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黃葉先生《永別朱鎔基》一文，也想說幾句。

一，黃葉先生的認識誤區 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很不容易客觀。首先，評論者可能是事件的參與者或相關者，不免帶上私人感情和立場。無論是囿於情感還是利益，都可能使人一葉障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與事態無關者，可能更糟。他們不能對整件事情形成全面概念，要麼只能從抽象觀念出發；要麼只能從瑣碎枝節出發。前者是戴有色眼鏡，看一切東西都變了顏色，有時甚至是戴哈哈鏡，看事物變了形狀；後者是瞎子摸象，摸到什麼是什麼。 問題的根本在於：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非功過，與整個社會整個時代是聯在一起的。不了解現實社會，不洞悉時代脈搏，就不可能真正解讀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遑論評價其功過是非。 黃葉先生正是因為沒讀懂這個時代，不了解中國現在正處在什麼樣的歷史階段，不明白中國改革的真實含義，因此才會誤讀朱鎔基，得出偏狹結論。

二，中國改革的實質 中國現在正處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中國改革的實質是什麼？這個問題，在改革初期（1980年代）曾經是清晰的。但隨著改革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被捲入其中，隨著歷史的車輪一起滾動，事件不再有旁觀者，認識被打上情感、利益、處境和立場的印記。於是，清晰的圖景不再清晰，開始變得模糊。在此過程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自覺不自覺充當了各種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願跳出來，俯瞰歷史。思想的紛紜由此而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中國改革始於毛澤東時代終結。正象所有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一樣，在憑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經歷了1950年代短暫的經濟高速增長後，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其弊端逐漸裸露出來。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資源動員能力，其效率取決於民心的凝聚力和民眾的奉獻精神，但民眾的這種“心醉神迷”狀態（列寧語）是不可持續的，只能奏效於一時。隨著權力的集中運用而來的是權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漸冷卻渙散，經濟運行陷入不可救藥的低效率中，短缺型經濟由此而生。另一方面，這種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運轉模式，由於缺乏階級分化，阻塞了社會分工（分工不僅僅是生產技術上的，更是社會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齊備，社會效能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其經濟活動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於當資源動員的力量運用到一個極限後，經濟增長就後繼乏力，經濟發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動力。於是國困民窮，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越拉越遠。 正是在這種山重水複疑無路中，鄧小平開始了他的改革。作為現實主義政治家，鄧並不是歷史目的論者，他並不相信什麼歷史必然規律或普世道路。鄧只是從人類已有的經驗教訓出發，為當時的中國選擇了一條現實可行的路，一種可以走出困境的發展模式。這是中國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開始。 鄧的轉型戰略，發韌於1979年改革之初，在實踐中逐漸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講話時終於大成圓滿。從那時起，中國今後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讓人發生誤解。後來者也難以逆轉這一進程，只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有限調整和修正。 這種轉型戰略可概括為：經濟先行，政治緩行的改革；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在資源配置上，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在產權形式上，以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在財富分配上，以階級分化取代平均主義；總而言之，在經濟制度上，以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在歷經幾十年狂亂、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後，在血與淚的洗禮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經濟改革的第一層含義外，其它三層在今天都還只宜做不宜說。但只要承認了第一點，後面三點就是邏輯的必然。這四者四位一體，不可分割。不能設想，現實中能夠運轉公有制的市場經濟或平均主義的市場經濟。 既然要從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經濟，財富分配的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變平均主義為階級社會，貧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國這種整體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的國家，這種轉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擔犧牲，為全社會理順結構、輕裝前進承受痛苦。如果還象原來那樣，將所有人綁在一起，就只能重複過去平均主義的老路。這可能符合許多人一時的願望，但對於全社會來說，這只是飲鳩止渴的慢性自殺。因此，轉型期分娩的一時痛苦是難免的，是為新生命誕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隨著改革深入，大多數人會開始感覺痛苦，對改革產生怨恨。如果是少數人付出代價，大多數人受益，由於總量限制，階級分化和私營經濟仍然不可能孕育出來，社會分工仍然受到阻礙，經濟增長仍然不可能獲得必要動力，社會仍然只能在原有軌道上運行。因此，經濟轉軌是今天中國不能不邁過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過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會的希望和未來。 理想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烏托邦，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始終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確實，改革在初期曾經呈現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種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偶然結果，是經濟在長期壓抑後的短暫爆發，其過程不可複製。這樣的好事不會天天有，歷史的曲線已開始向下彎曲，中國必須咬牙挺過波谷期的陣痛。 痛苦只是暫時的，轉軌完成後，社會關注的重點又會回到“公平”上來。在轉軌過程中，一方面必須保證轉型不被逆轉；另一方面，必須考慮犧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儘可能減輕陣痛強度，防止分化，走向極端。為此，可以根據情況，暫緩或暫停改革進程，有時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戰略方向不能變。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改革總是如此艱難、如此漫長的內在奧秘。外界曾指責中國改革步履遲緩，猶豫不決，有時候還會走兩步退一步。分析將此歸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合，經濟改革跛足難行。其實，此處倒不關政治體制事，這是從利益調整角度出發的考量。顧慮到大多數人在接下來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犧牲，顧慮到他們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應，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緩緩而行。反過來，如果此時啟動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環境下，這種邁向私有制經濟和階級社會的轉型是根本不可能進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個人，每個人又能得幾何？當民眾明白自己將要到手的是什麼時，難道他們還會投票贊成這種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況還有俄羅斯的前車之鑑？除非採用欺騙和不負責任的承諾，否則，如果讓民眾自己選擇，大多數人可能都寧願回到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競爭壓力的大鍋飯時代。誰還會管它大鍋飯到底能吃多久！——這也是鄧小平暫緩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朱鎔基與中國改革 由此來看朱鎔基的改革，就會明白為什麼在朱所主導的住房、醫療、教育和國企等系列改革中，利益損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層民眾。改革成本實際上是按人頭分攤的，雖然朱已盡力減輕改革方案對民生的震盪，但對於低收入階層來說，仍然負擔得很吃力。為什麼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攤？因為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邏輯。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經濟，化生出階級。在轉軌過程中，“公平”是暫時不能不被置於第二位的價值。要刺激起經濟增長的效率，建構起經濟發展的動力，對“公平”的關注，暫時就只能止於底線之上。 這實際上又回到馬克思以前的公平觀。傳統觀念認為，結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種空想；現實可行的，是階級社會中人人有機會改變命運的“機會平等”。馬克思蔑視這種公平，認為資本主義的“機會平等”中蘊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惡。馬是對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種理想，在現實中從來不曾有過。馬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設想通過消滅“私有制”來消滅階級，實現結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滅抹殺了社會分工，使社會發展喪失了最強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國家的強勢集團在私有財產之外據有了大量特權，製造了新的不平等。事實上，只要資源稀缺性存在，實際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會消失。反覆試錯的結果是，人們不得不接受“機會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認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結果。中國正處在向私有制經濟和階級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其間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階級社會更甚。 由此，我們也才能夠理解，為什麼朱在1995年所主導的宏觀調控中，不能象黃葉先生主張的那樣，扶持高效的私營經濟，放棄低效的國有經濟。中國的事情很複雜，不能完全按經濟規律辦。給陷入困境的大型國企輸血，既是一種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必要妥協，更是一種顧慮到大多數人即時利益的策略讓步。如果國家金融力量轉而支持私有企業，那麼本來就已經陷入困境的國企，在遽然斷奶下，必然會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萬上億的失業工人更無法安置。正在擴張中的私企難道能容納下這麼多工人？中國的失業問題，根子在人口過多，勞動力過剩，只有低效率的國企才能容納這麼多“多餘”的人。這是一種變相的社會保障機制；這也是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國企有必要盡力維持的理由。轉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成燎原之勢。國企倒閉，大量工人突然失業，而私營企業聚集和增殖的財富短期內又不可能轉化為社會福利，怎麼辦？改革不能不瞻前顧後，匍伏而行。 由此，我們也才能理解，為什麼朱鎔基承諾國企三年脫困。朱並非不知道國企已不可救藥，實際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動私有經濟取代國有經濟。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幹不能說，甚至還得說相反的話。實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國企改革的進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萬人的利益損失，更要顧及他們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夠放大或縮小人們的實際承受。如果國企職工們感覺到自己已經被拋棄，那麼他們心中餘下的只會是對生活的絕望，對社會的仇恨。只有讓他們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進行。這有點類似股市：只有製造利好，莊家才能悄悄出貨。朱作為政治家，其公開言論都是政治行為，只能作如是觀。 有意思的是，黃葉先生既指責朱的改革，又指責朱為照顧改革中利益受損者所作的妥協平衡。在黃葉先生看來，朱的一切都是罪狀。這只能說明黃葉先生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理想幻境中：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因為會損害環境）；既要打破平均主義，發展民營經濟，又不能有分娩期的陣痛，不能有貧富分化的苦難。之所以會有這種理想主義的幻覺，是因為他不明白中國今天的處境，不明白中國改革的實質。 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的是朱鎔基；雷厲風行，快速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的也是朱鎔基。朱深明經濟轉軌期的邏輯和需要掌握的火候，因此，他為社會變遷劃出了一條底線：分化是必須的，但只能到此為止。 觀察朱的行為，其傾向性還是有的：對於加速社會轉型的改革，朱總是儘可能全力推進；對於“公平”價值和底層生活保障，朱只是做到底線之上。這就是黃葉先生所說的“何其貼切”與“何等吝嗇”，這是由改革本身的目標和邏輯決定的。這說明朱的著眼點，並非社會一時的穩定，而是國家長遠的未來。社會大眾暫時損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識形態的障礙，曾經使鄧小平遲遲不願意啟動更深層改革，以至於問題越積越厚，後來者負載越來越重，改革者處境越來越難，騰挪閃轉的餘地越來越小。朱的歷史責任感和個人風範都不允許他繼續因循苟且，踟躕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陣”和“萬丈深淵”，不惜承擔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罵名——只有到今天，人們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職答問時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義。

四，朱鎔基與中國經濟 黃葉先生指責朱的第二大罪狀是1995宏觀調控搞“軟着陸”，扼制了經濟活力，導致今天的通貨緊縮和經濟疲軟。不可否認，今天的通貨緊縮與朱1995年實施的“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確有相關。經濟周期，本來就是客觀經濟過程與人的主觀對策互動的結果。由於政策效用有一定滯後期，度在哪裡，很難把握。如果再適逢外界變化，治理通漲的措施往往會導致通縮，反之亦然。這本來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只圖嘴巴痛快，將這些東西早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朱的金融整頓，是針對1993、94年的經濟過熱而為。歷經幾年調整，避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終於成功實現“軟着陸”。但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環境惡化，中國出口受抑；再加上1998年洪水肆虐，遂釀成通貨緊縮勢頭。 如果沒有朱從1995年開始的鐵腕整治，以當時中國的家底和狀況，中國很可能是金融風暴中最先倒下，並且跌得最重的國家（當時有很多金融大鱷瞄準了中國）。看看馬、泰、菲、印的慘狀，究竟是要金融崩潰，還是要今天的相對疲軟？本來不難選擇。但社會批評家們往往是“常有理”，他們號稱兩者都不想要，他們只要繁榮和增長，無限的繁榮，永遠的增長。那麼請問他們即使是站在事後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麼解困良方？沒有，連馬後炮都響不了；要不就是毫無可操作性。他們的意思大概是：幹活是你們的事，我們只管批評，只負責指手畫腳。 黃葉先生的良方是應該支持民營經濟打敗國有經濟，上節已分析了此路不通。另一種說法是朱不應該征那麼多稅，把企業和個人都弄窮了。一個事實是，朱的稅收增長並非源於稅率提高，而是源於打擊走私和嚴格徵收。換言之，朱的稅收增長並未加重依法經營者的稅負。嚴格徵稅，既利於增強財政吸取能力，更是規範經濟秩序，維護公正，建立市場正向選擇機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團非法牟利的有力舉措，其意義更在打擊走私，阻止外來商品對本國產業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這樣有利於當前長遠的明政，為什麼會遭遇這麼強烈的反對？不錯，現在生意不好做，賺錢不易，有人抱怨稅負過重，又不能參與意見，這些方面確實都存在問題，需要設法改進，但這些都不能構成反對嚴格徵稅的理由，二者不能混為一談，社會批評更不應該混淆了界線。 另一個事實是，從儲蓄餘額看，個人和企業財產不但沒有因此減少，反而還節節攀升。可見民間並不缺錢，缺的是投資渠道。 於是朱大力推行積極財政政策，試圖以政府投入帶動民間投資，加速經濟運轉，打敗通貨緊縮。這又遭到黃葉先生們的反對，認為是大手大腳，好大喜功，並稱朱為“赤字總理”。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績效，功不功的問題，而是事關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穩定的首要問題。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貨緊縮對經濟的疲軟效用，維持了經濟增長勢頭，從而維持了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各種經濟和社會危機因素抑制在潛伏狀態，沒有即時爆發出來。 可以說，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繫於經濟的穩定，而經濟的穩定繫於國家信用，繫於市場參與者對經濟的信心，因此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講“大話，空話”的原因。朱不是小學生，他講話不是要向誰匯報思想，他講話大都是政治動作。朱從好的一面闡釋中國經濟，讓世界對中國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氣，人氣鍛造繁榮，這有什麼不好？ 香港一事也是如此。黃葉先生批評朱最近在香港放言“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香港繁榮，實際上，香港問題事關世界對中國經濟形勢和政治制度的信心，關繫到中國的統一大業，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背負的責任，不能僅僅就事論事。朱越是堅決表態不惜動用“兩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支撐香港繁榮，形勢發展可能就越不需要朱動用外匯儲備；反之他越是迴避責任，香港前景就越難以樂觀，到時候，說不定中央政府就真的得給香港輸血了。 面對通貨緊縮，宏觀上採取積極財政政策是必然的。根據通縮的延續情況，政策會持續一段時間，在通縮徵狀未解除前，保持一定的政策連續性，這很正常。如果聽到風就是雨，朝令夕改，那才是為政的大患。當然，積極財政政策有其極限，但現在還沒到頂。有人說中國政府現在已負債纍纍，嚇煞人哉，不能再搞什麼危險動作，不能再有赤字了。好象中國從此就只能謹言慎行，全心全意還債一樣。但沒有投入，何來收入？沒有收入，憑什麼還債？總不至於要中國人都去賣血吧？何況，相對於他們所說的債務天文數字，區區赤字，能值幾何？有它不多，沒它不少，沒必要自己先捆住自己手腳。 最後，黃葉先生說，改革過程中廣大中下層國民的利益損失，普遍缺少安全感，是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他說得對，事實確實如此。但只要不打算走回頭路，對此就無法可施。只能承認和忍受這種負面效應，在此基礎上再來想別的辦法。這是歷史長河中經常會出現的險關隘口，只有闖過去，中國才有出路。闖過去之後，就是天長水遠，海闊天空。

五，惜別朱鎔基 朱鎔基的作為，並非盡善盡美。實際上，在現實中，誰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政治人物的行為，都是出於利弊的權衡，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衡擇其重”。因此，任何抉擇，都有其負面效用，都有所遺缺。扒開正面專注負面，深文周納，任何人都可以被弄得面目全非，一無是處。這種羅織之法，在文革中曾被發揮到頂點，這也是文革中那麼多大小冤假錯案得以成立的認識論根源。面對專政機關對“百團大戰”的求全責備，彭德懷曾憤然出聲：走路也可能跌倒，做事的人，哪裡照顧得面面俱到！ 在今天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要做事，就要準備挨罵；有責任心的人，又不能不做事。所謂“在昏昏噩噩的統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可有些自我發展的自由空間”的說法，在變化緩慢沒有危機的農業社會或許說得過去；但在內有潛在危機，外有競爭壓力的今天，昏庸和不幹事，無異於等死。 朱在義務教育和農村問題上，被人詬病最多。朱的做法，雖然符合社會轉型期的需要，但基礎教育方面，有的地區的做法確實已超出人文主義底線，必須引起重視。這個問題或許應該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不管出於多麼宏偉正當的理由，行為都不能觸及社會共存的底線；必須讓大多數人至少保有在各階層之間流動的可能性。當然，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也並不容易。 黃葉先生還質疑朱的清廉，認為朱“自己控制著銀行系統，而他的一子一女卻在銀行中身居要職，毫不迴避”。黃先生錯了，朱不只是“控制著銀行系統”，他還掌管着全國的經濟和行政。要迴避，他的子女就只能從此不做中國人——迴避既無可迴避，就只能守法。高乾子女也是人，也要生存，也求發展，評判和限制其行為的主要尺度只能是法律。朱的兒子迅速升遷，當然與朱的地位有關，但並不是朱運作的結果，這是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在自動起作用，只要不違法，朱就毋須為此承擔責任。正如金大中的兒子犯罪，與金的地位當然有關，但這並不是金本人的錯。人是環境的奴隸，朱的清廉體現在：在同等環境下，在現職高層領導人中，他是做得最好的。 朱離任在即，外界對其仍然褒貶不一。朱是那種真金不怕火煉的實幹家，經得起時間檢驗。相信隨着時局推移，朱的價值和意義會更加凸顯。這是一個英雄無力的時代，以朱的能力器局，本來應該成就一番更加令人稱羨的事業，受限於地位和年齡，朱可能只能走到這一步了。作為一個政治家，這已經足夠。朱是當今政壇的一股清風；他的出現，是體制內的異數；朱的幹才膽魄，朱的親民作風，朱的清廉志潔，善於面對公眾，雷厲風行的行政風格，對貪官庸吏的不留情面，仿佛都不屬於這個時代，不屬於這個時期的中國。朱是超出於時代的偉人，其所作所為，迥異於這個時代的特徵；但其結局，仍然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朱因此得罪不少人，也因此樹起了自己的歷史標高。

相對於朱本人的抱負，相對於人民對朱的寄望，朱現在離任，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中國要產生一個朱鎔基不容易，但他就這麼輕輕走了。或許，命運至今仍未真正眷顧中國，大局未定之時，哲人已隱，金劍沉埋。 朱要走了，除非歷史很快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幻，否則他已不可能再走到前台。嗟夫天地一逆旅，過客皆歸人！謹以此文，為朱鎔基總理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