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朝鮮戰爭五十周年之際，美國的一位朋友在電子郵件中簡短地提到了一個叫林學逋的志願軍戰俘，因堅決要回“新”中國，不去“自由”中國而被害。筆者當時很不以為然，雖然戰俘意味着投降，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對戰俘統統迫害。台灣的“自由”中國，還是大陸的“新”中國，都為當時對立政治力量的宣傳戰的產品。就如當時劫機的“反共義士”卓長仁，本周將以“綁架殺人犯”的身份處決，倉皇反覆如同兒戲。戰俘固然是戰爭的重要部份，但５０年後得今天，去回顧當年那場有十幾個國家參與，幾乎是小型世界大戰的一役，全以戰俘的角度來看，似乎令人難以接受。然而友人堅持，出於好奇心筆者找來了勒大鷹的紀實文學《志願軍戰俘紀事》一讀。讀罷掩卷遐思而有此文。

　　近來逆民族主義行情看漲，醜陋的中國人再次成為時髦的話題。如當年不該抗日，都接受做漢奸不抵抗的話，那麼今天和日本一樣享受高水準、富裕的生活。筆者雖然不同意這種自私的看法，但自私畢竟是一種自然心態，不是說“天下熙熙，俱為利來；天下攘攘，俱為利往”嗎。不過把一切交給外人管治，而希望坐享其成，恐怕是「好夢由來最易醒」的一廂情願，夢醒時分只能是空悲切，到頭來損人又害己。

　　以詆毀中國人來表示人格獨立、精神獨立、思想獨立（華人反華＝獨立人格，這是西方三歲兒童都知的公式）的ＣＩＡ，在大作《如果日本沒有“進入”中國》最後留有以下絕句：“我們卻仍然是一個世紀前的那個東亞病夫，惟一的變化是病得更加難以救藥。看着眼前滔滔遍天下的愛國賊，令人不能不懷疑：也許中國人就是沒有能力建立現代國家，必須由某個異族來管理？”。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美國管理下的志願軍戰俘營。

一、在異族管理下－－戰俘的故事

　　美國人稱：“在戰俘營里，野蠻的中國人將能享受到西方文明……”

　　在朝鮮戰爭中，志願軍有兩萬多人被俘。其中６６７３人返回了大陸，另外１萬４千多人去了台灣。

　　１９５２年４月７日，巨濟島的美軍戰俘營，戰俘甄別的前一天。七十二聯隊部的禮堂(稱“自由大禮堂”)，上面寫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大字：“反共抗俄誓師大會”。下面貼着一張大宣傳畫，畫了兩條道路，一條標明是“光明大道”，路的盡頭衣服和米飯等；另一條標明是“死亡之路”，路的盡頭是棍棒和刀子等。

　　李大安（原志願軍駕駛員，被俘後享受到了西方文明薰陶和感染，轉變成一位堅信投奔自由的鬥士），來到七十二聯隊一大隊，拿着一把特製的刀子－－牙刷柄上綁着一個刮臉刀片。他把１８歲自願回大陸的鄭伯濤拉出來（為開導鄭伯濤投向自由，李大安在他身上沒少花功夫，在鄭伯濤的胳臂強迫上刺了“反共抗俄”四個字），李大安抓住鄭伯濤，在他胳膊上一刀下去，直見骨頭，接着割下一塊肉來。李大安把這塊人肉往煤油燈上一燒，放進自己的嘴裡，邊嚼邊說：

　　“美國人說了，你們吃了聯合國軍的飯，要走得把肉留下。”

　　他接連又割下十幾個人胳膊的肉，用細麻繩串成一串，提在手裡，大聲叫着：“要回家的，把肉給我留下來！”。他割下的人肉越來越多，細麻繩拴不下了，他就讓一個小隊長拿着碗，跟在他後面，碗裡盛着滿滿的一塊塊的人肉。

　　王順清（李大安同夥）在審問要回大陸的志願軍英語教員林學逋。“你說，你到哪？”。回答說回大陸。王問：“你為什麼回大陸？”。林學逋答：“我生在大陸，大陸有我的父母和親人”。李大安走過來拔出匕首一刀刺進林的胸膛，問道：“去哪？”

　　林學逋憤怒了：“回大陸，跟共產黨！”（他不是共產黨員）。李大安讀遍美國的自由（中國）理論,裡面根本沒有這一條自由。他在林學逋身上一連刺了３０多刀。林倒在血泊中，年僅２０歲。

　　接着李大安用刀剜出林學逋的心臟，挑在刀尖上喊：“看清了沒有？這就是要回大陸的榜樣。誰還要回大陸？我要先看看他的心臟是黑的，還是紅的。”

　　……

　　在這個夜晚，被李大安殺死的還有張振童，被活活打死並剜去心臟的還有２２歲的楊文華。楊文華家裡還有老母和他心愛的未婚妻盼望楊的歸來。

　　在八十六聯隊戰俘醫務室的鐵皮棚子裡，三個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要求回國的戰俘，被美國的自由鬥士們把消防水龍頭插進他們的肛門，戰俘疼得亂叫，涼水把他們的肚子漲得溜圓，直到他們死去。三個戰俘連姓名也沒有留下。

　　……

　　這一夜在美利堅鷹翼下的自由鬥士，把能夠想象出的所有酷刑－－剜心、活埋、倒懸、串指、火油灌口、蒸籠蒸人、沸水煮人等刑法全部用到了同胞、戰友的身上。僅八十六、七十二聯隊，慘遭殺死的就有９９人，被割肉的３００餘人，被打成重傷的有３４０多人。

　　殺人之後，李大安把張振童、林學逋、楊文華肢體不全的屍體，脫光衣服，血肉模糊地放在地上示眾。旁邊放着七個大盆，裡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兩個盆里放着林學逋和楊文華的兩顆鮮紅的心臟。李向眾人宣布：“看清楚了，這就是回大陸人的下場！”

　　後來李大安、王順清令人把林學逋和楊文華的兩顆心臟，剁成肉餡包成餃子吃了。

　　次日（４月８日）是正式甄別，每個要求回國的人，經過甄別這一關，必須經過李大安和王順清、美軍看守拿着長刀守候的大門，在他們兩旁站着二十幾個拿着木棒和大刀的警備隊員，門口還站着一個美國憲兵班。每個要回國的人，都必須從他們的棍棒和刀叢中經過。第一個往外沖的志願軍戰士石振青，被亂刀殺死在路口上。

　　這天，七十二聯隊的７７００多名戰俘，只有７００人通過了那條死亡之路。

　　讀了整個故事之後，筆者真有點後悔原先的不以為然。像是當初對茶葉的不消一顧，直到進了勞改農場，被迫一年四季種植茶葉，品嘗到真正的春茶後，才發現這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東西。

　　這些自由鬥士，對待不同意見者用的是“車裂大辟，去勢敲臏，滅族棄市，食肉寢皮，犁庭掃穴”。以斬盡殺絕，斬草除根而後快，“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些最封建、狠毒、殘忍、冷酷、滅絕人性令人猝不忍讀的行為，在李大安追求自由的過程中，進行了充份的實踐。不論李大安是什麼派別、什麼背景，自由中國、民主中國、反共救國還是任何其它什麼。令人不解的是，他如何把追求自由的事業和對人性、人命的極端蔑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以喪心病狂、令人髮指的手段（別說這樣殺人，對動物都無法令人接受）去對付人的生命。以反共就等於是追求自由來算，李大安也是先驅了（比民運之父魏ＸＸ還早幾十年）。李大安在美國的訓練下，能幹出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心驚肉跳、不寒而溧的事情來。現在效力西方的自由鬥士們的心態，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今天ＣＩＡ在自豪生動地回憶：“遙想當年，‘毛選’初學了，獸性大發。青面獠牙，口號間，生靈灰飛煙滅。猶記當年由市革委組織人民群眾討論，給被抓的各種各樣的階級敵人量刑，小蘆和同志們一道，每聽到一個名字就激昂地高呼：‘槍斃！’”。（1）

　可見其對迫害他人至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可謂於李大安一脈相承、本質如故，毫無二致。

二、強權鷹翼下的鬥士

　　ＣＩＡ們會說：戰俘營里是中國人的內鬥，與美國無關。所有的志願軍戰俘營，都在美軍的控制之下。《志願軍戰俘紀事》一書中有多處介紹，美軍利用神職人員，把大量的兇器帶給李大安和他的同夥，在這裡限於篇幅而不一一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把原著找來一讀。在戰俘營里這慘絕人寰的一幕幕，都是在美軍的控制下發生的，如美國不喜歡這一切根本不會發生。其實在朝鮮戰爭中，美軍別說殺死敵軍俘虜，連平民百姓也成群結隊地屠殺。越戰中美軍使用“橙劑”（ＡＧ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不但使土地荒蕪、農漁產品受污染，還使平民受害得癌症、流產、生下畸形兒，禍延後代……

　　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對於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來說，真可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後來在冷戰中，美國在全球支持右翼軍人獨裁者，如智利的皮諾歇爾，在美國的軍事援助下，用美國製造的槍彈，血腥地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持不同政見者。若今天把中國交給美國來管理，除了那些為美國馬首是瞻、效犬馬之勞的自由鬥士、打手們，普通百姓只能是任由宰殺，如巴勒斯坦的千百名民婦女兒童，在死亡線上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一夜之間，殺三人挖二心，李大安的刀法，不能說不嫻熟。ＣＩＡ對於國學的功力也無人能說不深，然而他對中華文化了解得越深，對於中華民族就恨的越切。他寫過多篇文章咒罵中國人特別是大陸人的不寬容，不開化。那麼他現在對人性、人權的理解又是怎麼樣的呢？在《楓華園》的ＢＢＳ上，他先說要殺回大陸去，把中共領導人的人頭割下來，掛在城門上示眾。對於觀點與他不同的藹可女士，他發了一個題目為《你一個女流，應該嚴守婦道，為什麼熱衷於這種東西？》的長帖，在他眼裡女性沒有權力和自由來討論政治。對女性的蔑視和歧視，也體現了他內心深處對人性的理解。

　　如果說ＣＩＡ一個網上狂人，不值得多費口舌。那麼有着“信奉自由主義，有執著的民主理念以及深刻的中國情懷。”（2）的王丹又是如何。他深刻的中國情懷，先有不遠萬里跨越千山萬水，橫渡太平洋，為寡廉鮮恥的台獨分子呂秀蓮登台護駕。現有“自由亞洲電台”的新論：“各位聽眾，你們好，我是王丹。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丟人現眼，真是已經到了令人只能苦笑的地步，支持舉世唾棄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米洛舍維奇，沒想到對方被人民推翻，中國政府已經被重重地閃了一腰”。

　　對米洛舍維奇否是大獨裁，民主選舉下台否是“被人民推翻”，可見拙作《人權與主權的活話劇》（ｗｗｗ。ｆｈｙ。ｎｅｔ），此處略而不提。“丟人現眼”，“舉世唾棄”，國際上不信這一套，講究的是各自利益。美國在支持以色列屠殺異族時，在聯合國所有的國家中，除了美國和以色列外，舉世共誅之，面對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的反對，美國處之泰然。什麼叫“舉世唾棄”，“丟人現眼”沒有比這更清楚的，王丹又敢說美國一句，敢逾雷池一步？對主子的趨之若鶩、頂禮膜拜、言聽計從到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地步 。中國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官員，有影響力的人物，若收取國外的錢財，以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力為外國政府或公司說話，反對或危害自己的國家（在美國連收國外的錢反國內的黨都不行！），就是受賄，就是腐敗。王丹一方面對國內的貪污腐敗看似深惡痛絕，叫得比誰都響；而另一方面卻利慾薰心，對西方反華團體的黑錢，是那麼的迫不及待。受到一點誘惑就墮落，為蠅頭小利，什麼都好賣。賊喊捉賊，好一個強權鷹翼下的自由鬥士！

　　王丹自稱“不同的聲音是一個社會的發展與繁榮的重要前提”。但是舒乙先生發表了與王丹不同的聲音，王丹就顧不得這個前提了，什麼“在文壇混飯的；向當局獻媚的；徹底背棄基本良知的；無恥的文人”（3），王丹這篇短文總共只有五百個字上下，容量與文革大字報差不多。其詆毀人的形容詞竟如此之豐富，所占篇幅如此之大，令人瞪目結舌。當年老舍先生被紅衛兵小將打成“無恥文人”，今天老舍不在了，紅衛兵也過時了，但這不幸的一幕，卻又重演了，而表演的更是自稱為自由主義鬥士者。這一切就是因為舒乙說了一句“諾貝爾獎評委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這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不但海內外華人對其人極少知曉，更少閱讀過其作品並表示欣賞，可以說華人醜陋無知，無法欣賞高行健作品那“刻骨銘心的美”，那麼人才濟濟、人才輩出，言論自由的美國，更少有欣賞了解高行健的，根本沒出過高的作品。據《明報》報導：“高行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全世界的媒體無不感到意外，由於英美傳媒對高行健可謂一無所知，英國《衛報》中文研究專家指出「在英國劇壇起碼有六個人更值得獲獎」”。看來從某種角度上說，諾貝爾獎評委不但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也對美國、英國和全世界開了一個大玩笑。說某人開玩笑也是相當平和的語言，根本談不上罵人。筆者也不同意舒乙的觀點。但其父親老舍先生當年已獲諾貝爾文學獎，只是老舍被紅衛兵害死了。要是當年老舍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很可能今天就輪不到華人了，畢竟過去近百年才輪到一回。而老舍的兒子基於對父親和個人的原因，對諾貝爾文學獎有不同的看法。就算是個人義氣也好，私心也罷，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同意），就是堅決不接受，也可講明自己的觀點批評對方的立場，為何要進行人身攻擊？王丹是民運的新星，民運的旗幟，怎麼弄出這麼個詞藻堆砌的大雜燴來，是筆者對文革式的魅力理解不夠深？文革時在紅衛兵的眼中毛澤東是說不得的，今天王丹的腦海里西方成了神明，講不得了。至於寬容、人權、自由、民主，針對別人時是振振有詞，到了自己身上就面目全非了，如李大安顯身。要是王丹、ＣＩＡ之流殺回大陸，人民能幸福嗎？海外的民運、自由鬥士，漂亮華麗的名字，就像“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名稱一樣，金玉其表，敗絮其中。與民主、自由根本就沒什麼關係。

三、知恥更是勇

　　筆者批評民運鬥士無意，也不（可）能抬高中共，僅僅是希望林學逋的悲劇不再重演。不論是為了民主還是自由，李大安式的人物可以休也。看在人性的份上，知恥近乎勇！對別人的寬容就是自己的胸懷，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黨派。今天的中共已不是戰爭期間特殊材料製成的，也不是文革時期鐵板一塊的，多了吃喝嫖賭的貪官，也比過去多了一些寬容，作為一個六千萬人的大組織，裡面避免不了魚目混珠，龍蛇混雜。古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也是一個集體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人類社會發展進化的規律，不斷邁向民主、自由、寬容。現在的中共已不是由特殊材料製成，那麼我們不妨把其看成是普通的由血有肉組成的，而不必對其一味的誣衊。說實在的，中共不但不怕，而在心裡喜歡哪些不着邊際的誹謗，因為這不但不能打擊削弱中共，而只能適得其反。請看：

　　在《志願軍戰俘紀事》中，作者勒大鷹問當時僅１５歲寧願被打被殺也要回到大陸的小戰俘林模叢：“為什麼說共產黨比國民黨好？”已過中年、飽經滄桑的林模叢回答說：“那時想的很簡單。參加志願軍時還是個僅１５歲的調皮孩子。虜到了戰俘營以後，看到那些自由鬥士，打人、殺人、欺壓戰俘，無惡不作。這些人天天在給我上課，我就是在這種簡單的對比中認識了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國民黨。

　　在此筆者斗膽呼籲給中共以人性的、寬容的空間。因為民主的目的並非是為了打倒中國共產黨或任何獨裁者，民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寬容，相對合理公平競爭的社會機制。而這又是為了什麼呢？根本還是為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一個對內（！）寬容，公平競爭的社會，能最大地發揮人民的創造力，具有最強的凝聚力，“近者悅、遠者來”。筆者崇尚那些爭取民主反對專制不惜吃苦坐牢，而面對海外滾滾的反共加反華洪流、利益金錢的誘惑，能拒腐蝕，永不沾，出污泥而不染，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爭取國家人民利益的人士。

四、一點期望與主張

　　對於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新一代領導人應該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如在中國香港實行的，那種漸進時的民主改革。不光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更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國內眾多的貪污腐敗，主要原因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於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也就是上層建築不適應於經濟基礎的結果。要建立一個清廉有活力的政黨，必須從政治改革下功夫，不清除這些貪污腐敗，前對不起那些當年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烈士、先賢們，後將面對被人民所推翻亡黨的後果，古有“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 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相反共產党進行如同香港的政治改革（具體的時間和進度都是可以慢慢協商的，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那麼那些藉機為個人的政治利益而搞破壞的就站到了國家和人民的對立面，只能是自取滅亡。而部份公開競爭也能使共產黨在保持穩定的同時賦予更多的活力（戰鬥力和凝聚力），鼓舞人心成為民心所向，從而徹底改變目前的不利局面：國內的不用說，就是派到國外來的外交人才，在國際場合的表現還遠遠不如南聯盟、伊拉克、巴勒斯坦等不發達的小國家的外交官，以至於有理說不出來，說不響，反而讓那些無理強權表現得理直氣壯，頤指氣使。只有一個競爭的機制，才能使人盡其才，人才興旺，形成良性循環，從而徹底改變這種面貌。只要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實行政治改革，那麼包括筆者在內的海內外人士是不會糾纏過去的不幸（痛苦）經歷，而會願意和一個勇於面對現實，有活力的中國共產黨一同向前看。說不定到時候還會支持甚至參加一個民主化了的共產黨。民主改革進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萬丈深淵。願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民主的競爭中再顯進取革新，闖關奪隘奮進的身姿!　

　　不改革無異於厝火積薪，除了混一些時間外並沒有出路。眾所周知任何一個規模商業機構都要有一個商業計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不可有僥倖心裡，而一個大國的惟一政黨怎麼能沒有一個具體的政治發展計劃。前人的例子已經證明，自己主動改革遠比被動改革來得更為有利，越是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局勢太平時，改革越容易進行，收穫也就越大。反之等待對局勢失去了控制時也就沒有改革可以言了。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猶”；“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是值得殷鑑的。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是對自己很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此時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進行政治現代化改革，勇敢地直面與人民和歷史。那一定能夠得到所有愛國人士的理解和認同，齊心協力、眾志成城而浴火重生，開闢一番新氣象，定能重建輝煌、再立豐碑。前，對得起革命烈士流血犧牲；後，能振奮黨心、民心前途無量。從而在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勵精圖治，化腐朽為神奇，化干戈為玉帛。使國家民族有新的全面突破，在世界上國際上享有更高的地位，諾貝爾和平獎怕也無人敢來爭了。

　　民主改革並不只是共產黨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情民族的利益。讓我們一同回顧戰爭中的英雄們，他們是怎麼看待國家民族的，這是魏巍《戰士和祖國》中的一段：

　 二次戰役，我團在連戰幾晝夜之後，又受命迂迴敵人，需要一氣趕一百四十里路。部隊來不及吃飯，就連明扯夜地趕。走了九十多里，部隊就又困又餓拖不動了。有的困得前仰後合地上前走，有的腳上打滿了泡，搖搖晃晃地走着，還有一個營，坐下休息了。可是我們的團長呢，他年紀那麼大了，身子又弱，當他看到一個營停下了，他就喘吁吁地，很吃力地趕上去責備那個營長，隨後，站在那裡，提高聲音，對大家說：“不要忘記，我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是從鴨綠江北面來的！”大傢伙看着他，一個說話的也沒有。說着，他又用手指了指北方，非常嚴峻地問：“同志們，鴨綠江北岸是什麼地方？”

“是祖國！”隊伍回答。

“‘是呵，是祖國。’團長用深沉的語調重複，又問：‘那麼一百四十里路，我們走了九十就休息了，把敵人放跑，我們對得起祖國嗎？……’”政治委員說到這裡，不由得笑着，又說：“你說怪不怪，一提‘祖國’，就有這樣大的力量！部隊沒有休息，一直插到目的地。在臨到目的地的幾里路，有好幾個走腫了腳的戰士，他們不是走到的，他們是爬到的。”祖國，祖國，你在戰士們的心靈上，是有着多麼大的力量呵！

　 當年英雄們不計個人安危、得失。今天筆者希望更多的熱愛國家、民主和自由的人士，包括受過共產黨迫害的。識大體，不計個人的恩怨，包容並蓄，捐棄前嫌，以真誠寬容相待，“寧教天下人負我，休教我負天下人”。我們追求民主自由，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並不是為了打到共產黨。中共雖然是獨裁者，但以強加對方莫須有罪責的方法，是起不到正面作用的，也達不到任何積極標的。沒有人會輕易屈服於莫須有的罪名，這不在於好人或壞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可以沒有力量把中共趕下台，但不能沒有胸懷給人一個下台階。

　　行文於此，已是尾聲。 撫今思昔，李大安等罪不容誅，對人性極端蔑視之徒，一直（至今）在所謂重人權的社會裡，在富麗堂皇的人權牌坊下逍遙於正義法律之外，令人痛心。

遙望雲端，鷹隼高囀。秋煙外，殘陽如血。

２０００ 年１０ 月２４ 日　

（2）見胡平：《不同的聲音-推薦“王丹觀點”》（3）見王丹：《舒乙令老舍地下蒙羞》