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歷史不僅僅被掩蓋著，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著。過去的不必提及，就是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有良心血肉的知識份子，已經正面肯定了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對於抗戰的貢獻，對於民族的偉大功勞的時候，對於中共此時按照蘇共指令行事，仍然是諱莫如深的。而且在有的官方著作中，繼續編造中共一開始就領導，或與國民黨共同領導中國的抗戰。

例如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中，提到“一二八”抗戰說道：還在“一二八”事變發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發出通知和告全國民眾書，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軍隊來上海，進行著各種挑釁，準備著血腥的屠殺勞苦群眾，鎮壓革命運動，占領上海’，‘我們現在是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號召工人和一切民眾‘自己武裝起來，成立義勇軍，組織糾察隊’，‘舉行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上海！’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和上海各界抗日團體，展開了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的工作，動員各界人民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訊隊等積極參加和支援前線作戰。”注4

這本由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萬字的巨著，比過去已經有相當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學術性，凡是有引文的地方，都在每一頁的下面，注釋出引文的出處。但是以上的連續三段引文沒有寫出處。查由中共中央檔案館編，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從“九一八”開始到1931年年底的四百多頁的文件中，完全沒有以上的文字，而且沒有為“一二八”發出的專門指令，甚至連“一二八”的字樣都沒有，而且這幾條引文，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的基本精神根本不符合，不知出於何處？

而且，引文中所說的中共領導了上海民眾對“一二八”的直接支援，也不可考。因為根據劉少奇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從1927年起，中共地下黨完全被摧毀，偶然存活的人，哪裡還有力量領導呢？上海的《申報》等大報在“一二八”中的報道很多，讀起來常常令人熱血沸騰，可是沒有一處提到了中共的領導作用；再查一查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出版的各種回憶錄考察中共的黨史，中共中央早就已經撤離上海，上海的地下黨也被完全破壞，最後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江蘇省委的秘書長劉嘵在“九一八”剛剛發生的時候，也離開了上海，他重新回到上海是在1936年10月；193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從延安派遣曾經和魯迅關係密切的文人馮雪峰到達上海，才恢復了上海的地下組織，而潘漢年和胡愈之從莫斯科達到上海是在1936年7月。所以那之前除了隱蔽得很好的左翼文化人在有過極為隱秘的活動以外，中共與上海的此起彼落的救亡運動無緣。

最強有力的證明是，中共中央在1934年4月20日發出的一封秘密指示中，檢討在“一二八”抗戰中，沒有取得領導權：“上海戰爭中我們最大的弱點，就是沒有能夠給這運動以強有力的組織的無產階級的骨幹，以及沒有奪得這防衛戰爭軍事上的領導權。上海戰爭中的軍事領導權，還保留在國民黨軍閥手中的這一事實，就形成了國民黨有可能利用上海戰爭作為投機宣傳和政治資本的條件。”

顯然中共領導“一二八”抗戰是後來編造的神話。另外一個重要證明是，王明在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上的發言，他當然極力提高中共在“一二八”抗戰中的作用，他也只能夠提出兩方面說明，即蘇區曾經募款一萬多匯到上海，開辦飯堂來養活罷工工人；另外一項就是發表告十九路軍士兵通電，歡迎他們的抗戰行動。（見《王明選集》第四卷第111頁）這時候中共的通電對象，只有“士兵”而沒有“官”，“官”是為剝削階級服務，應該打倒的，這是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對於十九路軍的指揮官，王明在同一個發言中仍然是否定的，指名蔡廷鍇、蔣光鼐二位將軍領導了震動中外的“一二八”抗戰，是“不得已的”。

注釋：

4、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補卷》（三）株式會社北望社發行，東京，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