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文革”進行了兩千年 》（一百個人的十年）作者：馮驥才 1966年　41歲　男 　　T市某出版社編輯 　　十四歲的特務—— 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懷疑人是件很難受的事——檔案里的你都 是滿身的污點——我是戴着鐐銬迎接新中國的成立——第二次掉進怪圈——糊裡糊塗又被卷 入 漩渦 　　你要寫一個人的文革十年，我卻想講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認為我會離題千里，放心吧， 不 會！老弟，我的文革是從五十年前開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這整整半個世紀的坎坷，肯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文革”並非開始於 一 九六六。開始於一百年前嗎？也不對，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國進行了兩千年！ 　　我講我的經歷，也講我的道理。 　　這道理我幾十年沒想通。我參加革命幾十年，卻被當做反革命幾十年，反來復去也沒離 開 “敵人”的圈兒，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風雷激”造反隊一群人 吊打 之後，關在H河邊一個“特”（即特務）字號單間房裡，這所樓原先是我們出版社的書 庫，書 早被當做“四舊”運到造紙廠化紙漿去了。空蕩檔的小屋裡充滿舊紙、舊地板和舊磚 的氣味 兒，窗戶被封死，糊上報紙。H河柔軟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邊流着，夜間聽得更清 晰，還有河 中行船的划槳聲。我不自覺想起遙遠的滹沱河邊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變得綠蔥 蔥的茅草房。 我在那河裡洗澡，在河邊長大，參加革命抗日時，今天從河這邊渡過河到那邊， 明天從河那邊 游到河這邊，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敵人、檔檔檔檔檔，我革命， 這敵人卻是我。 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覺被毆打後肉體的痛苦開始從皮肉中一點點消失， 但不是散開，而是 往裡走，全凝聚到心裡去……不知這是怎樣一個過程，我忽然一下於雲開 霧散，明白了。有人 說，大徹大悟是一種解脫。我說未必，不明白則巳，明白之後反變成更 深更深的痛苦。 　　我們村有兩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兩個家族打根兒上就斗，勢不兩立。在 我 記憶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頭破血流，死去活來。我本家一個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時落 成的 殘廢。誰也說不清是從哪朝哪代結下的這冤讎。我還是穿開擋褲時就聽奶奶講，前清時 候王家 出了個舉人。那時村里出個舉人像出條龍，不得了呵，土霸王！王舉人在大街上走， 照例是兩 條胳膊橫舉着，一手拿根稱秸稈兒，只要我們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長這位置很關鍵，誰把住這位置誰就好壓對方，不叫對方出頭。但姓王的人多，勢力 大，一直占着村長。敵偽時期保甲長是他們，後來八路軍來了，村幹部又大多都姓王。從這 里，你可以看到歷史怎樣變成現實，要尋找文革的淵源，這便是最長最遠最深的一條根了。 可 是這道理我當時怎麼可能認識到？ 　　我們村是老解放區，七七事變後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據地。群眾的抗日情緒高 漲。 我那時十四歲，上小學，對共產黨的感情別提多純真，可以說對共產黨的每一個字兒都 深信不 疑。呂正操的隊伍一來，我高興得天天夜裡睡不着覺。連八路軍戰士看我一眼都興奮 得不得 了。我愛看書，愛寫作文，能講話，學校叫我當兒童團長，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戶去給 大人們講 《民學課本》，宣傳抗日，宣傳共產黨，講得大人們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時 根據地在搞 戒煙戒酒運動。村樹都出牆報反對抽煙喝酒，從幹部批評起。這牆報，就是現在 說的大字報， 文革中叫“四大”，其實早就有了。我們村長好煙好酒好玩錢，我就寫篇小品 文，只幾句話， 都是善意批評，你一聽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煙，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兩地 喝， 這算什麼事呢？” 　　寫得挺溫和也挺幼稚吧！別忘了我那時才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呀。這小品文沒等上牆，上 學 時丟在道兒上，叫村裡的治安員拾到。這治安員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長手裡。當時村里就 定我 為“特務”。村長說他代表黨，反對村長就是反對共產黨，什麼人反對共產黨？國民黨 特務 唄，好！治安員提出要把我活埋了。這事傳到區里。區裡有個炊事員是我們村姓李的本 家，他 找到區長說一個小孩子懂個屁，胡鬧唄，幫我說人情，這活埋的事就由區里出面制止 了。但本 村還是給我立個案，內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檔案材料開始第一篇就是“特 嫌”。從這時 候起，我便背上了跳進滹沱河也洗不清的歷史問題的罪名，熬度我災難不絕的 多半生。 　　你會奇怪，他們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為這三兩句話，偏把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劃到敵人 那 邊去呢？原因很簡單，他們不能叫我這個李家人冒頭當兒童團長。這一來，我這個兒童團 長就 被撤掉。政治，在這個文化背景上就變味兒了。我本家有個伯父，七七事變前上過一年 師範學 校，有文化，總在村里出頭露面。共產黨來了，他膽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 王的那些 村幹部扣上一個“國民黨”。他輩分大，我們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務嫌疑，給壓得 抬不起頭 來。我哥哥為了擺脫這處境，娶了一個縣公安員的女兒做老婆，離村到別處去。我 也呆不住， 初小畢業就離開老家到安平縣去上高小。本以為遠走高飛，脫開災禍，哪知道我 竟是帶着一塊 擦不掉的胎記——政治污點走的！ 　　我在安平縣高小畢業後分配到一個村里當教師。那時才十六歲，根本不知道有檔案材料 好 比魔影一樣緊跟着我。村裡的人都誇我工作得不錯，我的自我感覺也蠻好，就有了入黨的 要 求，決心一輩子跟共產黨幹革命了，我問村長，“咱村有支部嗎？”我想提出入黨申請。 誰料 他拿笑話跟我打岔說：“咱村沒有織布（‘支部’的諧音）的！”開頭我以為他們把我 看做小 孩子，對我這要求推推擋擋，後來發現自己總被莫名其妙地調動，在這個村沒呆多少 天，又調 到另一個村去。好像我有癆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離。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 掃蕩，我們 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隱蔽。縣裡惟獨不給我安排隱蔽的秘密據點，我就跑回老家 躲一躲。這期 間村頭的雪地上有人寫條反動標語，姓王的那些村幹部問也沒問過我，居然把 這條反動標語又 悄悄記在我的檔案上，“特嫌”就更沒跑了。這些事當時並不知道，只覺得 革命這個門把我向 外推，不准我進。我可還是一心革命，把自己當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 天在敵占區窩窩囊囊 活着，不幹事，就決心投奔八路軍去當兵。幸虧五一大掃蕩最凶時，那 些姓王的村幹部都隱蔽 起來，推出我們一個李家人——就是在區里當過炊事員、要活埋我時 為我說過情的那人當村 長。他給我寫封推薦信，我把這信縫在鞋幫里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八 路軍。日寇大掃蕩時我十 次遇險，不是逃脫追捕，就是叫老百勝掩護起來。有一次被抓住， 因為我一隻眼是斜眼，老百 姓對日本兵說：“這個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騙過了敵人， 才救了我。這時一找到八路軍 真像找到親娘一樣，熱乎極了。 　　開頭我在冀中軍區八分區政治部當文書。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充滿了 信 任、關心和友愛。有一次我發高燒，同志們日夜輪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撫過我的額 頭， 無論是粗糙還是細膩的，我感覺到這手上帶着對我病情無言的探問，還有對我快快病癒 的期 盼。每隻手放在我額頭上時，我都立即流下淚來。我第一次嘗到革命的友情，真是勝過 母愛！ 我好寫，常給《冀中導報》和《前線報》寫稿，小說、詩歌、劇本、人物專訪等等都 寫。我不 敢說寫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這期間我認識了孫犁、遠千里、王林，他們 都把 我當做工農作家重點培養。政治部還常把我作為戰地記者派到前線採訪，《前線報》上 有時天 天發表我寫的通訊，報上常見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氣了。心氣兒又高起來，提出 入黨，政 治部的首長們很高興。 　　其實，我又傻了。因為這時我的材料沒有轉到部隊上來。可我一提出入黨，政治部派人 到 村里調查，反把我那些檔案材料勾來了。陰雲重新籠罩我的頭頂。不但我入黨的事沒人再 提， 那時部隊正在打泊鎮和青縣，戰地急需記者，也不再派我去採訪。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 手到我 房裡來，他說：“現在敵我鬥爭激烈，有些特務分子專門打進我們政治機關里來。” 我詫異地 說：“怎麼會有這種事呢？”當時他目光閃閃地注視我的臉，觀察我的反應，幸虧 我還不知道 他們懷疑我，這是對我的一種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懷疑，自己雖然 不是特務表情 也會不自然，那就非認定我是特務，把我抓起來不可。後來才知道，冀中和山 東是康生反特運 動的兩個試點，懷疑到誰馬上就抓。又幸好這位政治部主任是長征幹部，延 安整風、搶救運 動、搞AB團，他都經歷過，知道過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裝 的，才不動聲色地走出 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記在檔案里。直到一九四九 年軍法處審查我時，我才 知道我這時的處境多麼危險。但這時憑直覺，已經感到信任從同志 們的眼神里消失了。我無法 問，更無從申辯，也千萬不能申辯，一問反而更被懷疑。漸漸我 變得十分敏感。他們懷疑我， 我也懷疑他們，不知他們對我的種種態度是真是假。懷疑人是 件很難受的事，以致我有點神經 過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從那時扎的根兒。唉，我 那個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過去 了。 　　一年後我患了肺病，住進冀中軍區的和平醫院。剛入院時我感覺還正常——當然我說的 不 是身體感覺，而是政治感覺。不久一些病友明顯地對我疏遠，甚至沒人肯跟我下棋。過年 時我 回家探親，有個戰士與我同行，他是我當年的學生，但他一路上與我無話。分手時他猶 豫再三 才對我說：“我看您人不錯，有件事告訴您，您千萬別對人說。”他見我答應得誠 懇，才告訴 我：“還記得您教書時有個張老師嗎？他是特務，自殺了。” 　　我嚇一跳，說：“他怎麼會是特務呢？他爹是叫日本飛機炸死的，對革命很忠心，人也 挺 正派，當時有個村幹部玩女人，貪污公糧，沒人敢批評，他還寫過無頭貼子呢（一種不點 名的 牆報）！” 　　這當兵的學生說：“據說他就為這事被村幹部定成特嫌，擠出學校，到部隊製藥廠當工 人。後來部隊反特時一查材料，他是特務嫌疑，好一頓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殺了。據說 他 的檔案上有您名字，說您跟他共同搞過特務活動。” 　　我問：“什麼活動？”我傻了。他說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張老師寫無頭貼子時沒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 天，村裡的公安員忽然也來找我借墨水，我還納悶，公安員怎麼跑來找我借墨水？看來這是 找 證據了，真是可怕！ 　　這當兵的學生又問：“前一個月軍區有人找您談過話吧！” 　　我說：“是呵，是位特派員，人很和氣，問過我的家庭歷史，還挺關心我的身體情況， 怎 麼？” 　　他說：“哪是什麼特派員，那是軍區保衛處的！現在咱部隊內部又搞反特，審查舊案 時， 從張老師那特務案里發現到您。本來那天是打算把您從醫院逮走的，聽說跟您一談，覺 得您不 像特務。當時我正在醫院保衛組辦事，聽到這消息的，為您捏把汗，那可是說逮您就 逮您 呵！” 　　這正是大冬天，天卻不冷，可我渾身哆嗦，連牙也“得得”地直打顫。過度的恐懼之 後， 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這些多年來一直爬在我背上這魔怪翻過來，看看它究竟都是些 什麼東 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擺在黨組織面前，叫他們一個個細胞都瞧個透，說說我到底 是敵人還 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這股熱辣辣的情緒過去後，我茫然了，我無力證實自己！我像 被抓在一 個巨大的鐵掌中，無辜地身不由已地聽任它的擺布。 　　沒多久解放戰爭就開始了。我隨軍到達白洋淀，《前線報》社也在那裡，他們人手不 足， 恰好我是這家報紙的老作者，社長找我談話想調我到報社工作，叫我去組織部換信，我 好高 興，但一換信又麻煩了。非但《前線報》社沒調成，反把我送到軍政幹部學校的整黨 班。所謂 整黨班並非都是黨員，而是把有問題的人弄去解決問題。我還挺天真，以為像唱戲 《三堂會 審》加樣，一問一答，把問題弄清就了結，誰知那裡邊是叫有問題的人互相整。整 你時，把你 的問題告訴給別人，整別人時把別人的問題告訴你，誰都想爭取表現，搞得很 凶。一天夜裡我 和一個小伙子站崗，我對他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到底懷疑我什麼？ 我冤得很，對革命 從無二意，怎麼總拿我當敵人呢？” 　　這小伙子是農村人，很實在，見我也實在，他就撾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掃蕩時，在老 家 的雪地上寫過一條反動標語？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區政治部工作時，對一個保衛幹部 說，你 盼望國民黨飛機來轟炸……還有，你是不是給你老婆寫過信，說傅作義的部隊要突襲 河間，人 家懷疑你怎麼會事先知道敵人的行動……”除這些，他還說了我許多許多事。 　　我聽得毛骨悚然，心想無論怎樣表白也難翻過身來了。因為這些事都有點影子，但都被 歪 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飛機轟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區政治部時和一位保衛 員出 差辦事。他撾我：“小李，你挺能寫的，為啥我們找不到那些材料寫，你能找到？”當 時空中 正飛着國民黨飛機，我就拿這飛機打個比方說：“你看這敵機在飛，就不必寫，寫了 也沒有任 何意義。如果他們扔炸彈把前邊的莊子炸了，就可以寫了。”這本是談新聞的價 值，硬給變成 我盼望敵機扔炸彈，寫進檔案！再看，傅作義要突襲河間的消息是部隊傳達 的，要我們做戰鬥 準備，怎麼變成我事先從敵人那裡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給老 婆的信都被檢查了！ 如果我真是一個敵人，也不會有這麼多、這麼細緻的挨整材料呵！文革 期間，一個造反派對我 說，你知道你的檔案材料有多少嗎？一車也拉不完！對我這樣耿耿忠 於革命的人，怎麼花費這 麼大力氣來監視、控制、調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勁。第二天整 黨隊的指導員又找我談話， 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奪門跑出去要跳河，被攔住了。指導員火 了，馬上組織全校批鬥大會， 轉天被作為“現行特務”押送到軍區軍法處。在軍法處里，他 們要我交待特務證據，我說我只 能證明自己是革命者，說我是特務，應該由你們實事求是地 拿出證據來。這樣，我就被箍上鐐 銬。有生以來我頭一次戴上這東西，卻是在自己的隊伍 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國解放了。我聽 到消息時心裡還一陣歡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鐐銬，牆 上的鐵窗，心裡不是滋味。每當我想到， 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國解放的，心中便一陣黯然。 好像一塊很黑很黑的陰影留在我心底。 　　幾十年的經歷告訴我：有人說你好，沒用，誰也不會把這話記在你檔案里；有人說你有 問 題，哪伯僅僅是懷疑，糟了，多半就收進了你的檔案。收進去就很難拿出來，它從此就一 刻不 停地緊跟着你。你敢說，你在自己的檔案里是個好人嗎？如果你認為自己赤膽忠心，忠 於國 家，忠於事業，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個身體都是透明的。但夾在那厚厚的硬 紙封皮 的檔案中的你，卻可能是滿身污點的另一個人。關鍵時刻人家都是從這“另一個”的 你來判斷 你，對待你，決定你。 　　軍法處派出馬隊跑遍我工作過的村子、學校和部隊，誰也拿不出能夠證明我是特務的確 鑿 的證據。幸好我老家的村幹部換人了，雖然還是王家人，跟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嘴下留 情， 沒再給我舔油加醋說壞話。軍法處便把我放了。結論是“工作中看表現，表現好可以算 沒問 題，表現不好還背着這包袱”。我就這樣挎着個不青不白的小包袱進入了新中國。 　　解放後的最初幾年，我先後在幾個單位幹過，都因歷史向題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與 否 並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負責一個編緝部，職務是含漢糊糊的“負責人”，干 得 卻很帶勁。突然肅反運動來了。老問題再一次被折騰出來，被狠批狠斗，受審受訊，又經 過一 場疾風暴雨式的鬥爭。這次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卻把我的舊帳了結。單位派出四五個人 跑遍全 國，雲南、貴州、四川，甚至跑到內蒙和新疆，把我認識的所有人兜個底兒地、滴水 不漏地重 新調查一遍。我得感謝安平縣縣委，他們說：“鎮反時，我們對全縣摸過底，特務 名單全掌 握，沒有他！”一句話，撥雲見日，這才給我把冤案推倒，結論是：“經調查，× ××特嫌問 題應予取消。” 　　從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兒童團便是敵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敵為友。漫長十七年的酸甜 苦 辣，從來無人過問，只有自己清楚。當宣布我取消特嫌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渾身打冷 戰。 回到家中，沒有喝酒慶祝，也沒涕淚交流，好像死而復生那樣不認識自己了。 　　原諒我說句迷信話：我信命。什麼是命運？就是冥冥中你無法左右它、但它卻在強有力 地 左右你那個東西。 　　好運氣對於我，好像只鳥，不會在我頭頂上停留太多時間。這也是我命運的一個特徵， 或 者說是個典型細節。 　　我們單位總支書記想提拔他的一個親信，但我的業務能力和位置都成為障礙，他就排擠 我。恰巧T市要創辦一家出版社，創辦人是我的一位老領導，我便提出調動，這種自動讓位 的 事是很容易辦成的。我第一次帶着歷史清楚的檔案去到另一個地方工作，心裡特別輕鬆， 但到 T市尚不過一個月，整風運動開始，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單位那家出版社的來信，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編輯部的黨支部名義 寫 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幫助他們整風。組織上的要求不好回絕，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會上 做了 兩小時發言，訴說肅反時我平白受的委曲，給總支書記提幾條意見。總支書記在場聽 着，一聲 沒吭，他臉上卻好像抹一層煤煙，可怕地陰沉着。誰知這兩小時發言又決定了我重 蹈覆轍重度 苦難二十年的悲慘命運。 　　我發過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鋪天蓋地而來。這次，原單位是以黨總支名義再次把 我 叫回去，宣布我為右派。那編輯部的黨支部被定為“反黨支部”，出版社五十多名編輯中有 二 十五名被打成右派。這些人都是因為給總支書記提意見而以“向黨開火”的罪名論處的。 　　後來我才明白，根由是黨總支書記和黨支部書記有矛盾。整風時黨支部書記想把黨總支 書 記搞掉，因為我在肅反時被搞苦了，想拿我當槍使。反右一反過來，我便變成犧牲品。這 不是 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鬥爭里去了嗎？拿現在的話講，這叫歷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 圈。我 雖然說不清這怪圈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但我已經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 一次不知 不覺掉進去，這是第二次。 　　現在回頭看，我真不必慶幸五六年肅反結論後，我如何輕鬆地來到T市。實際上又—次 命 運的陰影早巳把我所籠罩，只不過我毫無預感罷了。等我的檔案材料轉到T市，檔案里又 加了 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還只是嫌疑，這一次右派卻是實打實的了。我真是一口氣也 沒喘過 來，由一種敵人轉換成另一種敵人。不過換個牌子。 　　現在我接着開頭的話談，談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無論斗誰，我都是陪綁，做個配角，用 來 造氣氛的，不是鬥爭重點。運動開始時，書記搞社長，因為我在創辦這家出版社時事與社長 配 合得很好，斗社長時，我是社長“重用右派”的一條罪狀，斗我的目的是為了搞垮社長。 後來 反資反路線時，社長這一派反過來搞書記，既不會再整我，也不會使用我，我就靠邊站 了。清 理階級隊伍時，書記這派二次東山再起，又搞社長。因為我始終沒參加社長這派就把 我放在一 邊。當時牛鬼蛇神分兩種，一種關在牛棚，一種上班來下班走，名叫走讀。我屬於 後者，可以 說很超脫了。 　　出版社有個女編輯是個業務尖子。她前夫曾是國民黨軍官，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給她掛 過 一個特務的銜兒，其實她什麼也沒幹過。但她被控特務定為重點清理對象，目的也是為了 給社 長加罪，好說社長大紅傘下保護的都是些什麼壞蛋。碰上“特務”兩個宇，我本應該躲 得遠遠 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過院子時，她在掃地，見左右沒人，塞給我張紙條，我拿回 家一看， 是她求我把這紙條交給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寫的大字報底 稿交到單位 專案組。我想她大概怕牽連上家屬惹事，動了憐憫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 受刑挨不過 時，把這紙條的事交待出來，一下於把我掛上，成了為特務通風報信的現行反革 命。關進牛 硼，天天上刑，軋槓子，使夾指棍夾指頭，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 不過來，受盡 折磨。非逼我說看見她家有發報機和密碼本，後來這女編輯受不住，把褥單扯 成條上吊死了。 人雖然死了，他們還逼我說她家有個發報機，我奇怪他們為什麼非要把這不 沾邊際的事搞成事 實。一次他們叫我承認是肅反時漏網的特務，我和那女編輯是個特務集 團，集團的頭頭是社 長！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把我們往死處整，就是要把社長徹底搞垮。正 像當初這一派搞書記 時，居然叫一個非黨群眾宣布開除書記的黨籍。告別了十年的“特務” 又回到了頭上，我又一 次掉進這歷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第三次了！我 總是不知不覺在這漩渦般 的怪圈裡轉，一忽兒轉出來，但沒等我脫出身來，一忽兒又給更深 地卷進去。當然，這只是一 個很具體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幫他們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範圍 里玩弄這怪圈嗎？而陷在這無 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裡的，是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呵！ 　　我真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結束了那場災難，結束了那段荒唐的歷史。我從 我 個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麼教訓，供給大家思考呢？我想，過去幾十年，往上幾百 年、幾 千年，我們用了多少精力互相傷害。為了原則的鬥爭是必需的，但把個人的東西摻雜 進去，不 但搞垮了原則的神聖感，也誤國誤民。這是一個怪圈呵，最後剩下只是疲憊不堪的 自己。你的 歷史書比我看得多，你說究竟怎樣把這怪圈從我們民族身上摘去？ 　　＊＊＊更大的是一個文化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