誰是地主，誰是貧農，誰是工人，誰是資本家，根據經濟地位就可以劃分清楚。

但是知識分子就很難劃分清楚。因為，知識分子按他們的出身來講，基本上都屬於剝削階級，但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投身革命，成了革命領袖或者領導人物，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在仇視革命。或者即使不仇視革命，也迷信美國的多黨制大選的制度。因此，沒有辦法通過經濟地位和家庭出身來將知識分子的階級陣線劃分清楚。

可是知識分子中有確實存在着兩個大類，一類是在美國軍隊打來的時候要舉着星條旗去歡迎的，一類則是要作最堅決的抵抗的。我將前者定義成右派，而後者定義為左派。因此，不劃分似乎又不行。因為戰爭的危險始終存在，共和國還沒有形成一整套工業化體系，軍事力量還不夠強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被聯合國看作是非法政府，是象土匪武裝一類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聽任右派知識分子在大陸內部作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策應工作也是危險的。

那麼，劃分的標準就只能是言論。否則的話，誰能告訴我還有別的劃分辦法嗎？而用言論作為階級的劃分標準，就勢必產生大量的冤假錯案。

但是，根據言論劃分階級敵人，並不等於因言治罪。因為，我前面說過，幾千萬被打倒的地主富農，也並不是認為他們都觸犯了刑律，他們仍然是自由的，沒有人成天拿着大槍看押着他們，在勞動力緊張的年代也不可能有這麼多勞動力來看押幾千萬地主富農，因此，地主富農等階級敵人是自由的，是沒有被關進監獄裡的。因此不能說“因階級獲罪”，當然，如果有具體的反革命行動，是可以被判反革命罪的。那麼，將知識分子劃分為右派和非右派的兩類，並不等於右派有罪，而是讓大家看清楚哪些人是屬於階級敵人，要在戰爭前後提防着他們。你總不能讓一個革命政權對階級敵人毫無提防，在復辟的後果如此殘酷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魯迅先生就指出，一個革命政權過早高唱人道主義最後都很快被殘酷鎮壓的，如巴黎公社就在政權不穩的時候高唱人道主義，沒有及時消滅反革命，所以很快被反革命所消滅，馬克思寫的《法蘭西內戰》一書，就專門指出了公社的這個錯誤。

有一些右派如張賢亮，叢維熙，是關進了監獄的，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右派，而是因為反革命罪。當時的說法，地富反壞右，就說明右派並不是反革命，這兩個概念不是一回事。而我認識的一些右派是沒有被關進監獄的。象王蒙寫的小說《狂歡的節日》，他也沒有進過監獄。沒有進監獄就等於沒有罪。只是將其劃分為右派而已。我講過我退伍之後，一個領導我工作的技術員就是右派，他照樣領導我工作。

即使在今天，在強國論壇上將一些網友劃分為右派，也並不等於將他們治罪。實際上強國論壇上有人是乾脆認為自己屬於右派的。而在此論壇上也有錯將右派劃為左派或者錯將左派劃為右派的，這種冤假錯案實際上並無大礙。因此實際上也不構成迫害。

但是在准戰爭年代，如果將一些知識分子錯劃成了右派，當然就是相信他們會協助蔣介石反攻大陸，但其實他們不會。在這種情況下無非也就是劃分成右派而已，工作還是照樣做。當然，既然是階級敵人，一些涉及到國家機密的事情，一些重要的領導工作，就不敢讓他們做了。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實在是不敢。共產黨會讓一個準備幫助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來搞核彈？或者升為共產黨的師長或者市長？當然不可能。而這就被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看作是迫害了。

既然不敢讓他們從事重要工作，當然還要分派他們從事不太重要的工作，比如下鄉務農。右派知識分子會說，憑什麼強迫我們幹事？這就又要說到准戰爭狀態，就好象大洪水來了荊江大堤上站着守候的幾萬抗洪大軍一樣，在危險到來的時候誰都要分配工作。

在那種情況下不僅右派要被分配工作，什麼人都要被分配工作，以準備迎接一觸即發的戰爭。我不也還是被派到了海南島當兵？一些我的戰友還派到了越南打仗，犧牲在那裡。我當時的生活條件就比一些右派要艱苦。全國人民都分配了工作，右派為什麼就要不服從分配呢？實際上給右派分配的工作也都還是很輕鬆的，比起現在的打工妹，他們每星期也還是有星期天，而且每個星期兩天政治學習，就可以趁機休息。現在的深圳的許多工廠，如果你對那些打工妹說每個星期兩天政治學習，她們一定高興壞了，才不管你要給她們灌輸什麼呢，總算有了休息的機會。所以統計表明右派都長壽。

而且，有技術特長的右派也可以當技術領導。比如我退伍後當我領導的那個技術員。順便再多說一下那個技術員，在我們建設工地，他是一個多病的人，而且身兼三病，糖尿病，肝炎，肺結核，因此是經常請病假的。他的肝炎和肺結核都在醫院裡治好了。就我在那裡工作期間他就住過半年多的院。但糖尿病就沒有辦法，只好每天注射一針胰島素，他自己給自己打。我和他住在一個工棚里，即是辦公室又是臥室, 他指着地圖讓我到什麼地方去測一下，我就得扛着經緯儀和水平儀到那裡去測一下，他動嘴，我跑腿。他的病全部公費醫療。在毛澤東逝世後，大家開小組討論會紀念毛澤東，他的發言中就說：“象我這樣的身體，如果要是在舊社會，資本家早就把我踢出門外了，而在新社會我犯了那麼大的罪，黨和國家還給我公費醫療，還有工作。”他說話的時候眼睛裡是有淚花的。從現在看我認為他說的對，現在有沒有什麼私營企業肯養一個三天兩頭病假，而且集糖尿病，肺結核和肝炎於一身的人？

我以為毛澤東提出的右派摘帽，定義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一個右派從反革命思想轉變為革命思想，能夠站在工農階級一邊，就不再屬於右派了，當然就不需要特別提防他了，可以安排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了。

而後來的平反一詞，就是說再清理一下，看看還有哪些其實觀點並非右派的知識分子被錯定為右派了，平反之後就不再是右派，因此也就不需要再提防他們。而且這個時候改革開放，共和國的危險基本上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加入了聯合國，階級鬥爭轉化為次要矛盾，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既然右派的名字不好聽，就乾脆都平反得了。

但其實來講，我覺得平反的意思不大。因為，當你要給他們平反的時候，其實他們還是右派思想，如果美國軍隊能夠打來他們還是要舉星條旗歡迎，只不過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了。既然如此，不如不宣布平反，而是宣布不管今後什麼派，分配工作都一樣，政治待遇都一樣，不再多提防他們，反而更好。

因為，右派又不是一個難聽的詞兒，現在在這論壇上多少人以自己是右派而自豪，努力宣傳美國的制度，多黨制大選如何如何好。我提出的通便器理論和舍錢機的建議都屬於右派理論。瞧，我自己就給自己右派帽子戴上了，這有什麼呀。

如果一個右派在1957年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宣布，以前給他搞錯了，其實他不是右派，他確實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可是如果這個時候這個右派說，不，我不需要平反，你們當初說的對，我到現在也還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我不打算放棄我的觀點，這個時候政府應當怎麼辦呢？我想只好由他去，該當教授，也還應當讓他當，許多外國的教授肯定也是右派，不照樣來中國講學？許多香港的歌星都是右派，不是照樣來大陸唱歌？那光碟不也照樣賣得到處都是？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什麼平反不平反都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比如說吧，台灣的一些學者也都沒有被平反一說。柏楊先生因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被關進監獄十幾年，後來被放出來，也就是放出來了，並沒有一個國民黨官員對他說：“哦，其實你是擁護國民黨統治的，我們當初搞錯了，對不起對不起。”如果這時候柏楊先生說：“不，我當然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那你還怎麼個平反法？

因此，沒有什麼平反不平反的，無非是，不打了，局勢穩定了，人與人相互停火了，戰爭的危險過去了，就那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