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一位官員在新加坡考察時詢問新加坡有沒有腐敗，一位新加坡 官員說：“我們不敢說消除了腐敗，但腐敗已不再是制度性的，他不再 是官員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被控制在社會能夠容忍的範圍之內。”同新 加坡相比，腐敗不僅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且形成了與之匹配的 民情和民俗。

　　天涯流浪漢說：腐敗已經成了“臭豆腐”，有人對它趨之若騖、也 有人對它咬牙切齒，可這些都無法改變它的客觀存在。法律對它無可奈 何，輿論監督似乎也無濟於事，理想中的社會總是離我們很遠。它頑固 地存在着、生長着，不管是紀檢委，還是反貪局，都無法改變“腐敗是 一種生活方式”的民情。

　　中國的貪污腐敗是世界公認的，儘管幾年來，經過以防“亡黨亡 國”的嚴打，大案不斷，可中國的官場貪污還是前仆後繼，新秀輩出， 貪污的隊伍不斷壯大。貪污金額之巨，令世人震驚。中國腐敗走到今天 的地步，當然與制度有關，但也離不開中國“走後門，拉關係”的社會 和群眾基礎。

　　先有腐敗的政治，而後才有腐敗的上層社會，然後帶動腐敗的民 風、民俗。腐敗一旦成為老百姓的一種生產、生活方式，它必然會反過 來加劇政治腐敗。

　　香港廉正風暴前，由於華人警察群體熱衷於腐敗的方式。英國派來 的兩任警督都的前程，都毀於香港警察群體的腐敗。前任警督，因為不 與腐敗合流而為香港警察腐敗集體所不容；後任警督，因為適應香港警 察集體腐敗的民意，而為廉正風暴所剿滅。

　　小國寡民提交的《賄賂----華人的商業模式》一文指出：在亞洲從事 商業活動最難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必須學會賄賂，因為賄賂是亞洲的生 活方式之一。Lisa Bergson女士文章說，她最近第四次前往亞洲，她的此次 亞洲之行成為了接受學會如何在亞洲以賄賂作經商手段的教育之行。新 加坡的一位商業界人士說，新加坡人太誠實，他們在中國吃不開。台灣 商業界一些人士將亞洲的商業行為這種無所不在的腐敗——賄賂委婉地 稱為“華人的商業模式”。 儘管美國的《外國腐敗行為法》嚴厲禁止商 業中從事腐敗活動，但是，在巨大利益面前，美國也必須支持和認可亞 洲國家的腐敗生活方式，因為要想真正地跟這些人打交道，就必須入鄉 隨俗。

　　儲安平說：“中國人不以理性而以情感駕御一切的另一個現象即為 好講私情……中國實在是一個人情國家，無論大事小事，若有人的關 系，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所以即便是一封八行或一張名片，在中 國社會上無不有它的效用。在中國即無事不講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 不能鑽營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接納、趨奉上下工 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一般說來，顧私總不免損 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一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 然是一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如此病態的社會，我們為何樂此不彼？！原因就在於我們入鮑魚之肆，時間長了也就不聞其 臭了，反道聞出香味來。

　　在全面腐敗的社會和群體中，腐敗已經成為了一種制度，一種人人都要遵循的制度；一種生 活方式，一種人人都要適應的生活方式。它不僅是官場的制度和行為方式，而且是群體和社會的 風俗和陋習。腐敗影響着我們社任何一個團體、任何一個單位以及社會的任何一個細胞，腐敗浸 潤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個人都難以置身其外。我們已習慣了用腐敗的觀點看問題、看是 非，用腐敗的觀點指導生活和行動；我們已經學會了嘲弄清廉的正直，學會了壓制純潔的善良， 我們成了正直道德和良好品德的扼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